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陈嘉庚一生行止，他生前的受人崇敬以及他身后所享有的殊荣，究其因，远非孝、信二端所能概括，他的精神深厚而博大，细小处严谨而襟怀能容万物，他严于律己而宽以待人，但是事关大局则绝不含糊。每次来到厦门，我总要到集美瞻仰鳌园，瞻仰陈先生的陈列馆。陈先生可谓富甲天下，而日常生活却极为节俭。平生所用器皿，一顶晾帽，一支手杖，一个旧手电筒，还有简陋得令人心酸的床榻，都使人为之深思：什么是平凡的伟大？他的财产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挣来的，他生财有道。但他几乎倾其所有而贡献于教育事业。当他经过亲身的观察认识了真理，他又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了正义的事业。
中国传统的道德理念，在他的身上化为了一种足以战胜一切艰难，度过一切苦厄的神奇力量。但他的一切言行却显得极其平凡和普通，他可以在抗战时期大后方派来迎接他的豪华轿车的泥痕中看到腐败，他不止一次不顾主人的尴尬拒绝乘坐轿子和人力车。陈嘉庚是传统的，但他又很现代。他主张服饰改革，反对穿长袍马褂，他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事业，为了办学，他可以变卖自己的房产。尽管他身上浓缩了中国儒家的精神传统，但他又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思想开放的人，他行为有节却毫不古板。
最近读到一本叙述陈嘉庚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平故事的书，印象至为深刻。这本书改变了传统的传记写法，以说故事的形式为伟人立传，分节细致而不琐碎，不求首尾衔接而又前后有序。作者写伟人的平凡又能突显他超越常人的不平凡。在我们的心目中，陈嘉庚始终都是一位和民众忧乐息息相通的人，但又总让人感到他的巨大而崇高的崇山大海般的存在。作者笔下的陈嘉庚是普通人，是平常人，但总把他放置在一个宏大壮阔的背景中展开他真实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里有二次世界大战的万里风烟，这里有国共两党的恩仇离分，从重庆到延安，从新加坡到印度尼西亚，作家为他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广阔高远的活动场景。同盟国的全球战略，东南亚的惊天风雷，在书中都成为展示人物风采的舞台。从蒋介石、汪精卫，到毛泽东、周恩来，陈嘉庚周旋于这些显赫人物之间，不卑不亢，有节有度。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人，陈嘉庚臧否人物也不怀偏见，如对蒋经国的赣南新政则赞誉有加，对宋子文办宾馆则严加驳斥。
在充满硝烟的动荡年代里，行走着一个始终让人感到亲切的伟大身影，这就是陈嘉庚先生。他是二十世纪人物画廊中我们始终不会忘记的人。他一生行善，他一生向上，他一生持正，他一生以正义抗恶。通常都说人无完人，这话本来不错。但依我看，这话用在陈嘉庚先生身上就有点不切了。考察陈先生一生行状，从修身、持家，到以毕生的心血贡献于社会，从他的严于律己，乐善好施，勤俭敬业，无论是家事还是国事，他的言谈举止，都让我们感到高山仰止，心向往之！这下我们真的要破一下例了——他是一个千古完人。
所有的赞辞对他都不过分！
那颗心还在跳动
怀念张志民
张志民的家乡是斋堂川中的张家村，是崇峦叠嶂中的一座美丽而艰苦的小山村。有一个时期我经常去张志民的家乡，那一带路径我很熟悉：出西直门往西，乘京张线至雁翅，沿永定河碧蓝的河岸，往大山深处走去，前面展开的便是斋堂川。京西一带山水壮丽辉煌，培养了那里的人质朴、善良而又豪爽的性格。张志民的一颗诗心，就是百花山的精魂所熔铸。
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读到了张志民的诗。作为南方滨海城市长大的学生，我震惊于张志民笔下所展开的北方农民的苦难。我出身贫寒，我对苦难并不陌生。但如王九或“死不着”那样的悲惨处境，则超出了我所能想象的。我那时未曾到过北方，我对中国寒冷而苍茫的北方毫无所知。是张志民的诗（当然，还有李季的诗，那时我也读到了《王贵与李香香》），向我敞开了北方的乡野和村落里所发生的那一切的痛苦和压迫、死亡和抗争。我感激诗人用他那富有特色的声音和色彩，丰富并滋润了我的心田。
