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先生出身旧学，他儒学功底很深。幼时曾在叔父铭恩公的指导下读经史小学等典籍。在叔父的影响下，蔡元培先生打下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稳固根基。十三岁时，蔡先生受业于经学名宿，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的造诣。1892年，进士出身的蔡元培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仅从如上所述，作为中国旧式知识分子，蔡元培先生的成就已是相当卓越的了。但蔡先生却是不同凡响，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学术终点。他敢于从零出发，迎向20世纪的学术新潮。
1898年的变法维新，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是这一年，他开始学习日文。为了吸西洋文化，他到世界各国考察。1907年抵德国，四十一岁开始学习德文。次年，人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文学、人类学、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隔数年，复又作为期三年的学术游历。这一切，决定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时，他能坚定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一边，而且成为那场文化革命的重镇。
蔡先生生当19、20世纪之交，正是新旧、东西诸种文化猝然相遇的时刻，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变的时刻。蔡先生生当此时，既不固守，又吸纳新知，而在这种激烈的交汇、冲撞中完成了由旧而新的学术转型，他本人也在这种转型中成为了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文化界、思想界的一面旗帜。
蔡元培先生垂范于我们这些后人的，是他并不充满传奇色彩的、伟大而坚定的人生，是他的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宽广的胸襟，是他绝不墨守成规的、勇于革旧图新的开创精神。北京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怀着景仰的心情永远怀念他们的老校长。他们在校园美丽的一角他的铜像周围，为他植了常青的乔木、耐寒的雪松。
追求学养与人格的统一
闻一多先生遇难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年。但他的牺牲给我的心灵以震撼。我来不及理解他的博大精深的学说，也来不及理解他的丰富伟美的人生。但我能够理解他对邪恶和强权的抗争，因为我和他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同一片大地上，共同体验着濒临绝望的感受。他的那篇最后的讲演，是一篇向着黑暗宣战的檄文。闻一多的死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少年的心。在我有限的知识中，知道岳飞，知道文天祥，知道中国历史上千千万万为国家、为民众、为自己的理想义无反顾地赴死的英烈，我认定闻一多就是他们中毫无愧色的一位。
那时闻一多先生给予我的启发还不是诗和学术，而是他的人生追求和理想精神——他认定了一个真理，明知前面是火海刀山，他也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他就是这样在黎明到来前的最黑暗的时刻，把鲜血洒在了昆明街头。他的献身精神感动了我，使我知道什么样的人生是庄严的和崇高的。后来我年龄渐长，懂得东西也多了，才知道作为诗人、艺术家和学者的闻一多，才知道他的伟大的创造精神和海洋般渊博的学识。
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至多不过百年。但人为着未来的创造却要付出大约人生全过程的1/3的时间做准备，这就是学识与经验的积累和训练。待得拥有创造的可能时，人生的极限也快要到了，这是作为人谁也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闻一多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他把生命精炼化了，他的勤奋和智慧，使他在刚及中年时，便在所涉及的领域都造出了让人惊叹的成绩，而且都体现为到达极限的状态。更为让人惊奇的是，他涉及的范围竟是那样的广泛！
最早出现的是诗人的形象。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创造了当时是、现在依然是的新诗创作的经典性的作品。他的建设性的新诗理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新月派”的创作，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创作，特别是建立新诗格律的理论的提出，至今也仍然是未曾过时的理论命题。数十年后的今天，在回望中国文学百年的各种评选中，《死水》始终列名为数不多的得分最多的佳作的行列，这是历史对于闻一多贡献的肯定。
