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问题比想象的要困难。康德既没有使自己的道德哲学见诸文字，也没有能够回答他在论文中提到的那些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果将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用明确的界标分开，那么，这两个世界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对表现出来的对象的感性认识的主观条件与实际存在的事物或实体本身究竟怎么比较？如果纯粹理智或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不是感性直观的，那么它究竟以什么为根据？
1770—1771年冬季，康德似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他计划中的道德形而上学研究毫无进展，他对兰贝特表达的愿望，即他对纯粹理论理性的形而上学的清理工作“不必经过太大的努力，就能轻易地获得适宜的详尽性和明晰性”，也面临化成泡影的危险。他眼看着自己一筹莫展的哲学研究不能很快对形而上学的问题作出回答。正如他在1771年6月7日给友人马可·赫茨信中所说的，他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需要努力设法解决，但可能比较费时。此外，这个冬天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而有效的工作时间又太短，无法可靠地断定和批判地解释“以人类心灵力量的主观原则为基础的东西与涉及对象的东西之间的区别”。
康德化解了他自己所陷入的危机。他使自己镇静下来，并且还想消除他的学生心中的担忧。因为赫茨在康德的教授就职论文通过答辩之后，离开了柯尼斯堡。他可能已经听说，他最尊敬的老师只认为形而上学的反思是无用的，是大家无法理解的冥想；只有少数呆在书斋中的学者对它感兴趣；它同生命毫无关系，对道德教育没有任何用处。这位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据说对教书这个行当“极度反感”，“厌恶”取代了心醉神迷，而他从前曾因为这种心醉神迷注定沉溺于形而上学。赫茨从得到的消息中援引了下面的话：“因此您认为，道德对一般人而言，仅仅是衡量学者的研究。”
马可·赫茨的信写于1771年7月9日，康德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正好在《柯尼斯堡学者和政治报》（1771年7月5和12日的副刊）上读到匿名文章《一位怀疑者的沉思》。他知道，这是他的朋友约翰·格奥尔格·哈曼翻译的大卫·休谟的早期（1739—1740）道德哲学巨著《人性论》的主要章节（第1卷第4章第7节《关于人类本性的论文）。现在，正像这位硕士早期的一位学生所说的那样，康德一直很赞赏这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和怀疑论者在理论哲学领域的研究，早在1755年，《人类理解研究》（1748年）的德译本刚刚问世的时候，他就认为，休谟“对他的深入研究极其重要，使他的思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人类理解研究》的语调焕然一新，打破了传统经院哲学的稳定和宁静，他对此感到激动不已。但是，现在他面临被这位怀疑论者的能量抛向漆黑的深渊的危险。因为休谟的《沉思》使人对康德的教授使命产生了怀疑。休谟《人性论》的第1卷第4章第7节放弃了任何传统形而上学这种知识形式。形而上学的失败使这位怀疑论者像一艘沉船一样搁浅在光秃秃的岩石边，面对自己的死亡，“不敢驶向无边无际的大海”。形而上学对世界、世界的第一因和基本根据的任何考察，结果都是陷入无法解决的、席卷一切的矛盾，只有错误、幻觉、欺骗和自相矛盾以最漆黑的黑暗包围着理智。“费力地研究人类理性中这些形形色色的矛盾和不足，使我感到筋疲力尽，使我脑袋发胀，因此我准备抛弃一切信仰、论证和各种等级的可能性。我在什么地方或者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由什么原因获得我的存在，我未来的使命将带我走向何方？”
首先是休谟的自我询问深深地触动了康德。他再次认识到自己的真正使命和道德职责。休谟从形而上学的幻觉向存在和道德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的转变，给康德指明了他自己愿意选择的道路，但他的职业又不允许他作这样的选择。他犹豫了7个多月才答复马可·赫茨的担忧，直到1772年2月21日才给赫茨寄出“关于我的思想活动方式的简要说明”。深夜的黑暗逐渐见到了曙光。远方地平线上仿佛出现了一种可能：即国王下达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的任命与休谟对每一种可能的形而上学及其不可解决的矛盾的攻击之间可能得到调解。康德感到自己面临一个新的任务。他第一次说明了《纯粹理性批判》的大纲，“如果纯粹理性完全是理智的，那么，这个批判就既包括理论认识的本性，也包括实践认识的本性。”这是那个同康德的名字密不可分的新构想：《纯粹理性批判》的诞生地和诞辰。
