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三年( 818)冬，宪宗派遣太监，率领僧侣多人，前往法门寺再度奉迎佛骨。第二年正月，将佛骨迎至京城长安。宪宗敕令先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送往京城各寺院让僧俗礼敬，从而又一次煽起全国性宗教狂热。当时，朝野震动，王公士庶，奔走相告，有焚顶烧指燃臂为供养的，有倾家荡产以作施舍的。上下仿效，唯恐落后。面对这种日益高涨的崇佛狂潮，韩愈勇敢地挺身而出，予以坚决反对。他在给宪宗的《谏迎佛骨表》中，以南朝梁武帝为例指出，奉事佛教，希求福田，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当前之势，举周若狂，这种现象实在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他提出，应将佛骨交付有关部门，投于水火，以“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甚至表示：如果佛真有灵验，能作祸祟的话，那么，所有的灾难请都落到我的身上吧！
《谏迎佛骨表》触怒了皇帝，韩愈几乎因此而丧失性命。后来在一些大臣的帮助下，总算免遭杀害，但是被削去了刑部侍郎的职务，贬为潮州（治所在今广东潮安）刺史。对于这件事，韩愈始终没有后悔，不改初衷，他在赴潮州途中有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岂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可见他没有因政治上遭受打击而放弃反佛的主张。历史上的韩愈不仅是一位文学家，与柳宗元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在反佛斗争中是一位逆流而上、英勇无畏的战士。他的这首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回忆。
由于佛教势力过分膨胀，泛滥成灾，在韩愈反佛精神的鼓励下，地主阶级中部分有识之士的反佛意识逐渐上升。与此同时，自敬宗、文宗起，朝廷也有了废佛意图。至武宗时，终于将废佛付诸实施了。
唐武宗是唐朝皇帝中唯一坚决反佛的。他在废佛敕书中说，随着佛教寺院的增多，僧尼队伍的扩大，耗资日益庞大，对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佛教无君臣、父子之礼，不事嫁娶婚配，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发生严重抵触，难以容忍。这是他灭佛的主要动机。此外，武宗未即位时已偏好道术，即位后曾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修道场。赵归真又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谋划毁佛、灭佛。唐武宗从会昌初年( 841)起，开始做灭佛准备，至会昌五年(845)进入灭佛高潮。其结果，共拆毁寺院4 600座，招提、兰若（小型寺庙）等佛教建筑40 000余座，僧尼被迫还俗者26万余人，没收寺院土地数10万顷，查出寺院役使的奴婢15万人。
唐武宗灭佛是继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之后的义一次灭佛，因发生于会昌年间，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这次灭佛比较彻底，给予佛教以沉重打击。寺院财产被剥夺，僧尼还俗，寺庙遭废，经籍散佚，佛教宗派因失去繁荣的客观条件，从此也就由极盛而走向衰落了。
异军突起的禅宗
●一菩提达摩及其“壁观”
当其他各宗相继走向衰退之际，禅宗却异军突起，逐渐取代其他各宗的地位，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流传最为久远、影响最为广泛的宗派。
“禅”是梵语“禅那”的略称，意译为“静虑”、“思维修”，是印度各种教派普遍采用的一种修习方式，在佛教思想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认为通过将心专注于某一点上，静坐思维，可以有效制约内部情绪的干扰和外界事物的引诱，解决所谓去恶从善、由痴而智和由染污到清净的转变。
早在北魏时期，以研究和修习“禅”为目的的禅学内部已出现若干派别。相传菩提达摩（简称达摩）自南印度泛海而来，进入北魏境内，在河南嵩洛一带教授弟子，提出一种新的禅法，开创了全新的禅学派别。他的传法活动为后来禅宗的建立做了准备。但围绕着达摩的事迹，历史上曾出现不少神话和传说。
据伪经①《大梵王问佛决疑经》说，有一次，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但他实际上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手持一枝金色菠萝花向与会大众展示。当时在座弟子对此都表示迷惑不解，只有站在他身边的摩诃迦叶默默神会，破颜微笑。释迦牟尼知道迦叶可以担负重任，于是当众宣布，将“正法眼藏”（普照一切的根本佛法）付嘱迦叶。这种说法具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后来的禅宗认为，佛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要弟子们领会佛教的根本精神，迦叶破颜微笑则是暗示他得了佛的思想精髓。因而，迦叶也就被列为禅宗在印度的第一代祖师，而禅宗的渊源便可以直接卜溯到释迦牟尼。
