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指出，智旭佛教思想的核心是“融会诸宗，归极净土”。他最为推崇的永明延寿和楚石梵琦，都是禅宗传人，但义都主张禅教统一、融归净土。在他看来，禅宗实践、天台教义以及戒律之学等，最后都要统一于净土之一念。自清代开始，天台宗人讲论佛教，大多依据智旭的有关论疏，逐渐形成合禅观、经教、戒律归人净土的“灵峰派”（因智旭晚年常住杭州灵峰），一直延续至近现代。
据佛教《地藏本愿经》和《十轮经》说，地藏菩萨的“大愿大悲”，远远超过其他诸菩萨，他的“广利众生”的“不可思议大威神力”，可以消除先天或是后天的种种罪障。又据《占察善恶业报经》说，地藏菩萨曾为他人显示3种轮相，以投木牌占察吉凶善恶、三世业报，兼示忏悔之法。上述经典的教义与明末清初普及于社会的“功过格”④实践相结合，唤起了信众对地藏菩萨的极大热情。据智旭自述，他曾因阅读《地藏本愿经》而萌发出世之念，故出家后对地藏特别祟奉。崇祯九年( 1636)，智旭来到地藏道场九华山，专劝僧俗持念地藏名号。他还撰有劝持地藏名号的著作多种，反复宣传地藏的神异功德。他告诫人们，竭诚皈依地藏，依靠地藏慈悲本愿，消除罪障，远避地狱之苦。由于他的上述活动，使地藏信仰在佛教中的地位日趋突出。
智旭基于罪报恩想，还在具体的宗教行事中提倡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这类宗教实践，配合地藏信仰，更能有效地唤起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宗教热情。在明末清初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趋激烈，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时候，智旭的佛教信仰和实践，无疑给广大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极大安慰。及至鸦片战争爆发，揭开中国近代史的帷幕，饱尝枪、炮和铁蹄蹂躏的下层民众，更把智旭所提倡的佛教视为解脱人生苦难的灵丹妙药。
●三近现代汉地佛教纵览
明清以后，佛教更趋衰落。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反对偶像崇拜，对佛教和道教都采取排斥态度，故使大量寺庙遭受破坏。清末及民初，新思潮兴起，国民革命爆发，又将佛教作为重要革命对象，或废坏寺庙，或没收庙产（山林、土地、房尾等），佛教再度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则给仍然处于封建意识笼罩下的中国佛教带来现代化的启示。
在上述背景下，近现代佛教界人士试图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努力，以使佛教获得复兴。他们或致力于各种类型的佛教文化事业，如创办刻经处，刊刻、编印、传播佛教经典；或建立佛学院，培养新一代佛教人才；或发行佛学刊物，广泛宣传佛教思想；或举办各类讲经活动，以通俗语言讲经说法；或成立各种慈善机构，扩大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或举办各类法会，以传播佛教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僧侣和居士，择要介绍如下。
敬安（1851-1912），俗姓黄，字寄禅，湖南湘潭人。17岁时从湘阴法华寺东林和尚出家。后往岐山从恒志禅师参学多年。再赴浙江阿育王寺礼佛舍利，燃二指供养，遂称“八指头陀”①。此后曾历住多处大型寺院。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成立，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平生以诗结交海内贤豪，留下不少诗篇，其中名句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故设视为近代爱国诗僧。
弘- (1880-1942)，俗姓李，名叔同，别号息霜。法名演音，别号晚晴老人。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1918年舍俗出家于杭州定慧寺，同年于灵隐寺受具足戒。1928年入闽，居厦门南普陀寺及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等地，弘扬南山律学（律宗的一派学说），曾创立“南山律学院”。提出过“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主张。擅长书画、篆刻、诗词，对音乐、戏曲也有很深造诣。出家后，持律甚严，为僧俗两界所尊崇。
