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一次次政治风暴中，她们手足失措，她们痛苦万分，她们像看到突然倾翻的童车一样，奋不顾身地扑上去。她们的生命永远是绿色的，她们以自己的爱心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构成一片博大的绿荫……
1、女部长告别共和国
张琴秋对纺织工业不算陌生。20年代，她在上海长期从事纺织女工的工运活动。留学莫斯科时，又到附近的纺织厂当过几个月的织布工。也许就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建国后，她被派到纺织工业部担任副部长。
身居这样的高位，她依然不改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在机声隆隆、粉尘飞扬的车间，在工人简陋的居室，在工人排队买饭的行列里，都能看到她不知疲倦的身影，听到她爽朗亲切的笑声。在风风雨雨的政治运动中，她力所能及地保护着周围的同志。部里一位副处长林颖是革命烈士彭雪枫的遗孀，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保定化纤厂“劳改。”张琴秋借一次出差机会，特地去看望了林颖。当她径直走进林颖的工作场所，林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她惊问，张部长，您找谁？
林颖同志，我还能找谁？我就是特意来看望你的！张琴秋故意提高了声音说。一直被周围冷淡、回避和疏远着的林颖，自此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不久，经张琴秋四处奔走，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林颖摘掉“右派”帽子，调回部里工作。
女大同事、50年代曾担任哈尔滨亚麻纺织厂厂长的郭霁云，也受到张琴秋的多方关照。郭霁云被打成“右倾分子”。张琴秋鞭长莫及，无法保护她，只能通过写信给她一些安慰。经刘少奇干预，摘掉“右倾分子”帽子的郭霁云很难在黑龙江继续工作下去了，经张琴秋力荐，郭霁云调入纺织工业部任化纤工业局副局长。
张琴秋的前夫、曾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任的陈昌浩在西路军惨败后逃回延安，不久便以养病为名去了苏联，在那里与一位苏联妇女同居，自此他有国不归，一去14年。1943年，年已39岁的张琴秋与小她1岁的苏井观在延安结为伴侣。结婚那天，战友们笑着把一副对联贴到粉刷一新的窑洞门上：“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
1952年，陈昌浩与苏联妻子回到中国。在徐向前元帅的家里，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如今低头弯腰，向昔日的属下、今日的将军和部长们一一拱手作揖，表示歉意。他与张琴秋握手时愧疚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对不起你！
经张琴秋向党中央推荐，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陈昌浩与结发之妻生的两个孩子陈祖涛、陈祖泽，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后，一直受到张琴秋的关心爱护。
张琴秋的妹妹张兰抗战时期英勇牺牲，女儿张克宁流落乡间，生活十分艰难。建国初，张琴秋回乡探亲，把她带回自己家，自此张克宁成了张琴秋的女儿。
这样一位无私无畏的巾帼女杰，中国妇女运功和工人运动的卓越领导者，中国工农红军的杰出女将领，“文革”中竟遭到惨无人道的批斗与折磨，长期被监禁在纺织部大楼。1968年4月21日晚，浑身狼籍、疲惫不堪的张琴秋服了一粒安眠药便上床休息，两位看管人员没有像往常那样锁住她的房门，便回自己的房间了，整个大楼一片漆黑。
第二天清晨，看管人员发现张琴秋住的351号办公室空空如也，人不见了。他们惊慌地大喊大叫，四出寻找，最后，在大楼西侧墙根下的水泥地面上，发现了横卧在那里的张琴秋，身体已经僵硬了。经法医鉴定，张琴秋是自杀，她“侧身下去，右臂先着地，大面积骨折，大骨折已穿出到衣外。”“面部苍白，下侧有红斑，两只手背有红斑，口唇青紫，口腔出血……”
1976年，张琴秋与第一任丈夫沈泽民（中共党员、茅盾之弟）的女儿、出生于莫斯科的张玛娅，因同情天安门“四五”运动，公开表示对周恩来的怀念，被打成“反革命”。因不堪忍受折磨与屈辱，5月17日，她服下大量安眠药而辞世。
那是共和国历史上长达10年的最黑暗的日子，这对母女显然绝望了。一生饱经忧患的张琴秋、张玛娅母女，先后以自杀的悲惨方式，向“文革”中登峰造极的倒行逆施表示了最后的抗争！
2、最简单的名字：“一”
