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沿着通俗文学和高雅文学的两个方向，各自向极致不断发展，同时又在某些触点上相互融合。这种分离与融合形成了世纪之交中华文化转型过程中，一种内含丰富的亚文化的景观。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科幻综合症》的文章，集中地反映了这种亚文化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概貌。在这篇文章的配图中，刊用了画家张工（音译）创作的《4号电脑病毒》：一堵巨大的墙壁将世界隔离成两个部分，在两个部分中汇聚了万宝路香烟、玛丽莲·梦露、尼康相机、工农兵雕像、蚂蚁似的跳舞的小人、巨大的蝾螈和一张夹在无数西方人张开的大嘴中的毛泽东画像。混乱主宰着一切，早先具有明确意义的东方与西方、中国与外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在这幅画像中被全部打乱。在另一幅配图《中国人登上月球》中，太空画家喻京川画出了一位手拿类似二胡的工具的中国宇航员，他正将一面五星红旗插上月球。整个画面无法看到宇航员的表情，但却能看到从面罩玻璃上反映出的整个宇宙的景象。
当然，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并不能改变中国科幻文学的多种不足。及至今天，中国科幻文学的读者群还主要停留在大中学生，作品在社会深度和人物性格开掘上还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在如何将科学因素融入科幻作品本身，还常常显得没有把握。如何使科幻文学涉入20世纪末的现实生活方面，还没有迈出应有的步伐。
但是，这与整个国家文化的发展却是协调一致的。即便是在当今获得全国大奖的关于科学家生活的小说、报告文学、电影剧本中，我也没有发现对科学内容和科学家生活的成功处理。恰恰相反，多数文章只是罗列科学事实，以没完没了的政治呐喊代替对科学家生活的深入的挖掘。
我很同意王富仁教授的做法。看来，如果没有深入的文化分析，中国科幻的先天不足就不能被完全揭示出来。
三年前我在清华大学做过一次讲演，题目是《西方科幻文学中的文化主题》。在讲演中我分析了西方科幻文学中的四个主要主题：“宗教与反叛”（常常带有向全能的上帝挑战的意味，突出人的独立精神）、“凡尔纳式科学享乐主义”（人类在未来种种美好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与历险被描述。归根结底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欲望而不惜代价地改造自然、变革社会）、“权力与秩序”（以《1984》和《时间机器》为典型代表，探讨社会本身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罪恶与拯救”（与宗教有较深的联系，其首要的特点在于揭露出人性中本来存在的罪恶，以及对这种罪恶进行“末日大审判”式的惩罚与毁灭。其中心思想是要表明：人类最危险的敌人恰恰是人类本身或潜意识）。我特别强调，虽然西方科幻小说已经经过多次变革，但其根源的文化主题仍然没有脱离这些基本的内容。当人们涌入电影院疯狂地观看最新电脑造成的逼真效果的时候，他们所享受到的，仍然是古老不变的东西。
但是，宗教与反叛也好，科学享乐主义也好，罪恶与拯救也好，这些文化主题在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中又如何可以查到应有的地位？
和20世纪90年代中国科幻文学的表面繁荣相比，更多的可能还是隐含着的危机。没有这种基本估计，就没有真正的科学精神。老一辈的科幻作家可能记得“左倾”思潮对科幻带来的威胁。但对我来讲，更多的威胁来自文化的深层。我刚刚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对某年高考作文题目的一些反应。这其中《中华读书报》对作家的专访颇使我感到有趣。几乎所有“着名文学家”都对“加入记忆可以移植”这样的题目表示出自己的怀疑甚至诋毁。在我看来，这个作文题目与真正的科幻题目相去甚远，它只不过想提醒考生，创作能够给人以广阔的幻想空间而已。但即便这样，也遭到了那么多专门以想象为业的作家的反对！可见一种文化转型所需的时间与力度。
本福德在他的文章中欢快地以为，“后现代”的到来对科幻文学可能是一种福音。多元化、边缘与中心对立的消解、类文化和俗文化重新受到重视的现实，可能给美国科幻文学带去新的巨大影响。
但是，对中国来讲，“后现代”还仅仅停留在文化先锋们的咖啡杯里。况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后现代”到底是些什么东西，还难于预料。
我倾向于将最近100年中国科幻的历程都当成分娩。所以，当前到底是繁荣也好、幼稚也好、硕果累累也好、毫无建树也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在经过了漫长的生产过程之后，这个婴儿才真正开始寻找独立于世界的机会。
一切才刚刚开始。
它也随时可能被扼杀在襁褓里。
我只是但愿，强大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再具有绝对的杀伤力！
4 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幻（下）：21世纪初
