1926年7月，周恩来即强凋要把“使军阀军队渐渐觉悟”作为共产党政治工作任务之一。同年8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积极在四川开展军事活动。11月，中共重庆地委作出决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川的军事运动，广泛开展对四川军阀的教育争取工作。
当年，中共成都特支书记刘愿庵就担任了刘文辉的秘密政治顾问，共产党员李静轩担任了刘的秘书长。他们对刘文辉及其部属旅长张志和、李铁夫、吴景伯等人都开展了工作。后来，张志和由共产党员洪沛介绍，并经中共川西特委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李铁夫成为刘文辉和共产党进行接触的联系人，吴景伯还曾对当时担任“四川军务帮办”，的刘文辉敲警钟说；“帮办不革命，我们就要革帮办的命！”促使刘文辉倾向国民革命。
面对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大业如火如荼，刘文辉开始忐忑不安，急忙派遣代表团到武汉去活动，团长就是张志和。代表团到达武汉后，找到了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寅达，向他提出给刘文辉部队国民党革命军番号的要求。同时刘文辉又借以张笃伦、张群的关系，与戴季陶等右派挂上了钩，投靠了蒋介石。结果，刘文辉如愿取得了国民革命军第24军军长的头衔，这时，刘愿庵策动24军副官处处长李铁夫等，创办了“国民书店”、“永宁书店”，又策动李铁夫与李静轩、钟善辅等创办了《革命日报》、《工友周刊》，宣传军事运动和党的统战工作，刘文辉对报刊给予经济上支持，也从中受到一定影响。
1932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与邓锡侯、田颂尧组成联军，向刘文辉进攻，爆发了“二刘之战”。双方投战之兵力约30万人，从成都巷战一直打到岷江两岸。1933年秋，刘文辉被刘湘击败，被赶到康定，其部之大部被刘湘吃掉。此时刘文辉剩兵不足2万，势单力薄，内外皆困，蒋介石又视他为眼中钉，总想伺机拔掉。素有“多宝道人”之称的刘文辉这时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找到了众叛亲离的原因，认为在策略上“不只要化敌为友，而要恕敌求友”，在方法上要施展“多角外交”，来个广交明友，争取外援，借以自固。
张志和主动牵线搭桥，劝他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他知道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有力量同蒋介石抗衡，同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也要拉上关系，虽然他们没有实力，声援声援，也能起一定的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为了加强统战工作，在武汉建立了长江局，周恩来任书记。1938年10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将长江局改为南方局，仍由周恩来任书记。1939年初，南方局迁到重庆。1944年11月成立重庆工委，由王若飞任书记。
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广泛展开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上至国民党中央一级的军政人员，下至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及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都是共产党进行工作的对象。
