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先生如此挂念我刘某，实乃三生有幸。”刘文辉眼中大放光彩，急忙接过电报。
周恩来半是打趣半是认真地说道：“刘自乾先生不是人称‘多宝道人’吗！我们希望他能变多宝为一宝……”
寒夜相晤，剪烛话巴山。苦闷中，刘文辉初次拜见周恩来。“听君一席话，胜读千年书。”刘文辉感谢周恩来指点迷津。
“小六子是个败家子”张作相愤骂张学良，周恩来机智解尴尬。
“请自乾先生去成都为好”周恩来千里授妙计，刘文辉遂入成都会老蒋。
回到成都，刘文辉处处被监视。
邓锡侯夜半来访，军统寻衅，司机被打，刘文辉警卫连长被军统拘捕。
方正街中斗法，军统特务身首异处。刘文辉接口道：“事情闹大，正好到老蒋那里去讨说法”。
“就这样说定了，我们来个绅士协定，歃血为盟，共谋起义大局。”
（一）
知了声的呜叫已经沙哑无力，暑热在慢慢消退。雅安的9月进入了凉爽的初秋。
西北的西宁、银川和南方的长沙相继解放，战争重心已开始转移到西南。
1949年8月24日，苦苦挣扎的蒋介石仓皇逃到重庆，声言“打第二个抗战”。蒋介石为什么如此看重四川和大西南呢？
其实，解放军百万雄师未横渡长江之前，蒋介石就决心走好三步棋。第一步，如果仅剩西南一隅，便可依仗这些山高林密的苗夷地区，固守于此，第二步是退守川西北和西昌一隅，连接云南，保持国外通道，以待国际形势突变，东山再起；第三步是万不得已，退守台湾，求得最后的安身之地。
蒋介石亲抵重庆准备走好第—步棋。依托四川，应变图存，倾其家底最后睹—把。
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饶，群山环抱，且有剑阁夔门之险。自诸葛亮《后出师表》对其喷喷赞叹“成都平原，天府之国，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四川便有了天府之国的美称。
战国时，李冰父子修筑了都江堰灌溉工程，川西平原得以旱涝保收，川人生活得以富足安康。同时，四川也孕育出了伟人基业和名人雅土的华彩乐章。无尽的岁月过去了，尽管因工业文明的迟到，加之天然关山的阻碍，这里虽不是发达的地区，但仍然地丰人和，民众殷富，每列国家民族出现危难之际，它总会谦恭温良地提供一方庇护的场所。
八年抗战，国民党就是凭借西南大后方，与日本人周旋，保存了实力，这是历史的“宝贵经验”。蒋介石相信，正是因为自己英明，使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免受战火之苦，此地民心一定归附于他。于此，偏安西南，再图中原，或可成功。
蒋介石飞抵重庆后，召集张群、刘文辉等军政大员商讨军事大计。一时间，山城要人云集。饯兵败将们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自不量力的人摩拳擦掌，准备打第二次抗战。
8月27日，蒋介石召集刘文辉、邓锡侯、胡宗南、宋希濂等赴林园商议西南防务大计。胡、宋刚与解放军交手，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对割据西南的前景悲观，主张保存实力，主力移至滇缅地区。蒋介石不等他们把话说完，便断然否决：“展望未来，两广已不可保。在大陆上必须保存有大西南，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
张群立即响应，他主张西南联防，以重庆为轴心。胡宗南部20万人担任左翼，宋希濂部20万人为有翼，刘文辉、邓锡侯率本部居川西配合，合围夹击。痛歼共匪。
此主张深得蒋介石赞同。在实施了张群方略的同时，把何应钦侄几何绍周2万人部署于贵阳附近，扼守黔东门户，并在宜宾、乐山、雅安、成都各摆一个军，云南开远，昆明等地配置2个军，但这类布置纯属蒋介石一厢情愿。此时，围民党的根基彻底垮掉，剩余的残余部队，正规军、地方军，加之后方机关人员，也不过为120万余人，而解放军在节节胜利中已发展到400万余人，形成绝对优势兵力。蒋介石仅剩下西南、西北和台湾地区，最终面临身陷汪洋的境地。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通过新华社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文章。紧接着，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2野战军驰赴西南战场。
担负经略西南的二野是1949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由原中原野战军改编而成。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张际春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觳任后勤司令员兼政委。辖有第3。第4。第5共3个兵团，9个军，1个特种兵纵队和军政大学。9月1日，刘邓大军所属第3。第5兵团分别由芜湖、上饶等地区向湘西挺进（第4兵团已配属4野，转战华南）。同时。解放军1野第18兵团由贺龙、李井泉率领从陕西沿秦岭入川。
3个兵团像3支利箭直指大西南，刺向蒋介石虚弱不堪的最后的胸膛。
按照蒋介石在重庆的构想部署，刘文辉、邓锡侯二人即回到成都着手布置。
刘文辉返回成都后，次日便心绪复杂地回到了雅安。
王少在他的要求下，又来到其官邸商量起义大事。他走进屋一看，出乎意料，24军参谋长杨家桢居然破例在侧。
“少春先生，我把杨参谋长也叫了来。”刘文辉单刀直入切中正题，“想必你已清楚。他是我的全权代表，不日将去成都，代表我同川东地下党的代表进行谈判。呵，对了，川东地下组织那个代表叫什么名字？”
“张安国。”杨家桢脱口而出。
“对！对！张安国。”刘文辉一拍脑袋，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上次培英给我讲，张先生已到雅安，我还让他好生接待，我们坐的是一条船。少春先生，我去了重庆几日，贵党可有什么新主张，”
“有！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特地给你发来了电报。”王少春边说边从夹袋中掏出蜡封的竹筒来。
