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学派到宗派
魏晋时期，佛教寺院的经济力量还比较弱小，但自南北朝起，在朝廷帝王、贵族官僚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下，已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寺院拥有大量土地房产，通过出租土地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手段，聚敛财富。在寺院经济的基础上，佛教理论的研究开始深化，一些有代表性的经典，都有僧俗学者予以研习发挥。至南北朝中后期，出现了以探讨专门经论为中心的众多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涅槃学、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毗昙学、三论学等。从事研习的有关学者被称为“师”，由他们依据经论而阐述的思想则称为“师说”或“师学”。
涅槃学以研究《大般涅槃经》和传播该经思想而得名。《大般涅槃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即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所以，该学派的中心议题是关于佛性的有无、成佛的可能性等。首先注意到涅槃佛性说并加以肯定的是僧睿。自竺道生首倡“阐提皆得成佛”论和“顿悟成佛”说后，围绕着顿、渐问题展开过一场激烈争论，由此而形成南方涅槃师的两大系统。北方涅槃师以道朗和慧嵩为主要代表。
成实学主要研习和宣传《成实论》的思想。《成实论》是一部由小乘向大乘过渡的佛教论著。自罗什为初学者译出这部论著后，他的弟子僧导和僧嵩分别为之作注疏，逐渐形成该学的两大系统，在长江流域曾盛极一时。成实学的兴起，反映了中国佛教学者对印度经论的研究和把握有了深化。
地论学因研究和弘扬《十地经论》而得名。《十地经论》为印度大乘学者世亲所作，它的基本内容，是对菩萨修行的“十地”即10个阶段以及心法的“八识”学说等展开论释。最早对《十地经论》进行研究和宣传的，是道宠和慧光，他们各自传授弟子，分别形成该学的两大系统。
摄论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摄大乘论》。《摄大乘论》是印度无著大师的论著，属瑜伽行派唯识学的奠基性著作，它着重探讨了“心”的性质、心生万物的原理以及众生如何依据此心修习成佛等问题。摄论学的著名学者也有两个系统，一是真谛门下，二是地论南道师。
毗昙学以研究和传播小乘有部论书《阿毗昙》的思想而得名。《阿毗昙》通过解说和论证佛经义理，启发人们成就佛教智慧。它以名相分析和理论阐述并重，佛教学者据此而创立各自体系。由于《阿毗昙》内容丰富，解释名相清楚，所以它几乎成为南朝所有论师共同研习的对象。
三论学主要研究和发扬“三论”的思想。“三论”指罗什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系印度龙树、提婆倡导的大乘中观学派基本著作。最早传习“三论”之学的，是罗什弟子僧睿、僧肇、昙影等人。后来罗什僧团解体，其门徒纷纷南下，三论学的重心转入南方。南方三论学的代表人物，有僧朗、僧诠、法朗等，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数法朗。
佛教在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的消化、吸收后，加速了民族化的步伐，并开始进入它在中国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陈、隋之际，在学派的基础上，宗派诞生了。
一般认为，宗派产生的主要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以确保宗派独立的经济来源，并推动自身的发展；二是系统的学说体系，以保证自宗在思想理论上的独立地位，并由此而与其他宗派区别开来；三是相对固定的传教地域，即以某祖庭或大型寺院为中心，造成一定的势力范围，以利于自宗学说的区域性流传：四是严格的法嗣制度和寺院规范，以行政手段保证自宗的特殊地位。
因此，宗派不再如学派那样，仅仅通过学说的传承而形成松散的师徒、师友关系，而是具有严密的、全方位联系的宗教体系。宗派之间，除了学说上的分歧，还涉及到与世俗生活相联系的实际社会利益的矛盾。
●二隋唐主要佛教宗派
隋唐时期出现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律宗、净土宗、密宗等。这些宗派的出现，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佛教的内容，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这里略述其中几个主要宗派。
天台宗产生于陈隋之际，因其实际创始人智颛长期于天台山弘法，故名。
天台宗的主要思想，是以“一念三千”为核心的止观学说。“止观”，系禅定和智慧的并称。“一念三千”，是指一念（心的刹那活动）具足三千世间（即三千诸法，泛指整个世界），三千世间只在一念心中。意即无论在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一念之心与三千差别世界平等统一，无前后之分。
天台宗的另一思想，是“性具善恶”说。大乘佛教一般认为，“性”或“理”是纯粹至善至净、超越善恶对立的。性具善恶说的提出，标志着印度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由于它综合了儒、释两家人性理论，所以能更有效地解释善恶现象，从而更易为僧俗两界所接受。
唯识宗远承印度瑜伽行派，特别是护法一系的学说思想。创立者是玄奘及其弟子窥基。他们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中。《成唯识论》集中阐述“外境非有”、“内识非无”思想，确立“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基本原理，主张十分彻底的唯心论，并以此作为宗教实践的理论依据。“外境”，即外部境界，指客观事物；“内识”，即心、心识，指精神现象。外境因众生的虚妄认识而施设，愚昧无知者却执为实有，但其本质是“无”；内识为外境之所依，是一切现象的根本，所以是“有”。