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利用刘文辉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争取他在抵抗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及对日妥协投降等反动政策上，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互为犄角。共产党的领导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及时给他指明方向，还要同1941年3月，中共南方局又派华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到雅安去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但他对共产党的态度，只不过是“拉点关系”借以解脱困境，企图东山再起。如他自己后来说他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和中国共产党拉关系，“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利害”。
1937年8月，李一氓随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由延安来到四川建立共产党与刘湘的正式关系。一天，中共地下党员韩伯诚对张志和说，李一氓邀你一同去延安见毛泽东主席。张志和听后十分高兴。他早就想到延安去参加实际工作，实现自己生平的夙愿。1934年他游历苏联时，亲眼看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使他不能忘怀，他坚信中国一定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乘飞机到达西安，受到林伯渠的热情接见。住了几天，便乘坐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汽车到达延安。
张志和到延安后，住在延安中共外交部。毛主席让李一氓先给他一本石印有关红军在江西几次反围剿的胜利战史。张志和也送给毛主席一本他们“辛恳书店”翻译的克劳塞维茨所著的《战争论》和一本张志和自己所著的《现代战争论》。
一天傍晚，李一氓通知张志和去见毛主席。他兴奋不已，穿过宝塔山，来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穿着一套灰布军装，梳着大分头。高大的身躯立于窑洞前，笑吟吟的，一见面，毛主席伸出一双大手，张志和大为拘束。
“伯言先生（张志和，字伯言），蜀人不闻则已，闻则惊人。我毛泽东可是久仰你大名啦！”
“主席，不敢当，不敢当。”
“唐朝也有个你的老宗亲，大诗人哕！名叫张志和。”毛主席握住他的手，将头发往后一甩，“他写了《渔歌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需归。’千古佳作！这次你来延安，也要为我们写首好诗喽！”周围的人，一阵开怀大笑。张志和顿解窘境。
主席和他对坐在茶几的两边，延安艰苦，破旧的茶几上摆有茶点，毛主席胜似亲人一般和张志和谈话。张志和向毛主席汇报了他一生经历，特别是对“江津兵变”做了详细的汇报。整整谈了一个通宵，毛主席认真听取了他的陈述，丝毫没有倦意。
远方的一束渔肚白已跃出天际，东方欲晓。
“主席”张志和异常感动，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我一直在心里有个请求，只是实在难以启齿。”
“哟！”毛主席燃起一支烟，大为惊疑，“一家人嘛！有啥不能讲的。”
“我想……”张志和受到鼓励，嗫嘘一阵，便坦言道，“我想留在延安工作，不愿再回四川继续过军阀的生活了。只是不知道党会不会要我？”
“那我们就求之不得喽！但是，从大局着眼，你还是留在四川为好。”毛主席推心置腹地对他说：“白区党的组织多被敌人破坏，需要重建，以你在四川的地位和关系是我们最好的人选。因此，留在白区比在延安好。”
临别时，天已破晓，清凉山飘过的春风拂动着，枣圃那一排坠满枝头的大枣随风摇曳，张志和心潮澎湃。
主席一手叉腰，一手挟着烟卷，高大的身躯向后一仰，用那著名的湖南乡音说：“你莫看国民党现时对我们还好，这是靠不住的，将来，他一定要打我们的。蒋介石与地方军阀是有矛盾的，你与四川军阀的历史关系最深，你可以去策动他们。尤其是刘文辉，就说我们共产党，对他期望甚殷。”
