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正操这番极为严肃的谈话，令严昭顿然意识到这项任务是如何的重大，当初入党宣誓时，说要为党为人民牺牲个人，现在考验自己的时候真到了，严昭心里被一种神圣感和崇高感深深激动着，是的，她已经毫不犹豫地随时准备慷慨赴难。同时，在她的潜意识里，也有一种很想为国捐躯的冲动。不久前，她在延安与S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婚外恋，这场爱恋失落后，那种难以排遣的悲凉感还弥漫在她的心头。她毕竟还年轻，情感很柔嫩很脆弱，像沙漠里的泉水，一经流失就再也找不回来了。经过那场失败的爱，她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空，情感世界里已经枯萎干涸。她对自己的生命已经不很在意了。她想，为国捐躯，死在战场上和党需要的地方，管它是不是白死，只要不白活就行了！
不过，你现在可以向我提条件，吕正操说。只要组织上能办到的，你如果牺牲了，组织上一定给你办到。
严昭想了想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假如我死了，请组织上帮我把母亲养到老。话音未落，严昭已是泣不成声。
没问题！记住，我这次谈话不代表党中央，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万一行动时你被抓住了，要记住，我们之间没有进行过这次谈话，就是问到我，我也不会承认。但是现在，让我以一个老兵的名义向你表示真诚的感谢！吕正操动了感情，眼睛里有些湿润。来，咱们现在就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入夜，一切安排就绪。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调停组的代表相约，一起到附近的县城里玩玩，大清早他们就骑马出发了。
调停组住的是一孔新砌的石窑洞，房门有两套钥匙，很容易打开。当确认出游的那些人不会中途返回时，严昭与一个当发报员的助手开始行动了。两人脱了鞋，悄然潜入黑幽幽的里间，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打开文件箱，轻轻拿出那份密电码，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一共8页16面。
那时共产党太穷，连防止留下指纹的薄手套都没有，更不用说照像机了，那么只好用手工抄。严昭没受过特工训练，又是第一次做窃取情报的“红色间谍”，不免紧张得浑身发抖，额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她坐下来，立即开始抄写。出身书香门第的她把所有家传本事都用上了，眼快手疾，不到一个小时，全部抄写完毕。
那个助手从头到尾校对一遍，一个字符没错。他钦佩地朝严昭做了个鬼脸，小声说，严同志，你天生是当特务的材料！说着他刚要把抄件收起来，目光一扫，才发现严昭忘了抄前头的电台呼号。这位助手惊出一身冷汗，真险啊，没有电台呼号才等于白纸一张！他赶紧把呼号补上了。
细心地把一切恢复了原状。然后，严昭锁好窑洞，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把一件白衬衣扔在窗前的一棵海棠树上。陪同对方代表出游我方工作人员，远远地一见树上的白衬衣，就知道严昭已经大功告成，可以放心引美、蒋两方代表回窑洞休息了。
那一夜，严昭心惊肉跳，直到天亮不曾合眼。她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对方是否会发现密电码被窃。如果发现了，这份密电码就会变成一叠废纸，她虽然没有“死了白死”，事儿却白干了。
第二天早晨，门咚咚响起来。严昭的心一下子好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打开门，果然是军调组一位工作人员。他脸上毫无表情，通知严昭要她立即到美方长官办公室去。严昭浑身冒汗了。她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的信件和随身带的东西做了处理，然后镇静一会儿，又对镜拢拢头发，是生是死是成是败，就决定于这一刻了，她想。