太虚(1889-1947)，俗姓吕，本名淦( gan)森，法名唯心，别号悲华。浙江崇德（今并人桐乡）人。16岁于苏州平望小九华寺出家，同年从宁波天童寺敬安和尚受具足戒。曾于南京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习佛经，从苏曼殊学习英文。1911年在广州组织僧教育会，时值黄花岗之役，因作诗凭吊，不容于清廷，遂离粤返沪。敬安死后，他针对当时佛教实况，提倡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他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虽然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影响深远。为了适应世界文化潮流，他叉提出人生佛学、科学佛学、实证佛学、世界佛学、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等多种新设想。在创办佛教刊物、传播佛教文化以及建设佛教学院、培养佛教人才等方面，他也有过重要贡献。
圆瑛(1878-1953)，俗姓吴，名宏悟，别号韬光。福建古田人。18岁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从妙莲和尚受具足戒。在常州天宁寺从冶开禅师、宁波天童寺从敬安和尚习禅，前后达11年之久。又从通智、谛闲等法师研习经教。所以他的佛学沟通教禅，做到解行相应。1929年与太虚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推为理事长。抗战时期，主持上海圆明讲堂，曾组织僧侣救护队，开办难民收容所，并赴南洋募集经费援助抗战。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虚云（? -1959），俗姓萧，初名古岩，字德清，别号幻游。湖南湘乡人。光绪九年(1883)于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从妙莲和尚受戒。曾遍参金山、高曼( mfn)、天童、天宁诸丛林。后从天台华顶镜清法师习天台教义。历任福建鼓山涌泉寺、广东南华寺、云门寺等住持。晚年住持江西云居山真如寺。1953年被推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其禅功和苦行为国内外佛教界所推重，是近现代中国禅宗代表人物之一。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石台人。自幼习儒，兼学天文、地理、历数、音韵等。26岁起信仰佛教，并立志复兴佛教。杨文会对佛教的首要贡献，是创立“金陵刻经处”，从事佛典的搜集、整理、刻印、流通工作。他曾通过日本学者南条文雄的帮助，找回国内失传的佛教经疏300余种，并择要出版《汇刻古逸净土十书》等。为了发展刻经事业，他将自己在南京的住所捐献给了刻经处。鉴于日本出版的《续藏经》以博采为主，疏于甄别，他选取佛典460种3 320卷，亲自组织编刻《大藏辑要》，惜未完成而去世。他对佛教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建立“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精舍设于刻经处内，礼聘诗僧苏曼殊教授梵文、英文，就学者僧俗20余人。研究会也设于刻经处，他自任会长，每月讲经一次。通过这两个机构，培养了一批佛学人才，如谭嗣同、桂柏华、黎端甫、章太炎、欧阳竟无、太虚、谢无量、熊十力、李证刚、蒯若木等。
欧阳竟无（1871-1943）．名渐。江西宜黄人。早年攻读经史之学，1904年起追随杨文会研习佛学。在杨去世后，他继承遗志，主持金陵刻经处，致力于佛经的校刻和流通。为进一步培养佛学人才，他就刻经处设立研究部，聚众讲学。后来在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支持下，于南京成立“支那内学院”@。内学院设有学、事两科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3处，主要从事佛学的研究、教学和佛典的编校、印刷等工作。抗战期间，内学院迁至重庆江津，继续聚众讲学。在内学院存在期间，培养和造就了又一批佛学研究人才。先后在这里从事学习和研究的有数百人之多，其中有汤用彤、梁启超、梁漱溟、陈铭枢、王恩洋等。
吕潋(1896-1989)，字秋逸，江苏丹阳人。他曾长期追随欧阳竟无，于数十年中，足不出户，孜孜不倦，不仅为支那内学院的建设作出贡献，而且在佛学研究上也有突出成就。他通晓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种文字，对印度佛学和中国佛学（包括藏传佛学）都有精深研究。著有《印度佛教史略》、《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西藏佛学原论》等。
在近现代佛学研究高涨的同时，佛教修行却在民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展开，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自唐代净土宗形成后，僧俗佛教徒对往生西方净土普遍抱有强烈的信念。宋明时期，净土信仰已推广到整个社会，时人所撰的佛教史籍中，常有“念佛之声洋洋乎盈耳”、“念佛之声盈满道路”的记载。经晚明“四大高僧”的推波助澜，所谓“家家弥陀佛”之说已绝非夸张之辞。双手合十，口称阿弥陀佛，这些净土宗信徒的日常功课，在明清之后已演化成为人们见面寒暄时的基本礼节，就像今天朋友见面握手、互致问好一般。在阿弥陀佛信仰之外，观音菩萨、地藏菩萨的信仰在近代也十分普遍。