中国科幻作家一直盼望着21世纪。早在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就明确地把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投放到2062年①。新中国建立之后，大量作品描述过21世纪的中国。其中由郭沫若、华罗庚、茅以升等参加撰写的《科学家谈21世纪》，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②。但是，由于科学本身并非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长的时间里，包含着科学、想象力和未来憧憬的科幻作品在中国受到过种种质疑。这些质疑除了认为小说中存在着与科学相悖的“错误”之外，还被认为背离社会主义理想。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文化和政治上的“水土不服”，科幻小说在中国几番起落。新中国成立后它甚至一度从成人文学转化成儿童阅读的科普文学。即便到了上世纪80年代，科幻小说还曾还被纳入“精神污染”范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科幻文学才基本摆脱政治束缚。那么，在一个全面发展的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将对这一时期的科幻创作状况进行概况描述。
市场化中的科幻文学
世纪之交科幻文学创作的发展，虽然初步摆脱了政治干扰，但却遭受到市场压力的严重冲击。从2000年起，受到英国作家J.K.罗琳的小说《哈里·波特》系列的影响，世界各国的科幻文学都进入退潮期，奇幻文学占尽了幻想读物的风骚。这期间，除大量翻译了西方奇幻小说之外，中国本土的奇幻文学创作也方兴未艾，出现了《幻城》、《诛仙》、《搜神记》等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当年热衷科幻出版的单位，此时此刻都已转向奇幻领域，只有《科幻世界》杂志等很少几个出版机构仍然坚持科幻原创力量的培植。③
世纪之交科幻文学经历的另一个发展瓶颈是如何在上一代作者普遍停止写作之后，尽快培育新一代作者，提高他们的创作质量。在此期间，成都《科幻世界》坚持每年一次的“银河奖”发奖大会，给作家相聚讨论创作问题的机会，同时，通过奖励优秀作品鼓励新人进入领域。2003年，北师大文学院将科幻文学设置为现当代文学中的三级学科，此后连续召开了“科幻与后现代学术报告会”、“科幻与创造力、想象力学术研讨会”、“2007中美作家科幻峰会”、“诺贝尔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科幻小说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全面对科幻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研讨。国家社科基金也首度对科幻文学研究进行了项目资助。在这些会议、研讨、项目执行中，人们逐渐理清了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脉络，也对作为第三世界东方国家的科幻文学到底走过了怎样的道路，有了更多把握。
在出版社和研究机构努力为科幻文学恢复地位营造条件的同时，科幻作家也积极地适应市场的发展。例如，以潘海天、今何在、江南等作家为首的一群作家，积极地将科幻与奇幻文学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所创造的《九州》系列作品，想象出一个全新的奇幻宇宙，在这个世界中，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些地区充满了科技进步，而有些地区则停留在古代甚至魔法时期。这种将科幻与奇幻结合的设计，巧妙地在奇幻文学风潮中保护了科幻文学，更为科幻小说发展找到了新的空间④。科幻作家并非简单地适应奇幻文学的入侵，他们也利用自己的独特表现手法试验性地改造奇幻文学。例如，女作家钱莉芳的小说《天意》，采用科幻作品的时空旅行手法重述历史，这一行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穿越小说在中国的兴起。⑤当然，更多作家坚守科幻文学的基本领地，深度耕耘，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作品，逐渐恢复人们对科幻文学的兴趣，在奇幻文学走向退潮的同时使科幻文学复苏。在这些作品中，王晋康回顾“文革”的小说《蚁生》深度发掘了科幻小说的意识形态潜力；韩松的远未来小说《红色海洋》从人类学角度检讨了中国历史和未来人的生存状况；刘慈欣的技术突破小说《球状闪电》和《三体》将笔触深深介入当代科技前沿，展望了宇宙的发展；江南的《上海堡垒》针对1970年之后出生的读者，借助卡通电影重返这一代读者以往的记忆。还有更多中短篇小说也分别在相关领域中获得了读者的认同，营造了一个科幻市场逐渐回归的局面。
在上述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韩松和刘慈欣。
韩松和他的科幻现实主义创作
韩松，1969年出生于重庆，现为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参与创办《了望东方周刊》。担任记者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报道中国文化动态的专访，他还参加过中国第一次神农架野人考察。由他参与或单独创作的长篇新闻作品包括政论性报告文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有关克隆技术进展的报告文学《人造人》。韩松的科幻文学写作起源于大学时代。早在1991年，他的小说《流星》和《宇宙墓碑》就曾经同时在海峡两岸的科幻征文中获奖。此后，他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或火星照耀美国》、中短篇小说集《宇宙墓碑》等。1999年他出版的《想象力宣言》，至今仍然是中国科幻文学领域见解独到的作家独白。近年来，他还提出“中国的现实比科幻小说更加科幻”这一独特的科幻现实主义理论。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