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论文是以四个重要的定理开始的。他并不打算从历史的角度详细分析18世纪末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状况。康德反思了自己思想的现实意义。他一方面保持自己的写作心境，另一方面实现在哲学上毕生追求的目标，自从他预先为自己选定学者之路以后，任何事物都无法阻挡。
早在40年前，当他还在大学学习并写作《关于活的力的真正测算的思考》时，就决定，只听从自己的理智。那时，他觉得大肆反驳笛卡尔、牛顿、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等大人物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认为，“人类理智已经顺利摆脱那些过去由愚昧和敬畏所加给它的枷锁”，虽然他也知道，大多数人可能不会放弃像羊群跟在头羊后面悠然前行的那种安逸。40年之后，康德再次鼓起青年时期的勇气，并再次抨击他的同时代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摆脱因自己的原因造成的幼稚的起点。而幼稚就是无能，需要他人的引导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幼稚是自己造成的，除非幼稚的原因是缺乏理智，而不是缺乏决心和勇气，不需要他人的引导也能使用自己的理智。鼓起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座右铭。”
康德说到这个重大问题时使用的语调，使人不得不将他有关启蒙运动的文章理解为不涉及任何具体问题的哲学预告。有人说，康德老于世故地采取超然立场，充当“远离真正的党派斗争的哲学家”和“宣告精神自由的预言者”。康德的《回答》被人认为是脱离现实的修身养心的文章，针对这种印象，需要特别强调以下四点：
自己造成的幼稚。启蒙运动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使我们“开始”摆脱一种与成年人不相称的情境。康德没有说，人已经成年。他只说，幼稚到处可见；同时他还指出，到摆脱幼稚的时候了。从概念史角度出发，康德首先使用了“成年”（majorennes）这个法律术语。“成年”这个古罗马的法律概念表明孩子已经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和扶持，已经能够自立的一种状态。移植到德国法律以后，成年的观念可以翻译成日耳曼语的“mu nt”：谁已经成年，谁就既不需要地主的照顾，也不需要家庭的“监护”这种辅助性保护。比如，早在1721年，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就在《德国政治》中指出：“孩子一旦能够自己照顾和支配自己，那么按照天赋人权他们就已经成年。”康德也同意这个规定，他指出，大多数人虽然“早已被自然免除了他人的引导（天赋人权意义上的成年，naturaliter majorennes）”，可遗憾的是，他们还是非常幼稚。康德1797年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学”一章中，再次强调了“成年”这个词的法律意义；在1798年的《人类学》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孩子自然没有成年，他们的父母是他们的自然监护人。”
然而，自然的发展过程表明，孩子将来会“成年（majorennes），会当家做主（sui iuris）”，并在家庭生活之外获得自己的自然独立性，而社会存在和普遍意识却非常可悲。幼稚到处可见。正如康德举例说明的那样，幼稚甚至也蛮好的。人们相信书本上的东西，自己不思考。在这方面，宗教或神学著作尤其享有极大的权威。教士们总是牢牢地控制信众，不让他们成年，并以灵魂救助者自居，关心他们的幸福，给他们指明通往天国的道路，而且闭着眼睛就能到达天国。“帮我鉴定食谱的医生”虽然无微不至地照顾自己的病人，但是也往往自以为是权威，人们会自愿服从。在《人类学》中，康德还举了另外两个例子。他提到了自称为“国父”的国家元首，因为他们需要比臣民更清楚地知道，怎样引领作为群体的臣民走向幸福；对那些本来早应该成年的学者，康德也提出了幽默的批评：“学者们在家务事上通常乐意听夫人的，让她们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有一位埋头于著书立说的学者听到仆人‘房间里着火了！’的呼叫声以后回答说：‘你们知道，这类事情归我的夫人管。’”