文漪(原中科院农业机械研究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出生在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的一个孤岛上，她是偷了嫂嫂4块大洋跑到延安的。年轻时的文漪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是个漂亮女孩。后来冯文彬看中了她，百般追求。两人结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冯文彬为革命做出许多贡献，但对妻子而言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无奈，文漪下决心同冯文彬离了婚。此后她把热情和精力全部献给了共和国的事业，觉得工作是那样的美丽，精神是那样的充实。
女大毕业后，文漪曾在陕北的两个县里当了7年的区长、宣传科长和宣传部长。目睹农民艰辛困苦的生活，她感慨万端，立志要为广大农民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奋斗一辈子。在看过一部反映集体农庄生活的苏联电影之后，她觉得当个拖拉机手可以实现自己的志向。50年代，她和江泽民同志同一批去苏联学习，归国后拖拉机手没当上，倒当了万人大厂天津拖拉机厂的副厂长，一干就是20多年。迈进工厂的第一天，她是拖着两条又黑又亮的辫子出现在同事面前的。她觉出大家都用一种善意而又略带讥讽的眼光瞅她，好像都在暗笑，怎么来了个小辫子当厂长？当天晚上回家，她就把辫子剪掉了。
和平时期，很难遇上什么赴汤蹈火的考验，需要的倒是那种朴实而长久的敬业精神。文漪一辈子没请过病假、事假，没迟到早退过。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厂，先骑自行车全厂转一圈，下班前再转一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是科学知识，靠老八路打仗搞战役的那套办法是不行的(建国几十年，我们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来自延安的文漪以可贵的自觉精神，走进大学校园。万人大厂的副厂长，白天的工作千头万绪，晚间揣上两个馒头又匆匆赶到天津大学夜大学，与年轻人坐在一起攻读机械制造系，这太不容易了。因成绩优秀，她又转入天津大学机械系学习，硬是拿下本科毕业证。一次罗瑞卿陪毛泽东到天拖视察，高大魁伟的罗瑞卿瞧着个子矮矮的文漪，笑着说，这么个小女人，竟能当万人大厂的厂长？
毛泽东笑眯眯说，小个子也能办大事，你罗长子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能当公安部长的。
“文革”后，文漪调到农机院，成年累月跑农村。看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蒸蒸日上，她无比地欣喜。看到那么多地方的人民在建国几十年后，依然在贫困线上挣扎，她热泪盈眶。与农民和农村干部交谈和交朋友时，好些人不认识她那个“漪”字。那么好吧，她把自己的名字顺着谐音改成“文一”。
文漪的二女儿嫁到德国，婆母是虔诚的基督徒，一生最反对共产党。文漪去会亲家母前，女儿担忧两个老太太吵架，来长途电话暗示妈妈，你要不要说自己是共产党呀？
我当然要说，文漪答。
你到了德国，可不要和人家吵架呀，女儿千叮万嘱。
这事儿你担什么心，共产党人要是到处和人家吵架，不成了孤家寡人么！
在女儿家，在绿荫如盖的庭院里，在草坪如茵的甬道上，来前自学了一年德语的文漪，通过女儿同德国亲家母做了许多次倾谈。她说，你们基督教义要大家行善，目的是为了死后上天堂。共产党人的宗旨也是要行善，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别人生活得更幸福。亲家母听了文漪参加反法西斯战争以及工作中的许多故事后，竟对这位经历非凡的中国老共产党员敬佩得五体投地，两人情投意合，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她再三挽留文漪在德国定居。
文漪婉言谢绝了。
3、“正义路上正义难”
丁汾是块“石头”，搬不动、砸不烂的“石头”，硬是让那些以势欺人的家伙不能顺顺当当迈过去。
建国后，丁汾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了几十年。她最深的感触就是“正义路上正义难”，在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土地上，权与法的较量是那样的激烈、复杂和艰巨。她不能忘记，在1943年的延安，在那场“抢救运动”中，她被打成所谓河南“红旗党特务”，饱尝了被冤屈的滋味。走上检察官的位置，她就发誓这辈子绝不给自己的历史抹一个污点，绝不办一件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