“周先生如此挂念我刘某，实乃三生有幸。”刘文辉眼中大放光彩，忙激动地伸手接过了电报。
他急速展开，仔细读了几遍。周恩来电文的大意是，大军行将西指，希望积极准备，互相配合，众志成诚，但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具体事项，可与当地党组织及刘、邓二野联系操作。
“好哇！好哇！恩来先生给我的电报，可谓汪洋渡舟，雪中送炭，少春先生，此次回来，我等已定决心，与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康袍泽一道脱离国党反动阵营，光荣起义。”刘文辉一面将电报递给杨家桢，一面诚恳地说道。
王少春点点头，欣慰地笑道：“自乾先生的明智决策，不仅可使人民免受战火涂炭，而且于国家，于民族也是善莫大焉之举，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是欢迎的。”
“谢谢！承蒙贵党不弃。这次从重庆回来，我与邓锡侯、潘文华一同商定，万不能和蒋帮祸国殃民之徒同流合污了。常言道，识时务老为俊杰。我们已下定决心。走起义这条路。至于其他事宜，由杨参谋长代表我同贵党代表商定。”话至此，刘文辉略一沉吟，又补充道：“今天叫你来，烦请你把我们的意见告之贵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恩来先生。”
“自乾先生放心，少春今夜就将你的意思转述党中央。”
刘文辉点点头，忙伸手接过杨家桢手中的电文，小心翼翼地藏于烟盘的机关里，然后对杨家桢说道；“家桢，你准备好了吗？”
“一切准备妥当。我明天就赴成都，川东地下党代表张安国已等侯多时了。”
刘文辉点点头，有些歉意：“让那位张先生久等了，地点选择安全吗？”
“不会有问题。张先生就住在张铁僧家。”张铁僧是刘文辉西康省田粮处的副处长，1948年参加了民革，曾是早期的中共党员。”35年，他被刘湘关押在生态‘反省院’，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安国的父亲通过关系营救出来。张安国与之关系不比—般。
“少春先生。”刘文辉满意地转过脸，真诚地说道；“我把底都交给你了哟！”
王少春意味深长地笑了笑。他在雅安一呆就是7年，与刘文辉打交道，总的来讲还过得去。但他的晴雨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走至今天这一步，实属不易。
（二）
“肝胆相照。我不也是什么底都交了吗？”王少春抬眼望着对方，刘文辉避开眼神，不自然地说道，“彼此！彼此！”
“周恩来副主席特地托人转告你，他说‘自乾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革命不分先后，党和人民真诚欢迎你脱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阵营，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
“这是一颗天大的定心丸”刘文辉仰天感叹道：“周公吐哺，莫过如此。”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公元前12世纪，周武王伐纣，灭了残暴的殷商，建立西周政权。立国不久，周武王驾崩，太子成王继位，周武王遗言；由弟弟周公旦监国摄政，辅佐幼主。
周公旦以皇叔、顾命大臣身份摄政，尽心尽责辅助成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一日，周公之子仍禽远赴封地，行前周公谆谆告诫儿子说：“我是父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我洗一次头要三次匆忙地手持头发，吃一次饭要三次吐出口中食物，为的是赶快去接待宾客，害怕稍有不慎便会失去天下贤士。”
这便是“周公吐哺”的典故。后人多以此典形容礼贤下士、广揽人才。
刘文辉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比为“周公吐哺”，虽不够妥贴，却是见其真诚心声。
1938年夏，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王明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途经成都。为了争取刘文辉反蒋抗日，三人受周恩来的指派，特地到方正街刘文辉寓所与之相晤。这是他同共产党上层的第一次正式接触。
刘文辉在其《走到人民的历史阵营》中一文有如下记述：
我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干1938年，即抗日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年。四川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现在，就我脑中印象最深而又认为重要的事实，略述如下：
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党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责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间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
1939年夏天，我和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第二次会晤。时距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蒋政府的各军政机关都已疏散下乡，抗战亡国论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故我们这次会晤，也主要是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问题。他们几位向我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阐述了抗战必胜、妥协必败的道理。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谈有重大影响的。