接着我们看到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易经、诗经、楚辞、庄子、乐府，更有唐诗。古代神话、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从中国文学到中国文化，很少有闻先生未曾涉猎的领域。更让人吃惊的是，闻先生还是一位艺术家。他画过素描，设计过书籍封面，还有戏剧布景。徐志摩描写过的闻先生早年的居室的特殊布置，加金边的纯黑色的四墙，体现了作为诗人的艺术家情怀，更是一段文坛佳话。
郭沬若曾经这样评价过闻一多：“他的智慧若用在自然科学方面则是爱迪生、牛顿那样的人物。”这是对他的智力所能达到的一种评价。闻先生把他的智力用在艺术、诗和人文科学方面了，他创造了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境界。他完成了一个全面的人：诗人和学者的统一、艺术家和爱国者的统一，质而言之，是学问和做人的统一。
闻一多做学问到达了一个高境界，做人也到达了一个高境界。他做学问，到底也是为了做人。做学问的最终，也旨在改善人生，改造社会，使人类向着文明进步的方向发展。闻一多用生命写就一本大书。我们读这本大书，如终是在仰望一座高峰，这是我们用毕生的精力也无法到达的高峰。
伟大的作家、学者是社会的脊梁，在他们身上有着时代的巨大担当，学养与人格的完美统一，是历史精神的真、善、美在他们单个人生中的必然和谐，社会将因为这些敢于用生命担当的灵魂而走向更美好的新境，历史将因这些勇猛献身的赤子而充满骄傲。
这颗心燃烧了一百年
送别冰心先生兼谈“五四”
世纪之星陨落了，陨落在世纪终结的前夜。她的使命已经完成，她整整燃烧了一百年！能够像她这样，以不竭的热情在自己拥有的一角天空，默默地放射自己的光和热，温暖着、滋润着人们的心灵，教他们如何爱、如何为弱小者和善良者献出心力，既不“宏大”，亦不“卑微”，一百年不间断、一以贯之的从容和“平淡”，燃烧自己、烛照世间的人，在这一百年中，即使不是“仅见”，恐怕也是极为罕见的。
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也是世纪的见证人。清王朝覆灭时，她是少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她是青年；整个中年时期在离乱和忧患中度过。在动荡和苦难中，她造就了成熟的人生。饱经忧患的她，极大地延长了中年期。她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大的承受力，坚强地活着，体验那超乎想象的苦难并战胜它。坚持着，从充满噩梦的昨日，直至舒展开放的今日。在这世纪钟声即将敲响之时，她把这个世纪悲喜交加的漫长的暗夜带走了，而留给我们一个新世纪的熹微的最初一线光明。
在冰心的文学世界里，大海和母亲是支持这个文学世界全部丰富性的两个基本意象。冰心世界中的母亲的意象，是包容在大海这个大的意象之中的。她曾在诗中向造物者祈求，倘若生命中只有一次“极乐的片刻”，那么，她的愿望便是：“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清明月夜下的万顷碧波，荡漾着一叶扁舟，舟中是母亲，母亲怀中是我。这种安详、和谐、宁静的氛围，原是冰心的心境、情境、诗境的具形化。她一生都在用爱心关爱众生。她把爱心推及了世间的万事万物，她祈愿一切受难者有福。
在冰心的诗中，我、母亲、大海是三位一体的。人类各式各样的爱中，母爱最纯真，也最伟大。母亲对儿女之爰无须特意表现，是发自内心、自然而然。子女对于母亲之爱的怀想与礼赞也如此。这是排斥了一切势利考虑之后的无私、无邪、无欲的高贵情感。冰心从母爱出发，推己及人一片婉转女儿心，传达的是人间的万种柔情。
大海的博大涵容，它的宽广胸襟可以装下世间万有，一切的苦厄、欢愉和忧思。它静如明镜，动有狂澜。在它万顷碧波、一览无际的宁静中，包蕴着震天撼地的伟力。它的激情也是内蕴的，却是夜以继日、无日无时地起伏涌动，若人的生命之常在常青！诚然，这位昔日的南国闺秀，有着一颗晶莹柔婉的女儿心，对母亲、对兄弟、对友人、对弱者。而大海的博大、雄健、恒久，却从另一面托出了这位世纪老人的高远和伟大。
在年序上，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在文学的经历上，冰心则是五四新文学的同龄人。冰心说过，是五四运动那“强烈的时代思潮把我卷出了狭小的家庭和教会学校的门檻，使我由模糊而慢慢地看出了在我周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的种种问题。这里面有血有泪，有凌辱和呻吟，压迫和呼喊”气冰心称这股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是“电光后的一声惊雷”，把她“震”上了写作的道路。冰心自述，她的创作活动始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她开始在《晨报副刊》用白话文写作。第一次发表小说《两个家庭》始用冰心这个笔名。她的写作活动一直延伸到本世纪末。所以，她不仅是中国新文学的同龄人，而且是中国新文学的一部活历史。冰心的整个创作活动无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缩影。她也是五四精神的集中体现者。