所有这类幼稚的事实际上是存在的，是正常情况。然而，它们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不能改变的。这一切都可归因于“自己造成”这个谓词。因为这显然是两回事，作为成年人能够做一些他想做、也确实能做的事。康德认为，可能的事不等于现实的事的原因，不完全在于权威、宗教、医生和家庭这些监护人，而是在于人们自己，他们像孩子一样永远长不大，安逸舒适。康德向人们呼吁，最终要使用成年人的权利，而且自然早就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康德知道，迈步走出摇篮，没有监护人的引导，独立行走是非常困难的。在刚开始自己行走时，谁要是害怕磕碰和跌倒，“谁通常就不敢再尝试向远处走”。因此，对每一个单个的人来说，“要摆脱几乎已成常态的幼稚，绝对是非常困难的。他甚至已经爱上这种幼稚。”
然而，人们已经认识到，能够自立和独立思考，是人的天然本性。能够做什么事，包含这样的知识：能够做的事情，就要去做。但这种知识还不表明能做，因为一个人只有做了自己能做的事，他才能确信自己能做了。这一步是不可避免的：鼓起勇气。康德反对懒惰、胆怯和懒散习气这种第二本性，提出了“决心”和“勇气”，必须敢于行动。
鼓起勇气！鼓起勇气进行思考！我们不知道康德到了1784年是否还记得，哈曼1759年对他提出的这个要求。但是他知道，这是他最喜爱的一个拉丁语作家说的话，他总是很喜欢引用这位作家。事情是这样的，贺拉斯给洛利乌斯·马克西姆写信，鼓励这位年轻的朋友，不要游手好闲和精神散漫，而是要积极行动，使自己的精神力量充满张力：鼓起勇气！行动吧！“你要下定决心追求真理！大胆地走出第一步！”谁要是打算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谁就得立即开始，否则他就会像那个农民一样遗憾终生：他静静地站着，等着河水流走；而河流却一直流淌着、涌动着并且永远奔腾不息。—这是贺拉斯提出的一个符合生活实际的建议。他的“鼓起勇气”距离启蒙运动的哲学准则还很遥远，必须赋予文化语义学的含义，才能为康德的哲学准则所引用。
从文本学的角度看，贺拉斯到康德经过的是一条非常曲折的小径。许多哲学史家都曾搜寻他们的足迹，连一家大型日报的小品栏不久前还就这条准则本身进行了讨论。可以肯定的是，“鼓起勇气”对“真理爱好者”起了重要作用，“真理爱好者”是1736年在柏林由恩斯特·克里斯托夫·冯·曼托伊费尔伯爵发起成立的一个小型学者团体。这个团体的宗旨，首先是保护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哲学免受保守的基督教社团的攻击。人们还记忆犹新，沃尔夫于1723年被驱逐出哈雷，10年之后才获准重回故地任教，但遭到正统教士们的敌视和攻击。哲学研究应当摆脱宗教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条条框框。当时人们还特意按照意大利社团的风格铸造了一枚纪念币，纪念币的象征性寓意是由激进的自由思想家约翰·弗里德里希·瓦赫特设计的。1740年11月23日第47期的《历史纪念币娱乐周刊》上刊登了这枚纪念币的图片，文字说明是：“正面为密纳发（罗马神话中司智慧、学术、工艺和战争的女神；在古希腊神话中是雅典的保护神，叫雅典娜·帕拉斯。—译者注）侧面的半身像，可见脸的左部，带着头盔，身穿铠甲。头盔的装饰是月桂花环环绕的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形象和羽毛笔。题词：‘鼓起勇气！’这是引用了贺拉斯的话：你要勇敢地迈向理性！”将密纳发这个手工业者行会的保护女神和卓越的女战神同莱布尼茨和沃尔夫放在一起，寓意启蒙运动的哲学的斗争的一面。如果你只爱真理，那么你必须鼓起勇气，正如“真理爱好者协会章程”（Hexalogus Alethophilorum）所规定的，即“所有成员应当坚信，没有充分的根据（沃尔夫语），不能判定任何事物的真与伪”。
喜欢追根寻踪的读者大有人在，比如有人在一个名叫约翰·科赫洛伊斯提出的人道主义中就发现了“鼓起勇气”这个说法，此人1512年跟随哥伦布探险旅行时呼吁年轻人“要勇敢”；还有的人经考证，认为“鼓起勇气”这句话是路德的人道主义顾问菲力浦·梅兰希顿于1518年说的。其他的例子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总之，康德使用的座右铭是有故事的，在这个故事中，进行研究的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意志起着重要作用。康德非常重视使用自己的理智，因而强调启蒙运动的纲领性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早在人文主义时期和启蒙运动早期就已经提出来，并首先得到了沃尔夫的通俗化。老年康德也没有忘记沃尔夫的拥护者马丁·克努岑曾经给他介绍的东西：使哲学认知（cognitio philosophica）在其他认知意图或与事实相关的单纯知识中一枝独秀的，是成年人摆脱他人引导，进行自我思考并检验这个真理要求的能力。理性的自主思考的自主权应当代替由外来因素决定的理智的非主权。康德在《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发表两年之后，在《柏林月刊》上再次明确强调了这一点。能够在思考过程中保持方向，这是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前提。“自我思考通过自身，即通过自己的理性寻找检验真理的最高准则；而随时进行自我思考的准则就是启蒙运动。”