但刘文辉第一次真正晤面周恩来则是在1942年2月。
重庆有雾都之称。一入冬季，阳光鲜见，从早至晚雾霭沉沉，抬眼望天，分辨不清时令。
刘文辉借着夜暮掩护，悄然来到其驻渝私人代表吴晋航家。经过张志和的牵线搭桥，周恩来第—次会晤了他。
“自乾先生，你好。百闻不如一见。”周恩来那张方正的脸刮得千干净净，一身黑色中山装衬托异常得体。他伸出一双手，两道剑眉下目光炯炯，像深邃的海。
温馨的木炭火霎时红了刘文辉清瘦而激动的脸。1938年4月，他到汉口，国民党CC系首脑陈立夫却将他控制起来，隔断其与共产党的接触，周恩来知道后，便把“中国记者协会武汉部会”的负责人——著名记者范长江和刘文辉派驻汉口的私人代表邹趣涛找去。
周恩来令邹趣涛转告刘文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依靠群众，团结一致，把抗战进行到底。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道路，川、康地方实力派也应走这条路。”末了，周恩来半是打趣半是认真地说道：“刘自乾先生不是人称‘多宝道人’吗！我们希望他能变多宝为一宝，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作出贡献。”最后，中共中央决定，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革命的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和他接谈。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辛亥义举时，他曾在四川荣县宣布独立，脱离满清王朝统治，被载入史册，他曾当过毛泽东的老师。解放后，吴玉章出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党内外深孚众望，颇具影响。
刘文辉第一次见到这位闻名瑕迩的共产党人，由衷地赞叹说：“西安事件是中共在政治上的杰作，对愿意抗日的爱国将领，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吴五章则代表周恩来向他阐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抗战胜利而斗争”的精神。详细分析了当前形势…指明了抗战前景。吴玉章讲得有声有色，有理有据。刘文辉听得入迷；连连赞叹。
刘文辉当即拉着吴玉章的手诚恳地说道：“邹趣涛已向我转告周恩来先生的诚意，共产党于我可谓肝胆相照，恩来先生关怀勉励之心，日月可鉴。回西康后，我定本着你们的指点努力去做。”他返川前，周恩来还赠送刘文辉一套《新华日报》合订本和社认集，让他全面了解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
周恩来随时牵挂着他。1939年夏，刘文辉被蒋介石奉召赴渝，下榻曾家岩潘文华公馆。他面临蒋介石的打压，心急如焚。立刻让私人代表邹趣涛向共产党请教。周恩来派另一著名共产党人王若飞与之相晤。王若飞对他说：“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从对外转向对内‘曲线救国的政策是汉奸理论，我党是要彻底揭露，坚决反击的，蒋介石把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对势力，也把川、康地方实力派看成非嫡系的杂牌军队，时刻都在打主意整垮兼并。蒋介石是欺软怕硬的，如果妥协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直至把你消灭；只要你以牙还牙，坚持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周副主席让我转告自乾先生，只有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是出路。”
刘文辉感激之余，茅塞顿开。
寒夜相晤，秉烛话巴山。刘文辉回忆起周恩来对自己的关爱，心中非常感激。第一次相见，面对这位睿智机敏，行事周全、体恤朋友，个人修养近乎完善的著名共产党人，素有“多宝道人”之称的他突然变得拘谨了。
“彼此！彼此！”刘文辉松开手后，趁势坐下，将手伸向火炉烘了烘，解脱了局促。
“自乾先生，你的处境我是知道的。我们是朋友，还是武汉时我说过的那句老话，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周恩来温和的目光融化了他。
“周先生，我刘文辉竭诚拥护您的主张。‘变多宝为一宝’，坚决赞同贵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哈哈哈”周恩来习惯地抱着右臂，往后一仰，爽爽朗朗地大笑开来“先生勿要见怪。人称你是‘多宝遭人’，足智多谋，20余岁便是拥兵一方的霸主，现时情况下，我们是真诚希望你能在抗战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作出贡献。”
刘文辉赧然一笑，真诚地回答：“自然！自然！文辉责无旁贷，如有不弃，刘某人甘愿为周先生执鞭驱驰，充任马前卒。”
“自乾先生过谦了。”周恩来摆摆手道，“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则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
“对！坚持民主，反对独裁。蒋介石一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他并不攘外，安内却是积极。围剿红军，残害共产党人，打击我们这些地方实力派。他不抗日，我刘文辉是积极主张抗日的。就是大半个中国丢了，到雪山草地去，我要与日倭周旋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