那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而在我的心目中，张志民无疑已是一位十分成熟的诗人了。70年代最后一年，我初识张志民。我惊异于他的年轻，虽然当时他已走过相当长的坎坷的道路有过相当丰富的人生阅历。但从年龄看，他只是我的兄长，而在人生经验和艺术成就上，他却是早慧的成功者。
张志民是中国大地的儿子，他身上流淌着中国农民的血液。他感受着并传染了中国大地深沉的悲哀。热爱土地和劳动，希望通过播种、耕耘、创造并享有合理的生活。当这一切辛勤劳作的成果不被承认或竟被剥夺。他便用笔控诉这种剥夺，于是有了他诗中的那种抗争的激情。因为他熟谙农民的情感方式，这使得他的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接近民间，从而表现出风格上的高度和谐。
写《王九诉苦》和《死不着》时，张志民非常年轻，但一开始就是成熟，一开始就到达了那个时代诗歌艺术的高度。这可说是中国新诗史的一个奇迹。在去年举行的张志民诗歌朗诵会上，我称他是早慧而早熟的诗人，我以为这对张志民来说是允当的。张志民最初的创作，采用民间歌谣的方式，创造了中国新诗的新生面。在新诗普遍性的欧化传统的另一面，特别是从农民歌咏的方式中，他提取并创造了切近中国广大农民熟悉的诗歌形态。
但对张志民的诗歌风格，若仅只看到俚俗（这绝非贬义）的一面是不够的，其实，在他的素朴的表达中，有着相当完熟的“俗中之雅”。细心的读者都能从他的那些适于吟诵的诗行中，感受到他高度锤炼的功夫，感受到他那高超而娴熟的诗艺。他显然提高并丰富了民间的传统。张志民从他处身民众的土壤中，吮吸着大地的精华，也吮吸着大地之子心灵深处的丰富和充实。他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恒久的。
我以有他这样一位兄长一般的朋友而自豪。最近这些年，我们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见一次面。每次见面，总能听到他那发自肺腑的真言和忠言，每次总能受到这颗高贵的心灵的沐浴，从而使我在世俗的淹没中，感受到一种世上难有的脱俗的高雅和纯净。这些年，我们每次见面都是愉快的，我从未想到我们的聚会会有终结的一天，不会想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离开我们。而且每次见面，我们总是设计着和预约着，去访问一次我们都热爱着和钟情着的斋堂川。
可是，世事难料，聚散无常，他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现在正是四月，正是斋堂川中杏花如海的季节，诗人却失约了！我不能不感到怅惘。此刻的空漠无以言说。那日接到张宏的电话，我也是这样的无言！我不会相信那颗高贵的心会停止了跳动！我分明感到它仍跳动在热爱他的亲人和朋友中间，跳动在斋堂川和中国大地，跳动在他热爱的父老乡亲中间！
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
《余光中经典》序
余光中先生在中国诗界可算是一位奇人。他写诗的产量多，写作的时间跨度长，而且现在还处于创作的巅峰状态，这种不曾退潮的“青春期”是让人艳羡的。余光中不仅写诗，而且评诗；不仅评诗，还选诗和译诗。诗人、选家、诗评家、翻译家，他全兼了。他是真正的多面手。这样的全才，在当今中国，不谓仅见，也算少有。
我说他是奇人，还不止这些。前几年我在谈论徐志摩的作品时说过，徐志摩不但诗好，而且散文也好，可是他的散文的成就被诗的光辉遮蔽了。现在来看余光中，二人竟也相似。大家都知道余先生是成就卓越的诗人，也有人知道他散文写得好，但并不知道他的一些散文的成就超过了诗。在当今中国，他是一位散文大家。可是，同样地，余光中的散文成就被他的诗名夺去了光耀。？所以这本《余光中经典，准确地说，是收录余先生经典性的诗歌作品，而不指涉他的至少同样杰出的散文，乃至其他文体的实缋。
余光中的诗歌作品，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内地，不论是单行本，还是选本，都出了不少。今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更隆重推出了皇皇九卷的《余光中集》。其间除了经作者自定留存未收的少量篇章外，余光中的诗、文、评作品大体都齐全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出这样的一本书呢？从道理上讲，余光中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应当是不愁销售的。但现今市场竞争激烈，也是不可轻率处之的。