公开使用理性，或学者的自由。康德的启蒙概念看起来是纯粹公式化的。康德不同于其他更多地援引确定的知识或得到肯定评价的教材的启蒙思想家，他只要求自我思考的自由。对理性思考的可能内容他没有预先作出任何规定。他的准则是“在使用自己的认识能力时采用否定的原则”。这个准则反对由现有的教育观点、宗教体系、原教旨主义的目标规定或国家规定的教条所施加的任何强制。不过，对康德而言，这条准则也仅仅是一个虚数，他没有找到正面的例子。现在康德开始进行自己的研究。“对这场启蒙运动别无所求，只要自由；也就是说，只要可以称之为自由的自由中最不可侵害的自由，即全面而公开地使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
然而，在一个实施军事纪律、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的国家中，谁拥有这种自由呢？“军官说：别发牢骚，好好操练！财政大臣说：别发牢骚，好好纳税！牧师说：别发牢骚，好好信仰！”相反，谁又能捍卫“发牢骚”的自由力量，即捍卫为了自身利益的理性的自由力量呢？只有能够传播自己思想的学者能够捍卫。“我的理解是，所谓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就是每个人作为理性的学者在读者面前使用理性。”
康德在这里所作的归纳是非常独特的。它与通常的语言使用不相符。他将理性的使用分为“公开的”和“私下的”，并分别归纳为自由或顺从，这一看就知道同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相矛盾：人们在私底下进行的思想活动是自由的，而人们要在公众场合表达这些思想，就得服从强制。康德恰恰挑衅性地颠倒了这一点，从而使他的启蒙构想有了社会政治的冲击力。
也就是说，康德认为，人们根据自己享有的“公民地位”可以思考和表达的内容就是理性的私人使用。人是“机器的一个部件”，必须发挥他们的作用并且履行各种职能。军官和士兵服从命令，公民纳税，牧师要以上帝的名义布道，并且照料自己的教区。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成为机器系统的零件，这个系统让各个零件适得其所，允许它们进行自由的理智活动。相反，康德认为，所谓理性的“公开”使用，就是人们不是根据其有限的地位去遵守的内容，而是作为理性的人想给不受限制的公众介绍的内容。归根到底，这就是普遍的“世界公民社会”，只有在这个社会，理性的公开使用才能充分自由地得到发展。因为按照康德的看法，这是学者对真正的公众“即世界”说话的无限权利，只是在使用自己的理智，无需宗教、国家或军队等监护人的引导。
康德极为重视自己所作的区分，结果引起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因为他的区分割裂了人的统一性，主张一种使国家机器运转不稳定的双重生活。因为康德同样承认军官、公民和神职人员享有无限的思想和新闻出版自由，只要他们作为“学者”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一来，军官对作战中的失误也能发牢骚，公民对国家规定的非法也能提出抗议，而神职人员也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对所在教会的象征、机构和教义提出批评。
康德所作的是一分为二的归纳法，一方面是理性的私人使用，遵纪守法，公民的地位和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是理性的公开使用，自由，人的存在和世界公民社会。这种归纳法虽然非常独特，但也与一些事件和当时进行的讨论有关。康德将启蒙运动的重点首先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在宗教领域，当权者特别喜欢“扮演其臣民的监护人的角色”。这一点虽然不能证明以下说法：康德当时具体援引了两个宗教案件，而开明的泽德利茨分别在1776年和1783年以宗教事务部内阁令的方式对这两个案件进行了干预，理由是，不得限制神学家们的思想自由，除非他们不是作为学者面向公众；只有在他们作为所在教区的灵魂救助者的时候，他们的上级才可以约束他们并规定他们的义务；可以相信，那些受到指控的牧师们知道区分这两点。总之，康德的辩护表明了他所认为的启蒙运动的现实性：“在宗教问题上不是要给人们作预先规定，而是要给他们以完全的自由”。