张志和双眼布满血丝，他神情凝重地点了点头。毛主席紧握其手说：“同志哥。第一步，你回去给刘文辉他们讲，要他们不要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不要与我们认真作对，只是随便应付一下。第二步，要他们在国共战争中守中立。第三步，最好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共同革命。”
“主席，我一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张志和大为激动。“我们谢谢你哕。一路上，注意保密。至于具体工作，由洛甫（张闻天）同志给你谈。凡是与你联系的人，一定是我们中央直接派出的人，其他人概不受理。”毛泽东紧握其手，反复叮嘱。
离开延安前夕，毛主席赠送张志和一张斯诺为他所拍摄的戴八角帽的照片，并亲笔题款。
张志和没有辜负毛主席的教育和期望，返回四川后，从各方面为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工作。通过他的引见，使刘文辉第一次会晤了周恩来，通过他的建议，中共中央给刘文辉和潘文华处派去代表，设置秘密电台。他成了刘文辉的军师和助手，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四川国民党上层人士的桥梁。
张志和解放后僻居成都，“文革”中受到冲击。后在周恩来的关注下，躲过一劫。
（四）
玉兔西落，河汉渺远。六月的西康夜晚，已渐近酷热。
水烟筒上明亮的火结倏地照亮了一张疲态清瘦的脸。那是刘文辉躺在凉椅上，正使劲摇扇纳凉。
“父亲。”轻手轻脚中走进了女婿伍培英，“共产党派了个人来，他叫张安国。”
“噢！”刘文辉一激灵，忙放下烟筒，挣扎着翻身欲起。伍培英忙俯下身，轻轻扶住他的肩。刘文辉方才起过身，将半片屁股搁在凉椅上，却不停在喘息。
季节多变，他的哮喘又复发了。
“好生接待。”舒缓一阵后，刘文辉吩咐道，“我们坐的是一条船。”
‘孩儿明白，”伍培英替他捶着背。
“这个人怎么样？你接触过吗？”
“张志和老先生送来的，格外可靠。王少春先生带他来时，我粗有接触。此人少年老成，谈吐不俗，行事很是机敏。”
“嗅！”刘文辉“啊”了一声。
“据家桢讲，他与这位张先生接触，那几日，适逢贺国光在西昌捣鬼。企图将西昌中央银行的黄金，银元全部运走，家桢在王灵官（王陵基）身边打探到消息时，这位张先生也在场。他当即就劝家桢转告您，万不能让贺国光阴谋得逞。最好发动下层民众，联合当地工商业界，利用群众声势，瓦解其阴谋。”
刘文辉不住地颔首点头：“家桢转告我了。培英，你这次干得漂亮。组织民团武装硬是从机场把银币和白银抢了回来。”
“还不是父亲的主意高。”
“共产党代表少春先生也给我出了主意，贺国光收买人心，发起募捐救济安宁河水灾，少春先生让我拨出一批大米去赈灾，那样灾民受惠更大。他又让我派兵协助群众兴修城西河流水利工程和市区道路，改善24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这样一办，还真管了用。”刘文辉不觉又感叹起来，“张志和去香港也不知情况怎样了，他和中共南方局谈得具体，我们才好与这位张先生打交道哇！”
刘文辉不知，此时张志和已赶至成都等候他。
几天后，刘文辉悄悄回到成都武侯祠旁的公馆。
借助大宴宾客的机会，张志和以老部属的身份成了刘家座上客。待至宴会一结束，刘文辉就在客厅单独将他叫进了密室。
“事情办得咋个样了？”刘文辉饮过两杯酒，喘息得厉害。
“我没能去成香港。”张志和面露赧然。
“啊！”刘文辉张大着嘴，惊异中屏住了一口气。
“我去目标太大。不过，我和重庆民盟派了赵一明、冯克熙赴港，向中共中央驻香港党组织的负责人汇报情况并请示一些起义的具体问题。俩人以商人身份出现，结果冯克熙在白市驿机场受阻，赵一明只身赴港。”
“此人可靠？”刘文辉回过神，又开始喘息。
“我指定的代表，重庆民盟的组织部长，绝无问题。他到了香港后，和民盟四川支部的范朴斋一道，去共产党在香港的负责人乔冠华家。”
“乔冠华？此人号称共产党的才子，1942年，我在重庆晤见周恩来先生时，见过。”刘文辉首肯道。
乔冠华作为周恩来的助手，曾在八路军驻重庆红岩村办事处工作过，主要分管宣传和外交方面的工作。他与曾任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共产党党内有“南北二乔”之称，俱是两大才子。
“乔冠华在共产党内也是个人物，他也认识您。共产党态度明朗，起义时机成熟了，我以为，您该表态了。”
“伯盲”，刘文辉叹了口气，轻轻唤道“赵一明赴港确系替我完成了一项大任务。但你有所不知，前日我们三家人（指刘、邓、潘3人）原先商定由家桢，邓锡侯的陈离连同你代表民盟，组成联合参谋部，统筹川康起义工作。但到现在，情况有变，潘文华部没代表，只好不了了之，望你能理解。”