我在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是，作为一本新的选本，它是一个精选本。编者希望能够在二百首上下的架构内，尽量不遗漏余先生那些脍炙人口的佳篇。其次，则是希望编得有点特色，力求有别于其他选本。这是一个插图本，期待着能收到图文并茂、诗画互映的良好效果。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在编例上出点新意。起先，我和责编吴晨骏先生商定，想按诗人的创作年代，将全书分为三个时期，即台湾一期（1950—1974）、香港时期（1974—1985）以及台湾二期（1985—2003）。如此划分，历史的脉络是清楚了，但是不免略嫌板滞，也乏新意。
余光中生平所作诗，不仅量多质优，且内容广博，涉及世情万象，层面繁丰。虽然他以“乡愁”一曲享誉大陆，但他的创作丰富性却远非简单的“乡愁”二字所能概括。佘先生对某些读者及评家指称他为“乡愁诗人”的提法颇有质疑。他说：“这绰号给了我鲜明的面貌，也成了将我简化的限制。我的诗，主题历经变化，乡愁之作虽多，只是其中一个要项。就算我一首乡愁也未写过，其他的主题仍然可观：亲情、爱情、友情、自述、人物、咏物、即景、即事，每一项都有不少作品。”我们受到余光中自述的启发，决定此书编例以“情”为题按内容进行分类，分别为：乡情、爱情、亲情、友情、世情、风情、心情。计有七情，为七单元，每单元收诗数量不等。如此下来，编者自觉颇为惬意。
这正好应了我对诗这一文体的基本看法，我始终认为诗是从情出发的、以表达情感为根本的一种文体。当然从道理上讲，文学艺术各种样式都离不开对于人类情感世界的把握和传达。但它们中有的偏于叙事，有的体物言情互见，而诗却是专司此道的。情是诗的灵魂和根本。现下有人大谈“零度写作”或“冰点写作”，实在是一个歧误。古人云：“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又说，“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些表述，都证明诗与音乐等艺术品类是与人的情感的发生及表达，有着非常密切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联系。
佘光中在对现代诗的思考中对诗的知与情的关系辨识甚详。艾略特认为18世纪诗人抑激情而扬理性，19世纪则反过来，抑知而纵情。20世纪初的反浪漫运动中艾略特等人之所以提出“主知”说，是为了纠正浪漫主义的“纵情”倾向，强调作者要着重观察与思考，而不是仅仅凭借感情与想象。余光中在简要回顾这些历史之后说：“然而抒情的需要是无法否认的。即使有些喊出‘主知’口号的诗人，也无法不在自己的作品中抒情。”由此看来，我们的选本以情定编，应当是大体无悖于诗的本质，也无悖于余光中先生的整体诗观的。
余光中重视诗人自身体验对于创作的作用。他曾经论述过诗人的创作过程，“诗是以最经济、最有效的文字，将主观经验客观化的一种艺术”。我非常重视他的“主观经验”的提法，以为这种经验总是与诗人的心灵、情感以及他的人生体悟有关。在另一篇文章中，余光中认为一首诗的创作过程，“是从作者的心底长途跋涉而到达他的笔尖”的过程。他强调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位诗人的至关重要性。“一个作家在体验生活时，他必须和外界有够深的交往，但是当他把这种体验变成艺术，形诸文字时，他必须回到内心。”诗人的这些表述，似乎都在暗示着并证实着心中之情和诗中之情的联系。
本书以情定制的构想，新是新了，但也有缺憾。首先是诗人创作的时间顺序被打乱了，也造成检索的困难。再就是有些诗难以判断它的归宿，有些诗究竟是写友情还是写爱情，有些诗究竟是表达心情还是抒写风情？这样做开去，难免武断，难免“错判”，可能会出现让人繼尬的局面。但是编者的决心既下，就不打算改变了。当然，还有一些优秀作品在编者的眼下被疏漏了，留下了遗珠之憾。我期待着余光中先生的指谬，更期待着读者诸君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