同时，近代一般的佛教信仰，也逐渐由原来单纯的修来世、求解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演变为同时追求现世利益、祛病消灾、延寿增福。“有求必应”已成为民间佛教徒对佛、菩萨“神力”的一种信念。伴随而来的，是以忏法为中心的佛教仪式广泛盛行，如瑜伽焰口（施饿鬼）、梁皇忏、慈悲水忏、金刚忏、大悲忏、水陆道场等，受到僧俗信众的普遍欢迎。这些活动以超度亡灵、追悔罪恶、保佑子孙为基本目的，与佛教本意有较大距离。
1949年后，中国佛教发生重大变化。经过土地改革，寺院废除了地租剥削，僧尼逐渐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通过民主改革，佛教内部的封建特权被废除，僧尼和广大民众一样，获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民主权利。与此同时，佛教徒的宗教信仰得到宪法的保障，正当的宗教生活受到国家保护。“文革”时期，佛教的寺庙古迹、经像法器、艺术文物大量被毁，许多僧尼遭受迫害。此后经过拨乱反正，佛教事业已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近些年来，佛教界在政府的支持下，维修和开放了大批寺庙；整理了大量宗教文物；恢复了组织机构“中国佛教协会”和各地方佛教协会；在恢复教学研究机构“中国佛学院”的同时，还设立了多处分院；积极开展了国际交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台湾佛教是汉地佛教的一部分，它是随着大陆佛教徒移居台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明永历十五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在郑氏3代期间，修建了竹溪寺、弥陀寺、龙湖岩等佛寺，福建、广东地区的僧侣纷纷来台。18世纪末，台湾全岛寺院已有近百座，其中开元寺、竹溪寺和法华寺最为著名，被称为清代台湾佛教3大名刹。与大陆佛教相一致，早期台湾佛教也盛行观世音菩萨崇拜，各地建有大量观音官、观音寺和观音亭。
中日甲午战争(1894)之后，台湾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台湾佛教随之发生明显变化。为配合日本的殖民统治，日本佛教的主要派别曹洞宗、净土真宗、日莲宗、临济宗、真言宗等纷纷派遣僧侣前往台湾传教。至抗日战争前夕，上述日本佛教派别相继在台湾建立寺院、别院和传教所等，台湾寺庙数量激增。迫于日本统治势力的威胁和利诱，台湾佛教徒多数加入了日本佛教体系。1937年以后，日本为推行“皇民化”政策，将台湾寺庙、斋堂、庵观全部改为日本神社，佛教的服饰、法器及仪轨、戒律，一律效仿日本佛教僧团，从而台湾佛教形成“日本化”局面。
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同年年底，台湾佛教界就召开了全省佛教徒代表大会，成立“台湾佛教会”。50年代以来，在清除日本佛教影响的基础上，台湾佛教有较大发展，大陆佛教的主体地位重新确立，并有日益强化的趋势。目前，台湾佛教的最高组织“佛教会”，其负责人绝大多数属于大陆传统佛教系统；一年一度的三坛大戒法会，以大陆九华山的传戒规范为准绳；各种法会以大陆固有礼仪取代了台湾日本统治时期的礼仪；以国语进行传教活动也已在全岛普及。
近40年来，台湾佛教在传教弘法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设立各种形式的佛教研究机构，培养从事中国佛教研究的人才；重视佛教书刊和佛教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以使佛教知识普及于社会。
香港佛教的源头可追溯到东晋时的杯渡法师。他进入香港境内后，在新界屯门的青山建立寺院，名杯渡庵，又名青山寺。至今仍有杯渡洞、杯渡井等遗迹。此外，历代尚有未见文字记载的一些佛教史迹。
香港佛教的兴盛从近代开始。1916年，香港佛学会建立。接着，卢家昌等人设立极乐院；茂峰法师创建东普陀寺，传播天台和净土教义。1920年，太虚建立讲经法会。1925年，出现以宣传密教教义为主的居士林。而与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相关的素菜馆也在同时纷纷开设，逐渐形成香港佛教的一大特色。
1949年前后，有些大陆佛教僧侣来到香港定居，他们大多自创小型寺院，独立展开佛教修行或宣传，成为现代香港佛教繁荣的基础。目前，香港的各种佛教学会、佛教团体达200多个，皈依佛教的徒众有60多万人。各佛教团体普遍注意佛教文化事业的开展。他们或创办佛教杂志，或设立图书馆、慈幼院、安老院，或开办医院，或创立中小学校，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