类似的神话不断出现。据说，当“正法眼藏”山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罗传给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时，般若多罗对他说，希望你在我去世之后60年，将此“正法眼藏”传到中国去，以普利众生。同时还送给达摩偈(jie)颂①一首，其中两句是：“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栖栖暗渡江”。“跨水”，暗指达摩将渡海东行；“逢羊”，则预示他将在广州（羊城）登岸；而“渡汀”，说的便是横渡长江去北方传法。根据这一预言，达摩于粱武帝普通年间( 520-527)航海东来，抵达南海（今广州）。当时南海刺史萧昂热诚地接待了他，并上表梁武帝。梁武帝派人专程迎达摩至金陵。粱武帝的奉佛，主要致力于建寺、造像、写经、度僧，因此当他见到达摩时，便问道：“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不料，达摩却回答说：“一无功德町言。”梁武帝又问：“为何没有功德？”达摩说：“这些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达摩因见话不投机，决定离开金陵，北上中原地区。
又据传说，达摩离开王官后，梁武帝把他俩的问答对话告诉了师父志公禅师。志公听后，对梁武帝说，达摩的开示好极了，他便是观音菩萨派来传授“正法眼藏”的。梁武帝深感懊悔，当下派人追赶达摩。达摩正走到江边，回头忽见一队人马赶来，随即手折一枚芦苇，掷于江中，随后脚踏芦苇，悠然渡江北去。这就是著名的“一苇渡江”故事。后代文人常以此作为诗画的题材，影响广泛、深远。‘
正如“拈花示众”、“跨水逢羊”等传说缺乏史料的真实可信性一样，“一苇渡江”也只是出于后世禅僧们的想象。事实上，流传下来的有关达摩生平事迹和禅学思想的记载，大部分出自禅宗成立后禅僧们的虚构。比较可信的看法是，达摩自南印度泛海而来，登陆于南方沿海，并于刘宋后期进入北魏境内。据推测，他大约卒于公元530年左右，活了100多岁。
作为神话传说的延续，为了突出达摩的坐禅功夫（实际上这正是后来禅宗所激烈反对的），后人又编造了“九年面壁”的故事。说的是达摩折苇渡江后，来到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前后9年。时代愈后，传说也愈奇。如说在少室山的五乳峰上有一个“达摩洞”，达摩就曾在那里面壁9年，连鸟儿在肩上垒起了巢也全然不察。
事实上，在较早的历史汜载中，尚未出现达摩于少林寺面壁9年之说。达摩弟子昙林只说过他“远涉山海，游化汉魏”（《菩提达摩略辨大乘人道四行》），在北魏境内传法。著名史学家道宣也只说他“北渡至魏”，“游化嵩洛”（《续高僧传·菩提达摩传》），在嵩山、洛阳一带教化弟子。少林寺是北魏孝文帝为佛陀禅师所建的寺院，佛陀是该寺的第一任寺主，继佛陀任寺主的是僧稠。达摩禅与佛陀、僧稠一系的禅在当时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达摩不可能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产生上述传说的原因，主要是禅宗取得优势地位后，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自然地把当时已颇具名声的少林寺列为祖庭了。
我们认为，达摩虽然没有“面壁九年”，但是确实提倡过一种“壁观”禅法，只是这种“壁观”与“面壁九年”并不是一回事。
昙林指出，达摩禅法的一大特色是“安心”，“安心”的内容是“壁观”。所谓“壁观”，即心如壁立，并非面对墙壁而“观”。道宣说，达摩禅的内容是“凝住壁观”，“凡圣等一”，“与道冥符”。认为所有人在佛性上是平等的，若通过“壁观”修行，便可以达到“与道冥符”，即自身与佛性相契合，从而进入佛的境界。唐代佛教学者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总结说：“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人道。”“安心”，指安心于佛教真理；“外止诸缘”，指完全停止对外在世界的认识；“内心无喘”，指在禅定中连自己的呼吸也感受不到。总之，达摩禅的核心是，认为众生本具佛性，只要凝住壁观，屏除杂念，由定发慧，便可达到佛的境界。
●二慧能的“顿悟成佛”说
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纯粹是中国佛教的产物。它的真正创始人是慧能。因为佛教传统上把达摩当作禅宗始祖，到慧能时共传了6代，所以慧能通常也就被称作“六祖”。
达摩“壁观”禅法与当时北方地区所流行的各类禅法不同，受到强烈的抵制。因此，在始祖达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璨时期，这一派系未能获得发展，处境维艰。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时，达摩禅传人湖北黄梅一带，建立起“东山法门”，才逐渐摆脱困境。
东山法门把众生佛性思想与般若性空学说加以结合，改变了白达摩起严格的枯坐修禅和苦行守戒，代之以比较自由活泼的修行方式，从而增强了对教徒的吸引力。道信在双峰山集僧、俗500余人修习禅法；弘忍继之，在冯茂山（东山）40余年，收得大批弟子，“四方龙象归依奔凑”。这时，达摩禅系的声誉已开始压倒其他各家禅派，并受到朝廷的密切注意。慧能禅宗的建立已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据佛教史书记载，弘忍在去世前曾对弟子玄赜(z6)说，以后可以传我禅法的有10人，他们是：神秀、智诜( shen)、刘主簿、慧藏、玄约、老安、法如、慧能、智德、义方。这些人后来各自传法，但大部分传承不明，禅法潭灭无闻，只有慧能和神秀二系最为清楚。