走进那间长官办公室，她觉得自己的笑容僵硬极了，心怦怦乱跳，手心儿里全是汗。那位美国军官个子很高，浓眉几乎把眼睛遮盖了，显得很严厉。他彬彬有礼地请严昭坐下，然后说，昨天我们到城里玩得十分高兴，大家都遗憾你怎么没去呀？
女士总是有特殊情况的，而且会受到特殊照顾，严昭故做轻松地说。
真遗憾，没有您这位漂亮的小姐做伴，我本人感到很扫兴。下次活动，请您一定接受我的邀请。
我的天！美国佬找她说的原来就是这件事，严昭暗中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浑身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她突然觉得生活里一切都轻松和美好起来，连这位美国军官都变得十分慈祥，尽管她偷了他们的密电码。
好的，先生，下次接到您的邀请，我想我一定会很愉快的。严昭说得很真诚，那个大鼻子开心地笑了。
出了房间，见几位美蒋工作人员说说笑笑，进了发报室又开始嘀嘀嗒嗒拍电报，一切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严昭终于放下一颗悬着的心。走出窑洞门口，面对蓝天大地，严昭双手合十，对着延安方向悄悄喃喃自语，亲爱的妈妈，我得救了！
这份密电码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巨大作用！
解放初期，在一次国务活动中，叶剑英见到严昭，他高兴地说，小严啊，你立了大功啊，可惜我不能给你立功授奖，只能当无名英雄了。但严昭自此落下一个毛病，一紧张就浑身冒汗。
对这件事，严昭一直守口如瓶，保守着秘密。20多年里不曾对人说起过，就连自己的父母姐妹也只字不提。本来她是要保密到生命终结之时的，但是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动乱开始了，严昭的姐姐严慰冰因写信痛骂和揭发林彪和叶群，被关进秦城监狱，严昭受到牵连，也被抓了进去。丧心病狂、惨无人道的“502”专案组以法西斯式的种种酷刑，逼迫严昭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严昭忍无可忍，厉声对审讯员邵正名大吼，我是特务，但我是共产党的红色特务！我曾着生命危险为党窃取过敌军密电码，你可以去问吕正操。去问叶剑英！
自此，这个机密才为世人所知晓。
伍真：革命小宝贝的“长征”
爱情引导着作曲家郑律成，从朝鲜走向中国。
祖国吸引着革命者黄正光，从爱情走回越南。
抗战胜利后，黄正光应胡志明之召，辞别亲爱的妻子伍真回越南了。他说他是越南人民的儿子，要回去为自己的祖国奋斗。他还说以后安定下来，要把伍真和两个女儿接到越南去。但是，对于都舍不得离开祖国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
只能牺牲爱情——后来的结局果真如此。留给伍真的是无尽的思念和忧伤。此后不久，伍真便悲怆地踏上一次奇异的、几乎不被人所知的“小长征”。
这是一支以孩子为主体的长长的队伍，近200人，其中有136名2至7岁的孩童，成人多为女性，是负责看护孩子的年轻保育员，小的才15岁，最大的21岁，其余是几位领导和一些后勤人员，还有近百头驮运孩子和行李的驴和骡子。
1946年夏，一直视共产党为心腹大患的蒋介石先生终于翻脸了。这年冬天，数十万国军奉命朝陕甘宁边区方向集结。一时间黑云压顶，恶浪滔天，胡宗南决意要把延安这座抗战名城夷为平地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
不拿下延安，我不结婚！胡宗南傲慢地对部属说。