康德想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反思他的职业令他卷入的是与非，而且还想照亮他在区分感性和理智、表象和对象、现象和本质时陷入的黑暗。康德打算以后再撰写研究道德的纯粹原则的纯粹理性的实践部分。他打算首先撰写阐述形而上学认识世界的本原、方法和界限的纯粹理性的理论部分。他想借助这个理论部分摆脱休谟极端的怀疑论使他陷入的危机。他不想局限于那些人们用来否定一切，并当做纯粹幻想一笔勾销的纯粹否定的定理。他认为必须确立一种新的“纯粹理智的观点”或者至少划出它的界限。“这就是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而且他相信能够在“大约3个月内”完成他的计划。
这本预告中的著作的写作大事记的描述十分详细。沉默寡言的康德成了一位哲学史上的人物。首先，他同赫茨的通信是一个资料来源，从中可以看到康德十年来的思想发展和心境变化的历程。在这十年中康德几乎没有发表任何东西。因为不仅他所设想的三个月很快过去了，而且多年过去了。需要证明的新的材料和新的问题越来越多。他一再承诺他的著作很快就能脱稿，却一拖再拖。康德要履行教授的义务，主持教学小组的工作，收集参考资料。他开设的形而上学、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学的讲座听众踊跃。他大学时期的著作在学界广泛流传。但康德对此并不感到十分高兴。因为正如他在1778年8月28日给赫茨的信中所说的，首先就他的形而上学的讲座而言，“要想从笔记中准确地弄清楚我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康德与那些对他的任命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同事们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他不管这些人吹毛求疵的对抗和刁难，反而喜欢嘲笑他们学院式的“学者的傲慢和迂腐”。他更喜欢在每天吃午饭的公共客栈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他讨厌理智的狂妄自大和矫揉造作。“这位哲学家在乡村酒馆比跟心智颠三倒四的人待在一起更自在”。关于他的社会交往下面再谈。不过，康德最喜欢的是同善于处世的朋友交往，可以同他们聊天、开玩笑和争论。他最好的朋友英国商人约瑟夫·格林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每天见面。还有格林的商业伙伴罗伯特·莫瑟比，法学家和著作家约翰·格奥尔格·舍弗奈尔，警察局的行政官员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希波尔。康德同希波尔经常在格尔拉赫客栈—普雷格尔岛上的一家台球房—一起吃饭。饭后，康德喜欢散步，通常是沿着荷兰林荫道或后来以“哲学家之路”闻名的河滨小道。在新鲜的空气和自由的运动中，新思想不断涌现。鲍罗夫斯基写道：“这里就是他的纯粹理性批判草稿的真正诞生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哲学家之路，康德当时常常在这条路上散步。”这样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他以前的创作之流似乎完全干涸了。
生活就这样过得平静安稳，要不是一本小说将康德吓了一跳，他的生活也许就这么过下去了。1778年幽默小说《先辈的生命历程》第一卷出版。康德对此可以发出由衷的笑声。小说中以第一人称出现的讲述者亚历山大从他父亲那里听到了对大学及其目光短浅的教授们的批判。康德首先从这种批判中认清了自己的立场。他的许多同事就完全吻合亚历山大父亲所描述的形象。这是一群不敢越行政法规和教科书通则这个雷池一步的奴仆。他们自己不思考，而是反刍别人的思想。他们在讲台上将书本知识灌输进年轻人的头脑。他们不讲生活实践所必需的知识，而是现买现卖他们在自己专业领域内的那点有限的知识。他们大多是枯燥乏味的学究。只有当他们彼此争吵时，他们才有一点点生气。“教授是一潭死水，正在腐臭。”
1779年《生命历程》的第二卷出版。年轻的亚历山大没有听从父亲的警告，前往柯尼斯堡参加阿尔伯特大学哲学系主任安排的入学考试。这样，他认识了一位虚弱的小老头，“祖父辈的教授”。这位教授乱七八糟地预先给他将一切可能的东西加以哲学探讨，他似乎再也理不清自己的思路，原本挺好的想法，突然变得无法理解，没有针对性，往往离开本题，胡说八道。他从“天使般纯粹的理性哲学和人类感性哲学”，谈到灵魂的自然学说和神灵故事，谈到必要的概念分析和辩证的“虚假逻辑”。不过，这位年青的考生没能弄明白这位禀性古怪的老哲学家头脑中的想法。