可以肯定地说，康德读过恩斯特·斐迪南·克莱因1784年在《柏林月刊》4月号上匿名发表的《论思想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克莱因在巧妙地收集并详细引用了腓特烈二世破口大骂那些“权力欲膨胀的牧师们”早就不该限制思想自由的话之后，谈到了康德后来所作的那种区分：普鲁士军队的权力和“普鲁士市民阶层”的秩序是以“服从”为基础的，而著作家享有“真正思想的自由”。公民、军官或国家公务人员必须以服从为天职，但面向普通公众的著作家能够，必须，而且应当是善于勇敢地使用密纳发长矛的“大胆的发牢骚者”。
哲学家和国王。克莱因拼凑国王的引文，将已经执政44年之久的腓特烈二世作为自由思想的保护人加以介绍，一定正合康德的心意。他想知道克莱因将读者的想象力引向了何方；那个酷爱哲学和艺术、1740年登上王位的年轻腓特烈是如何积累自己的思想并阐述自己的启蒙运动纲领的。—所有人都享有追求幸福的同等权利。哲学和出色的鉴赏力的曙光也应照耀到他的臣民。启蒙越多，迷信越少。一个国家不应只有一种宗教，因为一种宗教的垄断会导致精神的暴政。各种信念，包括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信念，都可以得到同样自由的表达。权力欲膨胀的神职人员不应该限制思想自由。在我国，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至福。—康德在评价中概述了这些意见：虽然还没有太多的人在宗教问题上安全而顺利地使用自己的理智，这个时代还远未完成启蒙，但是国王已经为臣民“开辟了一个可以修身养心完成启蒙的领域”。在这方面，对于康德来说，启蒙时代和“腓特烈世纪”是一回事。
当然，康德也看到了克莱因以“服从”一词所总结的事情的反面。也许腓特烈大帝当时很厌恶自己的政治手艺，咒骂自己生于帝王之家。但他精力充沛，无情地推行强权政治，锻造了一个公民在其中必须服从和履行职能的军事和国家机器。普鲁士国家占据了上帝空出的位置，对国家的义务取代了对上帝的敬畏。在普鲁士盛行对国家发牢骚；因此康德同意克莱因的评价：即使“勇敢的发牢骚者”也必须无条件地承认不可或缺的服从精神，这种精神“仿佛是普鲁士国家的灵魂”。康德借老弗里茨的嘴说出了克莱因的话。“但是，只有一个自身完成启蒙，无所畏惧，而且拥有一支纪律严明，人数众多，能保证社会安宁的军队的人才能说出一个自由国家不敢冒险说的话：你们爱发多少牢骚，爱发什么牢骚，随便！但必须服从！”
热爱自由的哲学家康德的性格说明，他不会简单地听任开放的领域和封闭的机制之间，理性的公开而自由的使用和国家公民义务的履行之间的冲突。他简述了解决这种紧张关系的方式，读起来仿佛是警告。因为在这种语境中有必要提到“自由国家”和“革命”吗？一个月以前，康德在发表于《柏林月刊》11月号的《从世界公民观点看一般历史的观念》中指出，启蒙运动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机器的极端可疑的战争，终将导致一种世界公民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经过几次颠覆性的革命”，人的禀赋能得到自由的发展。在他《对“何为启蒙运动？”这个问题的回答》一文的末尾也有类似思想的火花。康德以前曾经说过，他不希望发生革命，因为革命不会带来任何真正的思想革新，只能产生“为毫无思想的广大群众服务”这样一种新的偏见。他说这种模棱两可的话虽然在表面上安抚了大家的情绪，但是，如果“鼓起勇气！”成了群众的座右铭，如果人的自由思想的可能性成为普遍的现实，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康德虽然没有预测详细安排的启蒙运动的政治规模，但他暗示了强制的国家压制和无拘无束的牢骚之间可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如果自然“点燃”了人类对“成年”的希望和使命，并且自由思想掌握了“人民的精神”，那么，启蒙运动将逐渐影响“人民的性情（人民因此越来越能够自由行动），最终甚至会影响政府的基本原则，到时政府本身会认为，按照人的尊严对待目前被视为机器的人，是正常的”。
这位博学的哲学家以几乎毫不掩饰的话语向他的喜欢思辨的国王建议签订某种契约：自主理性的公开且自由的使用，是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的最有力的保证，但条件是，应该遵循的政治原则本身要与理性的自由、普遍、公开和无限的使用相一致。1784年的革命行动的威胁就反对将大多数人—机器作为庞大的国家机器的零部件驯服得像孩子一样。5年后，这种威胁在法国变成了现实，而康德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狂热旁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