慧能( 638 -713)，俗姓卢，生于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因父亲去世较早，故家境贫困，少年时未曾入学，稍长以卖柴养母度日。据载有一天，他在街市偶然听人诵念《金刚经》，即有所感悟。经打听，得知五祖弘忍在黄梅东山传授禅法，门下弟子有千余人。于是他辞别老母，赴黄梅参礼五祖。这时大约是龙朔元年(661)。在弘忍门下，他是一个行者，①分配在碓坊春米劈柴。8个月后，弘忍召集他所有弟子，要求每人作一偈颂，以便根据偈颂表达的思想，分辨各人对禅法理解的深度，决定传衣付法，确立继承人。
神秀是弘忍的上座弟子，大家都寄希望于他，他也当仁不让，在南廊壁间题了一偈，日：“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众僧见后，视为佳作，很快便传遍全寺。但慧能听人诵念这个偈后，很不以为然，于是请人在神秀偈旁题上自己的偈，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敦煌本《坛经》）神秀的偈认为，虽然佛性人人具有，但易为外在的尘垢障蔽，所以要时时拂拭，不断修习，成佛才有可能。慧能的偈则指出，心性本净，人人本来是佛，不必经过繁复形式的修习，便可进入佛的境界。
弘忍认为，慧能的偈颂彻见本性，见解超过神秀，可以继承自己的事业，于是就在当夜秘密将衣钵传授与他，并叮嘱他急速南下隐藏，待时机成熟再出来传法。慧能接受衣钵，连夜离开黄梅，回到岭南，在怀集一带隐居，前后达15年之久。唐仪凤元年(676)，他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这天，有两名僧人正在寺前辩论风幡问题，一说是风在动，一说是幡在动，争执不休，相持不下。慧能倾听良久，不禁插嘴说：”二位都没有说对。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只是你们的心在动罢了。”二僧听了，如茅塞顿开。寺院住持印宗法师听说此事后，十分敬重他，亲自为他剃度。慧能正式出家后，来到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开始创建禅宗的活动。他又应邀在韶州（治所在今广东曲江）大梵寺讲堂为大众说法，其说法内容由门人法海等记录，并整理成书，这就是后世流传十分广泛的《坛经》。
禅宗南北之分由此开始。神秀及其弟子因在北方传授禅法，被称作“北宗禅”；慧能及其弟子主要活动于南方地区，被称作“南宗禅”。神秀系统的北宗禅在安史之乱前达到极盛，有“两京之间，皆宗神秀”，“北宗门下，势力连天”之说。相比之下，同时代的慧能禅尚局限于岭南一隅。后来由于慧能弟子神会北上中原，不惜性命宣传南宗宗旨，抨击北宗禅法，逐渐使南宗禅“大播于洛阳”、“派流于天下”，并最终演变为禅宗主流。
慧能禅之所以能战胜神秀禅，其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更适合社会的需要。
神秀的禅，主张循序渐进，通过抑制身心活动，断除一切妄念，灭尽所有杂想，最后达到解脱。这是一种比较规范的、强调渐修的禅法，它与印度禅学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慧能则从般若性空的角度指出，客观世界本来就是空，无所谓矛盾差别，因而也就不存在断恶去染的问题。为此，他不仅否定了传统形式的坐禅，而且还对“禅”作出全新的解释。认为，“外离相日禅，内不乱曰定”。意思是说，禅不应该拘泥于外在的形式，关键在于内心的体验、领悟。
慧能禅学的一大特点，是关于“定慧等学”的观点。“定”，是指意志锻炼的功夫；“慧”，指在定的基础上获取的宗教体验。隋唐佛教宗派十分注重定慧双开、止观并重，但一般都视定、慧为禅的先后两个步骤，虽力求把它们统一，而实际上仍然分裂为二。慧能则把定、慧看作是“体一不二”，相即互含，这好比是灯与光的关系：从定来看是光，从慧来看是灯。
慧能义把“顿悟”看作成佛的根本道路，以此与神秀的“渐修”加以区别。所谓“顿悟”，是指刹那间觉悟自己所具的佛性，不用积累而突然达到佛的境界。慧能说：“一切万法，尽在自身心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敦煌本《坛经》）“真如本性”就是佛性。
“顿悟成佛”说给人们指出了一条简捷、方便的成佛道路，具有十分深远的宗教意义。后人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指的禅宗“顿焐”。既然成佛只在“一念”之际，只是对“自有本觉性”的刹那直觉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念佛、坐禅等一系列具体修行，也就没有必要了。它破坏了传统佛教寺院生活的固有特色，引导僧侣与中国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从而增强了禅宗自身的应变能力。又由于这一学说大大缩短了尘世与净土、此岸与彼岸的距离，所以既为下层劳动群众的学佛提供了方便，义迎合了新兴官僚集团以及七大夫的宗教热情。当然，对于某些地主阶级人物来说，这种宗教学说，还投合了他们贪婪残忍和不劳而获的本性。根据“顿悟”说，只要“放下屠刀”，即可“立地成佛”。于是，在这一口号下，他们就可以逃避罪责，逍遥法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