“原来这样，当初未定潘仲公的代表，我就觉得不妥，也罢，你和邓长官考虑得周到。”
“那乔冠华代表共产党对我们起义持什么态度？”
“情况很顺利，”张志和心情轻松多了，“赵一明一到香港，乔冠华晤见他时，得知是你派的人去，他很高兴，也说在重庆见过您，开门见山就说，他已知道赵一明来港的意图，希望比较详细地把各方面情况介绍一下。赵一明便把重庆的形势。民盟的工作，国民党上层人员的思想情况，以及准备起义的设想作了汇报。乔冠华满意地说，重庆民盟及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都在为迎接解放努力工作。现在解放战争胜利形势已成定局，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把革命进行到底。刘伯承司令员已在北京广播”了向华南和西南进军的命令。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进行起义工作上应注意下面的三点。”
“哪三点”，刘文辉倾长身子急切相问。
“第一、张志和抿紧嘴唇吮了吮。“欢迎同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脱离国民党阵营，实行武装起义，但行动上应按照刘伯承司令员在北平广播的原则办事。
第二、起义人员的财产除其土地按照《中国土地法》处理外，其余财产概在保护之列。
第三、起义以后不得另立番号，不得自行移防，就地维持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起义部队的供给就地解决，听候中国人民解放军改编。”
“这三条意见不错。只是，这确系中共中央毛先生、周先生之意？”刘文辉不无疑虑地问道。
“刘伯承将军在北平发表的通电，那自然得到了中共最高层的同意的。”
“那样就好。”刘文辉点头道：“伯言三条意兄很好，我和邓锡侯、潘文华议一议，一定遵照执行。但是，希望中共地下党方面提出一些具体办法，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这样，我们行动起来就会不致于出现偏差。”
果然，张志和通过赵一明经中共四川地下党同意，提出“国民党四川地方军政人员宣布起义行动上应当注意的意见”20多条，于9月底交到了张志和手中。
刘文辉、邓锡侯看了这些意见，决定参照执行。当然，这是后话了。
（五）
1949年7月的成都，暑热难捱，旱象丛生。
中旬的一天上午，刘文辉穿一套蜀锦青衫，汗流浃背。刚才，他刚烧完一颗烟泡，管家就风风火火地闯进来通报，军统徐远举求见。
刘文辉一怔，大蒲扇轻轻滑落在地上。他婆娑着瘦削的下巴，暗自思忖，徐远举虽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实则乃军统派驻西南的大员。他与沈醉，周养浩等并称军统四大金刚，专门负责重庆红岩村、渣滓洞的特务与监狱工作。最近，又窜到成都，与张群、王陵基等打得火热，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内部时之也是嗤之以鼻，可谓恶名昭著。刘文辉一向不屑与之交道。
今天，他亲来玉沙街，有啥急事？刘文辉一边盘算，一边朝管家挥挥手道：“请徐处长客厅稍候！”
徐远举坐在客厅里，宽阔的脸上两只鹰隼般的双眼令人不寒而栗，双手置于膝上，正襟危坐。
刘文辉刚撩开马褂的下摆，跨入客厅，徐远举一眼瞥见，忙放了茶杯，从椅子上“嘭”地一下几乎弹射出来。他整整军容，双脚一靠，端正地行了个美式军礼。
“徐处长。”不待他开口，刘文辉客气地摆摆手道：“有何公干？”他对这位军统少将秦不感冒，心底里甚至有些厌恶。
“远举此来，……呃，没什么事，特来拜访刘主席。”徐远举垂手而立，恭敬地答道。
“徐处长，不必拘礼，请上坐。”刘文辉伸出一只手，眼睛闪烁着，却不动声色。
“嗅……”徐远举坐定后，张着嘴，却无从启齿。场面冷寂一阵，显得有点尴尬。“徐处长”待佣人迭上茶水后，刘文辉主动打破沉默，“究竟有何公干？”徐远举眨眨眼，狡黠一笑，旋即从烟盒中拿出一支烟捏松几下，这才点燃。
“刘主席，远举此来，特有一事禀报，请主席定夺。”徐远举从嘴中喷出一口烟雾，从座位上站起来。
刘文辉点点头，并不答话，只是端着茶杯用嘴轻轻吹散着热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