首先，当他谈到形而上学时，亚历山大觉得自己很迷惘。形而上学应该同感官无关，而应该是一本可以将纯粹思维的定理列入表格或判断图式的纯粹理性的词典。特别是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听起来无法理解，比如说“形而上学既包罗万象，又毫无内容。它不构成任何对象，不过，没有形而上学，人们无法构成任何对象。”作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他最终只能将自己最新的想法告诉给这位如坠云里雾里的学生。他不仅被一只嗡嗡四处乱飞的蚊子吸引了注意力，而且也受到了他的妻子的干扰，“这位小祖母”右眼闪烁着光芒，如同灯光一样透过门缝射进房间。“理性（系主任受一只蚊子的折磨，这只蚊子在他耳边嗡嗡作响，却抓不住它）是没有客体的东西。我们往往将设想和理解对象的条件，看成对象本身的条件，将主观条件看成客观条件。—由于这只蚊子，系主任未能进一步详细论述这个论题。”
读者不难看出这位形而上学的系主任就是康德，他1776年第一次成为哲学系主任。而这位眼睛闪闪发光的小祖母是他多年的仆人兰普。叙述的主题和语言风格都是康德独有的。
可见这位年近55岁、已经近十年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的康德，无疑被人们认为是幽默而风趣的人。1779年2月21日，《生命历程》的第二卷刚刚出版不久，哈曼就告诉他们共同的朋友赫尔德说：“我在《生命历程》中又见到了康德的影子，有上百处地方影射了他的讲座。我们等着瞧结局吧。”小说中首先详细摘引了康德可能于1777—1778年冬季学期开设的《关于哲学百科全书的讲座》的笔录。（这个《讲演录》到1961年才发表，并且使人们对小说同讲演录进行详细比较，意见分歧在于，《生命历程》是对康德抽象思想的好意普及还是对它的幽默讽刺。）
康德不知道，谁是这部大部头幽默小说的作者。小说不仅叙述了他的生活情况，而且首先叙述了他的纯粹理性的形而上学。作者肯定是他的亲密且熟悉的人中的某个人。他会觉得好笑吗？过几年他也许就会变得逆来顺受。因为他最后听说，小说的作者原来是他非常信任的朋友泰奥多尔·哥特利布·希波尔（1741—1796）。希波尔同康德及其哲学开了一个玩笑。可以说，希波尔是一位捉摸不透的双面人和谜一样的人物，一位杰出的法学家，行动果断的人，具有实践和组织方面的才能；同时他还是实事求是的普鲁士行政管理专家，1780年被任命为柯尼斯堡警察局长和市长。不过，他也是一位喜欢宗教狂想的人，并且在感性方面追求毫无节制的情欲，总是陷于沉思，对人类感到失望，并且为形而上学对他的宗教信仰的怀疑所折磨，这使他一度想到自杀。1758年，当时他17岁，还是一名学生，就听过康德关于哲学、自然地理学和形而上学的讲座。两人之间的亲密交往始于1766年。他们经常见面、相互寒暄，并且常常一起去乡下。尤其是70年代，他们常常一起吃饭，因此希波尔有机会紧密跟踪康德的哲学发展。
多年后，康德还觉得希波尔对他开的这个玩笑很有趣。但1779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康德感到绝望，因为他同许多教授一样似乎变得懒惰了，人们对他不再抱什么希望。人们看到《生命历程》中这位不通世故的、深深陷于自己的思想不能自拔的“祖父辈教授”，就捧腹大笑。1779年4月18日，他55岁生日的前4天，哈曼拜访了他。之后，哈曼立即吃惊地告诉赫尔德，康德“满脑子都是关于生与死的思考”。康德一定记下了他如此一再拖延、不肯发表的东西。他不想成为一个令人可笑的人，而是想证明他能够在哲学上有所作为。
1780年，他想将自己的体系最终公之于众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由于担心无限期拖延下去，这样一项复杂的工作最终会成为我的负担。虽然整个体系装在我的头脑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可能最终一事无成”。康德在四五个月内以非常饱满的精力，仿佛飞一般地记录了他十多年来相继谨慎地提出的思想。1780年秋天，他写完手稿并把它交给刚接收坎特尔的书店的哥特利布·莱布雷希特·哈尔统出版。不过，哈尔统拒绝出版。出版这么抽象的形而上学著作不但挣不到钱，反而要赔钱。康德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曼帮了他的忙。他介绍康德结识了里加的出版商和书商哈特克诺赫。哈特克诺赫表示有兴趣出版，甚至愿意给康德支付少量的稿酬。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推迟以后，这部著作最终得以出版。1781年5月，《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在莱比锡博览会上展出，作者是柯尼斯堡大学教授伊曼努尔·康德，出版者是里加的约翰·弗里德里希·哈特克诺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