为了论证“万法唯识”，唯识宗重点宣传了“八识”思想。“八识”，指人的认识作用（“心”）的8个部分，它们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世界一切现象的总根源。
华严宗以阐扬《华严经》而得名，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zang)。华严宗的思想特色是“理事圆融”说。“理事圆融”的“理”，指世界本体和事物本性、本质；“事”指宇宙万有、森罗万象和个别事物。因此，“理事圆融”实际指现象与本体无二无别，无碍相即。法藏认为，理与事的关系也就是体与用的关系，或者是总与别、一与多、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在理事圆融的基础上，事与事也都相互圆融，万物之间构成“相即相入”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华严宗重视逻辑分析和范畴阐释，思辨性较强。它通过理事、体用等哲学范畴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等对立双方的内在联系，对后来的程朱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它的实际创立者是唐代善导。所谓“净土”，是佛经所说的诸佛居住的地方。许多大乘经典都曾谈及净土，其中对中国净土信仰者影响最大的，当是《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它们是净土宗所依的根本经典。
其他宗派一般都主张通过研习经典，求得解悟；或通过静坐专修，求得证悟。净土宗则强调以信仰者的念佛行业为内因，以阿弥陀佛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西方净土，名为“他力往生”。净土宗的念佛是称名念佛，即手掐念珠，口念阿弥陀佛名号，与他宗的念佛完全不同。
由于净土宗原理简单，浅显易行，收效极高，最能适合时人的实际需求。所以，它在发展过程中，深受社会各阶层的欢迎，成为最有影响的宗派之一。
●三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
在经历了十六国南北朝长达300年之久的分裂之后，隋唐重新统一全国，建立起强大的封建集权王朝。隋唐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获得空前的发展，佛教在统治阶级扶植下，也进入鼎盛时期。
隋文帝取得政权后，改变北周武帝的灭佛政策，转而大力恢复和发展佛教。他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佛塔，广度僧尼，组织佛经翻译。据《隋书·经籍志》记载，由于隋文帝的提倡，“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又据载，扬坚幼年时受尼姑智仙的养育，故即位后着意复兴佛教，并说：“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广弘明集》卷一九）这当然是神化自己政权的说法，不必定信。实际上，隋文帝复兴佛教，更有收揽人心、招致流民归土等政治、经济原因。与此同时，隋文帝更重视传统儒学的复兴。他接受历代帝王崇佛或废佛的经验、教训，力图建立以儒学为核心，以佛、道为辅助，调和三教思想的统治政策。
隋炀帝在历史上以暴君著称，为了掩饰自己的凶残面目，他也充分利用佛教。他在为晋王时，曾请高僧智顿为自己授菩萨戒，尊智额为“智者大师”。即位后，他亲自作《发愿文》，表示皈依佛教，文中自称“菩萨戒弟子”。
在佛教政策上，文帝和炀帝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要求佛教对王权负责。文帝认为，他是以“人王”的身份来提倡佛教的，所以佛教应有皇权至上的观念，忠实地“为国行道”。他在给智顿的敕书中，明确要求“宜相劝励，以同朕心”，即不允许佛教与王权离心离德。炀帝在尊祟智颛的同时，特别提醒他要“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用治国”（《国清百录》卷三），即必须把名教置于佛法之上，以维护王权的统治。
唐代帝王对于佛教的态度，出于真正信仰者很少，普遍地是从政治上进行考虑的。随着道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唐朝统治者及时总结历史教训，在佛、道关系上有意识通过儒家予以调和，消融矛盾。这样，在唐朝，一方面儒、释、道三教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协和一致。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统治的方法和手段上，已进一步成熟，从而为宋代理学的形成作了准备。
唐初，太史令傅奕曾一再上疏，要求罢废佛教，唐太宗曾一度根据傅奕和道教徒们的要求，下令精简僧尼。但是，其后不久，他又说：“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上）意思是说，从宗祖立朝的角度考虑，道教在先；①若从对社会的宣传效果看，佛教应居上。唐太宗的佛、道并重方针后来为唐王朝大多数统治者所采用。在他们看来，佛、道都有不可取的一面，又有可以借用的一面。就可借用的一面说，佛教有助于“治化”，即发挥它的教化民众的作用；道教则可以神化宗祖，抬高皇室，打击旧士族势力。
说到唐代佛教，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唐僧取经”的故事。其实，《西游记》中的“唐僧取经”，是小说家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进行艺术创作的成果，与历史上的“唐僧”玄奘有很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