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1 TAM、TRA和TPB的比较
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都是由理性行为理论发展而来的。技术接受模型主要应用于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研究，由于模型简洁，发展了专门的量表，应用极其简便，且解释力较高，所以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研究中。但也有学者认为技术接受模型为了维持高度的简洁性，势必牺牲了一些解释力，如社会变量。理性行为理论与技术接受模型都认为态度是由人的内在信念决定，两者之间存在以下差异：理性行为理论的主要信念是概括性、一般性的，在结合具体的研究背景时要重新探讨合适的信念变量。而技术接受模型则专门建立了适用于信息技术接受行为的信念变量，技术接受模型没有考虑主观规范对于行为意向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主要弥补了理性行为理论的局限性，加入了感知行为控制的变量，这使得计划行为理论可以应用于不完全受意志控制的情境，其广泛的适用性，使计划行为理论成为各种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这两个理论的主要差异性体现在感知行为控制因素的引入，在理性行为理论中，行为的预测只是依赖态度和主观规范，这决定了它只适用于用户对行为的控制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形。
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都能很好地预测信息技术的接受行为。其中，技术接受模型具有较高的简洁性，容易操作，在实证研究的应用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它只是考虑了信息技术的一般特征。而计划行为理论则能提供更为全面的考虑。总的来说，两者主要有以下差异：（1）应用范围不同。技术接受模型普遍适用于不同的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的采纳和使用。而计划行为理论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可以考虑更多的信念，应用范围更为广泛。（2）社会因素的考虑。技术接受模型没有明确考虑任何社会变量的影响。戴维斯认为社会标准是独立于行为结果之外的。比如，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上级主管的压力而使用某一系统。但是，这个人可能还认为不使用该系统，其绩效会很差。基于这种考虑，戴维斯认为技术接受模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因素的影响。（3）感知行为控制的考虑。在技术接受模型中只有感知易用性属于行为控制方面的变量。虽然感知易用性与技能的内在因素有关，但是其他的控制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时间、机会等。技术接受模型没有明确考虑这种外部的控制因素，而计划行为理论考虑了内部与外部的控制因素，在这一方面比技术接受模型有突出的优势。
这三个模型虽然各有不同，需要清楚指出的是，这三个模型之间同样也有相互关联的东西，即三者之间存在演化关系。
2.5.2 TAM、TTF和IDT的比较
比较技术接受模型和创新扩散理论，我们发现虽然这两个理论的研究角度不同，但是理论核心是一致和相互支持的。TAM认为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影响个体使用信息技术的主要变量，而对创新扩散的研究表明相对优势、兼容性和复杂性与创新的接受程度高度相关。相对优势反映的是创新的益处，因此同TAM中的感知有用性是相关的概念；复杂性可以视为感知易用性的相对面，表明一项创新难以使用和理解的程度。因此，TAM中的感知有用性类似于IDT中的相对优势，TAM中的感知易用性则类似于IDT中的复杂性。技术接受模型和创新扩散理论的比较分析。所以说明TAM模型和IDT两者相互验证各自的研究成果。
另外，TAM和IDT理论是互补的，IDT理论包括了接受创新的态度，但是没有涉及态度是如何进一步演化为真正的决策行为，而TAM理论提供了信念、态度、意向和行为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指导，却没有考虑社会环境对技术接受行为的影响。
TAM与TTF这两个模型在对信息技术接受的研究上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认可，但它们也各有不足之处。一方面，TAM在解释信息技术的用户接受时仅仅考虑个人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两个因素，更多的是基于个人心理和行为，在解释实际应用中，由于TAM模型缺乏对任务的关注，造成了对信息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与该信息技术对特定任务的感知有用性之间的混淆，其理论存在明显的结构缺陷，而信息技术从本质上讲是用户用来完成任务的一种工具，如果不考虑工作任务则会导致模型对信息技术采用的解释模糊不清。另一方面，任务—技术匹配模型虽然考虑了任务需求和信息技术功能这两个因素，但在任务技术匹配与信息技术的采用行为之间缺少一个相互沟通的桥梁，无法反映出任务技术匹配作用于个人行为的内在机制，这也成为阻碍任务—技术匹配模型向更深层次发展的一个“瓶颈”。
迪绍和斯创（Dishaw and Strong）将两个模型进行了整合，整合模型中包括了TAM和TTF两个模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弥补了TAM缺少明确的外部变量以及缺乏对任务的关注这两个重要缺陷；另一方面在任务技术匹配与信息技术采纳行为之间架起了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两座桥梁。整合模型在解释和预测信息技术用户接受行为方面比单独使用这两个模型要更加合理和有效。通过对这三个模型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三个模型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的要素。
2.5.3 TRA和IDT的比较
通过对创新扩散理论的研究可以发现，创新扩散理论与理性行为理论的有关概念存在着对应关系。
尽管不同的理论模型中采用了不同的术语表达，但这些因素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引用凡卡德希的观点，他们将这些因素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工作绩效预期，理论出处有技术接受模型的感知有用性，创新扩散理论的相对优势，社会认知理论的产出期望等。
第二类是工作努力预期，理论出处有技术接受模型的感知易用性和创新扩散理论的复杂性等。
第三类是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对行为意向的影响，仅在用户处于强迫使用状态下显著，而且随着用户经验的增长，其影响力度逐渐减弱。
第四类是便利条件，理论出处有计划行为理论的感知行为控制和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兼容性等。
孙和张（Sun and Zhang）从组织、技术和个人角度，对用户接受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用户接受研究的方法模型，这个模型将个人角度和组织角度的用户接受进行了整合，因此，属于用户技术接受的统一方法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了技术、组织和个人三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组织目标和技术功能之间的差距会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这是从组织层面的角度进行考虑的。任务—技术匹配模型是从个人层面研究技术协助个人完成任务的程度，因此会影响到用户的绩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