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1月7日，梅汝璈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郊区朱姑桥梅村。与湖广江浙相比，当时的江西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经济不够发达，思想文化也不够开放。然而，梅汝璈的父亲——一位头脑清醒、识见高超的开明士绅，却敏锐地感觉到了时代的变化。他认为，要让自己的子弟成为有用之才，就不能抱残守缺，不能再让他们受旧式教育。尽管当时当地尚有不少人鄙薄洋学堂，他却毅然将自己的长子送进了南昌市内的江西省模范小学。1916年，12岁的梅汝璈在父亲的坚决支持下又考取了北京清华学校，开始了长达8年的北地求学。一个12岁的孩子，远离家乡和父母，千里迢迢地独自外出，这在落后、闭塞的农村又不免会引起不少猜疑和议论。但是，世事的变革，时代的进步，却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
那时，北京的清华学校还没有成为举世瞩目的高等学府。1908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决定用清王朝所支付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到中国来发展教育，于是便在北京开办了清华学校。这所学校有一定的特殊性。它不是由政府的教育部门而是由外事部门来管理，学制8年（中等科4年、高等科4年），按各省分担庚子赔款的数额比例分配招生名额。学生毕业以后，绝大部分都会到美国去留学，所以清华学校实际上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在上课、考试、生活管理及体育锻炼等方面都对学生有着具体、明确而且相当严格的要求，其西化程度远在一般学校之上，与旧式的学堂、私塾更不可同日而语。
对于家境清寒、毫无背景、不通英语、甚至连官话（普通话）都讲不大好的农家子弟梅汝璈而言，清华学校的生活所带来的不习惯和各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半军事化的作息制度必须严格遵守，西式体育锻炼必须积极参加，任何一门功课都不能马虎，否则便有留级甚至被开除的危险。最使梅汝璈感到尴尬的，是语言问题。不少外籍教师都用英语授课，多数同学都具备一定的英语基础，而梅汝璈却一句英文也听不懂，一个字母也不认识。怎么办？梅汝璈决心从头学起，迎头赶上。
每当晨曦初露，清华园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畔，在“水木清华”匾额之下，便会出现两个少年的身影。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时而一问一答，时而各自吟诵，由先涩而流利，由简单而复杂。这便是梅汝璈和他的族叔——只比梅汝璈大4岁、与梅汝璈同时从江西考入清华学校的梅璈春在补习英语。经过一段时间的起早贪黑，叔侄二人的英语水平不仅赶上了其他同学，而且还双双处在了领先的地位。语言障碍的扫清，又自然地促进了其他课程的学习。8年之中，梅氏叔侄的学业成绩始终保持优秀，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他们来自历史上（特别是宋明以降）人文荟萃、科举人才众多，但在近代却新风迟开、保守封闭的江西省，以自己顽强的奋斗精神在这个典型的洋学堂中显示着华夏儿女的智慧和品格。
梅璈春是梅汝璈的远房叔叔，小时候家里很穷，很早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的远房哥哥——也就是梅汝璈的父亲惊奇地发现，这个只比自己的儿子大4岁的小弟弟，从小砍柴、割草、放牛，跟着大人种田或做生意、一天学也不曾上过的小弟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可造之才。他毅然决定，资助璈春小弟读书！他的眼力果然不差。梅璈春与族侄梅汝璈一起顺利地考进了清华学校，后来又一起赴美国留学。梅璈春所学的专业是桥梁工程，回国后与罗英、汪菊潜等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担任过茅以升先生的助手，在修建钱塘江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60年代初期，梅璈春担任了南京长江大桥总工程师，后来不幸病逝于工地。梅璈春是我国桥梁工程界公认的泰斗级人物之一。
清华学校的课业是沉重的。有的学生不堪压力，精神几乎崩溃；有的家长望子成龙心切，时常来信批评子弟成绩不佳，甚至以“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相责问，更加重了其子弟的心理负担。梅汝璈的父亲则正好相反。就在梅汝璈为英语基础太差而焦虑万分的时候，父亲的来信给了他以极大的安慰和鼓励。父亲在信中说，对于功课，尽力而为即可，倘若实在达不到要求，我们还可以退学，再报考其他学校——中国的好学校很多，清华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来自穷乡僻壤，见识、眼界，特别是西洋文化的根底自然比不上生长在通都大邑的书香门第或官宦人家的子弟。再者，人家往往是先在别的学校念完初中，然后再考进清华从头学起——这当然要轻松一些，而我们则是在小学毕业以后直接入学，文化基础虽差，在年龄上却有一点优势，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赶上来，而不必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徒增烦恼。接到这封信以后，梅汝璈便满心轻松地投入了更加紧张的学习。没有多久，他和梅璈春的学习成绩便进入了全班的前列。
升入高年级以后，梅汝璈的视野逐渐开阔，兴趣也逐渐广泛起来。他担任过清华校刊的主编，还与施璈（hu4ng）、冀朝鼎等同学组织过一个名叫超桃的团体。所谓超桃，意思是在这个团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情之深要超过《三国演义》中在桃园结拜为兄弟的刘备、关羽和张飞。超桃这个名称虽然不够新潮，但是其成员的思想、主张却是很进步的，因此这个团体很受广大同学的推重。施璈和冀朝鼎均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作为超桃中的大哥，施璈在超桃成员以及其他同学的心目中有着很高的威信。年轻的梅汝璈对施璈敬重有加，且深受其影响。施璈后来在革命斗争中英勇牺牲，现在北京清华大学校园内还矗立着他的纪念碑。
1924年秋天，梅汝璈赴美留学。在4年多的时间里，他先后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并于1928年底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海外留学生活不但未使梅汝璈淡忘祖国的命运，反而促使他更加关注国内形外势的发展。为了响应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的北伐行动，梅汝璈与先后来美的施璈、冀朝鼎等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山主义研究会的团体，积极地宣传革命主张，并开展了与留美中国学生中的国家主义派争夺留美学生总会领导权的活动。
1929年春天，提前完成了学业的梅汝璈离开美国，在赴欧洲游历了伦敦、巴黎、柏林和莫斯科之后回到故乡。以后的十几年，梅汝璈先后任教于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讲授英美法、政治学、民法概论、刑法概论等课程，并曾兼任中山文化教育馆副主任和《时事类编》（半月刊）主编，撰写、翻译、编辑了少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文章。此外，他还在当时政府的立法院中担任委员，在复旦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以及司法部法官训练所兼职授课。山河破碎，民生多艰。“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想到年事渐高的父母和诸多亲友正在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追击而东奔西走，看到政府中某些官员正在大发国难财，一介书生梅汝璈的心情就像山城重庆上空的浓雾阴郁、灰暗。与此同时，马寅初先生对战时经济的精辟分析，《新华日报》上发表的一篇篇闪烁着真知卓见的文章，也都给梅汝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现实生活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几乎是一片漆黑，然而，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公平和正义的理想决不会在梅汝璈心中轻易地泯灭，所需要的只是时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