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文
原文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余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译文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至于挨饿受冻，这并不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出粮食给他们吃，织出布来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给人民开辟了增产生财的途径，让他们自己富足起来。所以，尽管唐尧、夏禹的时候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时也有过连续七年的旱灾，但那时却没有一个人丧生饿瘦的，这就是因为贮积多，早做好了准备。
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比汤、禹的时候差，而且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然而积蓄却赶不上汤禹之时，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土地还有潜力，老百姓还有余力，能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未完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的人还未全部回去务农。人们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产生于不富足，不富足产生于不耕作，不耕作就不能安居于乡土，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易弃家，像鸟兽一样随处求食。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高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仍然不能禁止他们去做奸邪的事。
要知道冷的时候，人们不会奢求有轻暖的皮衣穿；饥饿时，也不会奢求有甜美可口的食物吃；人在饥寒交迫时，也就顾不得什么廉耻了。按人的实际情况说，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有饭吃，身上冷了不得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他的儿子，国君又怎能笼络住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老百姓从事种田养蚕，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地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也就能够得到民心而拥有人民。
老百姓呢，取决于统治者用什么方法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对东西南北是没什么选择的。珠玉金银这些东西，寒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可是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皇上重用它的缘故啊。珠玉金银这些物品，分量轻又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没有饥饿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人民随便离开他的家乡，盗贼有了竞相追逐的财宝，犯法逃亡的人有了轻便好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长成，收获也需要一定的人力，不是短时间里可以长成的。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体力的人扛不动它，这不是奸诈邪恶的人所贪图的。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着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服劳役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会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还要采薪伐柴，修理官府的房屋，供给官差。春天不能避风沙，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探望病人，赡养孤老，养育幼童，一切费用都要从这里头开支。农民们这样辛苦勤劳，还可能再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紧急征取，残暴肆虐，随时摊派，清早刚下发命令，晚上就加以更改。交赋税的时候，有谷的农民往往按半价卖掉，以应急用来完税；没有谷的农民，就不得不向人借贷任取其加倍的利息借债交纳。于是就出现了卖土地房屋甚至卖子孙来还债的现象了。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成倍赚取利息；小的开店贩卖，掌握时机牟取利润，每天都在集市上游逛，乘朝廷急需物资的机会，所卖的货物便成倍地抬高价格。所以商人家里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必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是上等黄米和鱼肉。他们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农田桑蚕的收获。凭借自己的财富，与王侯结交，势力超过官吏，利用钱财互相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豪华车盖络绎不绝；他们乘着坚固的车子，骑着肥壮的马，穿着丝鞋，披着绢制的长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法律规定虽然鄙贱商人，但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起来了；尊重农民，农民实际上已经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国君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却想要国家富裕，法制生效，那是不可能的。
当前的迫切任务，再没有比让人民务农更重要的了。而要想使老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食价格；提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老百姓用粮食作为求赏或免罚的手段。现在应号召全国的老百姓交粮给政府，交粮就可以得到封爵，就能赎免罪行。这样，富人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财，而粮食就可以流通。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些富有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取得财物来供给政府开支，那么贫民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是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法令一颁布，老百姓就能得到好处。既符合了人民的心愿，又有三种好处：第一，国君的费用充足了；第二，百姓的赋税减少了；第三，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照现行法令：“老百姓中出战马一匹的，就可以免除他家三个人的兵役。”因为战马是国家战备所必需的，所以可以免除兵役。相传神农氏的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流着热水的百步宽的护城河，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如果没有粮食，那还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治国的重要物资，是国家政务的根本。现在让老百姓纳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人的兵役，这同献给国家战马和粮食的贡献相比差得太远了。因此，国家这样做是很合算的。封爵，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皇帝一开口，就可以封给无穷无尽的爵位；粮食，是老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上而不会缺乏。得高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事情。假如让全国的人献粮给边境，以此来换取爵位、赎罪，过不了三年，边塞地区的粮食必定很充裕了。
解读
汉朝建立后，实行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力的措施，到文帝统治时期农业逐渐发展，粮食价格大大降低，商业也活跃起来，但随之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即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农民被迫流亡，危及封建秩序。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阐明了要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和人粟拜爵的办法。实行这样的主张和办法对于暂时改善农民的处境有一定作用。文章条理明晰，说理透彻。
活学活用
疏，作为一种文体，它属于论说文范畴，用于向上级陈述意见，疏通道理。所以它要求分析明晰犀利，逻辑紧密有序，说理透彻周详。西汉政治家晁错向汉文帝进的这篇《论贵粟疏》正是如此。本文虽属论说文，但其中叙述文字占有较大比例。讲述农夫的辛勤劳作情景，作者满怀同情；列举商贾投机取巧，富厚逸乐，则流露出不平和愤慨。这些段落文字简练，富有表现力。排比句式的频繁运用，增强了文章的气势。综观全文，婉转一体，敛气蓄势，慎吐轻嘘。主张入粟于边，却从农商对照、社稷安危说起。写农夫的辛劳，商人的逸乐，入骨三分，曲尽其情，真是大处着笔，小处泼墨，无不相宜。说理是那样深入透彻，周详圆通；结构是那样环环紧扣，照应自如。全文在整体上显示出一种严饬而不枯涩，摇曳而有次序的风格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