在中央妇委工作的康克清和当时在总后任职的胡耀邦，分别指示延安第二保育院，事不宜迟，必须在5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向太行解放区转移。胡耀邦谆谆嘱咐说，孩子的父母大都到东北去了，我们在那里与国民党争天下，先占为王。这些同志把孩子交给我们，务必不能出现任何闪失。你们要开始的是一次更为艰难的小“二万五千里长征”，最难的就是手下都是几岁的小孩子。但我们搞的是革命，革命是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出来的。组织的要求是，要把这些革命后代，全部、安全地带到目的地，一个不能丢，一个不能伤，一个不能死！
当时任保育院保教科长的伍真及其他领导面面相觑，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任务！在数十万敌军包围的缝隙中，在战火纷飞、匪兽出没的荒山野村，带着这么多不会听话的孩子和不懂人语的驴子，进行长途跋涉，还一个不许丢、不许死，这不是天方夜谭么！
何况，保育员也大都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呢。当初她们从冀东等各地农村投奔延安，一心要上前线打鬼子。一听说要她们当保育员，全炸了，压铺板泡病号的，哭天抹泪找领导的，都说“早知道到延安来看孩子，还不如在家看弟弟妹妹呢。”还有4个姑娘为此患了歇斯底里症，漫山遍野疯跑，逢人就打，见人就骂。
头头儿们也真会做思想工作，他们把保育员集合起来，严肃地说，孩子的父母都是富有抗战经验的干部和战士。你们不愿意看孩子，那么好吧，让你们上前线，把孩子父母都召回来看孩子，这样你们就高兴了吧！
姑娘们傻眼了，她们知道自己打仗不行，只好安下心来。
“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
“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
这些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誓师大会之后，1946年11月11日晨，清冷的寒风掠过寂静的高原，尚未结冰的延河荡起层层波纹，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宝塔山。延安保育院这支特别的“长征队伍”挥泪向延安告别了。
走在最前头的是打前站的人。他们每天要提早走，先到预定的地点，找当地政府或老乡协助，安排大队人马的吃住。后面跟着的是一列长长的骡马队伍。每头牲口的背上驮着两个小“木床”，孩子躺在里面，盖得严严实实，暖暖和和。每个保育员负责四个孩子，她们走在驮子两旁，紧张地来回查看孩子的被子是否盖严了，嘴和鼻子是否被堵住了，以防窒息。
孩子生病了。随队医生和保育员要昼夜守护，打针喂药。环境艰难，缺吃少喝，敌人追围，全靠沿途军民援助。随队警卫手中的武器只有一支小马枪和两颗手榴弹。
沿途为保持卫生，要不断给孩子洗衣、洗澡和拆洗被褥。在严寒的冬季，有时要凿开冰河去洗……
一串串人和骡子的足印，一个个感人的故事，由此连成一个奇迹。
过了黄河，在晋绥边区的路上，这支队伍突遭敌机轰炸。保育员纷纷抢出孩子躲到山岩下或草丛里，来不及的，就扑到孩子身上用自己的身体做掩护。突然，一辆马车被爆炸声吓毛了，马拉着大车疯跑起来，保育员田喜英奋不顾身冲上去，拼命想拉住缰绳，但是车猛地翻下大路，轱辘朝天地翻倒在路沟旁，田喜英哇地一声哭出来——马车上有个孩子是由她负责的呀！
跑到近前，田喜英趴在地上朝车板底下一看，不由得破涕为笑。那个命大福大的孩子正被扣在车厢板中间，踢蹬着小腿大哭不止，看样子一点没砸着。田喜英猛跳起来，兴奋地大叫，孩子没事儿！她忘了头顶上正有敌机俯冲扫射呢，幸亏伍真大吼一声猛扑上去把她一把按倒。
在一个严重缺水的村子，数里之外有一个岩洞，水是一滴一滴流下来的。为不影响老乡白天用水，伍真等几位院领导就决定夜里两人一班，轮流接水。130多个孩子的吃水用水，就靠这涓涓细流啊！保育员们只好几天不洗脸不刷牙，宁可自己渴着。
1947年2月的一天深夜，这支队伍要过山西汾河，河上是三五九旅搭的浮桥。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风急浪高，河上飘着大大小小的冰块，保育员们无暇顾及个人安危，一个个小心翼翼扶着驮架，护卫着孩子，踏着摇摇晃晃、湿滑结冰的浮桥前进。护士刘国才、张国华的行李掉进河里，两人瞅也没瞅，依然紧紧把住驮架。保育员瞿秀荣脚下一滑，掉进齐腰深的冰水里，幸而被身边的人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拉了上来。她就穿着冰结的棉裤棉袄，一直走到宿营地。
当队伍大部已通过浮桥时，从后面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一头驴子翻进河里，院支部书记程宜萍的两个孩子“慕延”和“三八”被冲走了，跟在一旁的警卫员全超跳进去救孩子，也被冲得没影儿了。
犹如当头一个霹雳，程宜萍眼前一黑，几乎晕倒。
伍真抢过她负责的那头骡子的缰绳，急切地说，我先照看着，你赶紧过去找找吧！
程宜萍管的骡子驮的是两箱重要文件，还有孩子及父母的花名册。一旦丢失，将给以后寻找父母以及认领孩子造成很大困难，程宜萍站着不动，手里仍死死拉住缰绳。沉默良久，她哽咽着说，孩子要是没福气，就让他们去吧，我认命了。党把文件交给了我，我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保护好文件箱，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
她咬牙强忍住巨大的悲痛，流着泪和队伍继续前进。那时夜黑如漆，程宜萍跌跌撞撞扶着驮架走着，走出好远，她才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到了。
啊呀，我的眼睛看不到了！她竭力压低声音，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起来。刚才一股痛彻心脾的急火攻心，她的眼睛失明了。
到了宿营地，大家围着她，默默看着随队医生为她治疗，无不黯然泪下。20多天后，队上突然收到陈赓将军发来的电报，说两个孩子和警卫员全超都还活着。全队莫不欢呼雀跃，程宜萍喜极而泣，两天以后，眼睛忽然又亮了！
原来，那只毛驴裁进河里以后，跟在后面的警卫员全超立即跳了下去。他忍着寒冷刺骨的冰水，奋力游着，一只手死死抓住驮架不放。毛驴力不能支，渐渐沉入水中，驮架也散开了。全超只好先把小慕延救到岸上，回身二次跳下河，漆黑中摸到一个行李卷，又把行李卷推到岸上，然后继续顺流而下寻救小三八。又游出大约数百米之遥，才找到已经休克的三八。这时全超已经精疲力尽了，他前面抱一个，后面背一个，强挣着找到一家老乡，老乡见状，赶紧给他烤上火，又把小三八放到圆锅底上轻轻按压，让她吐尽腹中的水，然后嘴对嘴地进行人工呼吸，小三八终于得救丁。
陈赓率部路经此地，将大难不死的全超和两个孩子带回部队。
过了汾河就要翻越一座吓人的“十八爬大山”。十八爬大山本名绵山，是通往太行解放区的必经之路。翻越这座山必须连续爬过一个比一个高的18座山峰，山上终年积雪，而且无路可行。当地老乡说，要翻这座山，必须在天亮以前上山，正午时越过主蜂，太阳落山前要下到山脚，否则就会冻死在山上。
爬这样的山，再用骡马驮架就太危险了。大家想了个办法，把孩子的棉被缝制成一个棉背兜，翻山时雇一批民工，把孩子装在背兜里背在身上。大家又给每个孩子赶制了一副棉手套。那天天刚朦朦亮，民工就背着孩子上山了，保育员紧紧跟在后面。山高坡陡，冰雪皑皑，前面由力气大的骡子开路，后面的人和毛驴再踩着骡子的蹄印往上爬。走着走着，有的孩子喊，阿姨我要尿尿！
阿姨怕冻着孩子，说尿在里面吧。
孩子哇哇哭，说尿不出来！
队伍盘山而上，有的地方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一失足就会跌得粉身碎骨。有一只健硕的骡子驮着两个孩子和两卷行李，走着走着，外侧的两只蹄子突然踏空，眼瞅着就要翻下山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牵骡子的民工死死拉住缰绳，跟在后面的炊事员于启山急中生智，一把抓住骡子尾巴。骡子、驮架、行李，再加两个孩子，合起来足有数百斤重。两人用尽平生之力，硬是把骡子拉回山道，牵过去了。
1947年2月，保育院的骡马队伍安抵太行解放区。
这期间，伍真调出保育院，但两个女儿安娜和白兰留在这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