五四运动出现了一批狂飙突进的猛将，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蔡元培、李大钊、鲁迅和周作人等。这些人站在时代的前列，高举文化批判的旗帜，面对中国系统而顽固的旧文化和旧礼教，指出它阻碍时代前进的保守性，以惊电迅雷的气势进行扫荡，从而开辟出一条通往光明的新路。他们的勇气和激情，产生于中国内忧外患的现实，产生于现实中的污垢和血腥。他们是登高一呼从者如云的英雄式的人物。他们的胆略和气魄，至今尚使我们为之气壮！这些先行者，他们给中国社会送来一剂疗救病症的“药”，这药是治“心”的，是“醒魂药”。
他们承继了前人奋斗的遗产，这里有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遗产。但他们推出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却是他们的前人所未曾造出的成功。
冰心不是这类英雄式的人物，她更“平常”。但她响应了和参与了这种英雄业绩的创造和建设。她和“五四”那一代人有一种共同的性格，那就是反抗和批判。他们同样是新时代和新潮流的推动者。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20世纪伟大的精神革命。伟大的“五四”精神其实质在对于旧文化和旧礼教的抗争。但“五四”并非一味地“破坏”，它有鲜明的建设精神；“五四”也并非一味地“激烈”，它的本质是温情的和人性的。这些本质在那些猛将身上，是隐藏着和潜伏着的，而在另一类“非猛将”如冰心这样的人身上，则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确定的品质。
这是充满幻想和想象力的一代人。他们从中国悠久的传统中走来，而又不满并质疑那一切。但在他们的创造中却又融进了、并更新了其中有益的养分。他们未曾因批判和反抗而造成文化的“断裂”，相反，他们更生了中国文化，他们使自己成为中国最丰富和最有创造力的一代人。
这个让人景仰的队伍中，走着我们的冰心先生。她是最先觉悟的那些女性中的一位。她接受中国传统的熏陶，她又接受了教会的和美国式的教育，中西、古今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在她那里造出了奇迹。她起步于“问题小说”的写作，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她的创作服膺于“为人生”的理想；她受泰戈尔的启发，首创“随感式”的无题小诗，发起了和倡导了中国新诗史的“小诗运动”；她用通讯的方式写散文，她的《寄小读者》开辟了散文的新天地，一种崭新的抒情文体在她的笔下诞生；冰心还是新文学中的儿童文学的元老式的人物，她是儿童文学的热情的支持者和实践者。
冰心毕生都在这样辛勤地创造着，直至生命的晚景，她都没有放下她所钟情的手中的笔。而且愈到晚近，她性格中潜藏的刚烈之气愈为显扬。身居郊野，不忘天下，正气凛然，疾恶如仇。所作短文如《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竟有匕首般的犀利！让人不敢相信这些文章竟出自年近百岁的老人之手！
斗换星移，岁月不居，冰心已走完她的百年人生长途，离我们去了。但她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颗不倦地燃烧着的星，这颗星已燃烧了一百年！她留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雅、文釆、对人类的爱心，以及凜然不可侵犯的尊严，这些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朗润园静静的一隅
记陈贻欣先生
那时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到我这里来，他一般不进屋，只在园子外面喊我的名字。每当这时，我就知道他一定是做了一首自己满意的诗，或者是写了一幅自己得意的字，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没有忘了喊我——我相信在很多时候，我是他的得意之作的第一读者——他总没有忘了让我分享他的创作的喜悦。这时我请他进屋，我们一道喝茶品诗，或者欣赏他的书法，往往到了灯火阑珊的时节。也有的时候他并不进屋，留下他要我看的，又匆匆地骑车走了。他的行止使我想起《世说新语》中的“王子猷居山阴”，颇有“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神韵。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位真名士。我们的这种交往在他的《梅棣庵诗词集》里留有痕迹，其中《访谢冕谈诗不遇》：“新诗改罢待评论，相访高楼子应门。道是阿爹忙教学，昨朝冒雨下黄村”，记的就是许多这类交往中的一次。
我们习惯了都喊他“大师兄”。其实我们当学生时，他已是教师身份，给我们讲过课，也辅导过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老师。只不过是北大中文系有个特点，大多数同事都毕业于本系，都是先后的师生、同学的关系，在称谓上老师辈均称先生，同学辈则直呼其名，这是惯例。这样就出现了“标准”的问题，陈贻欣先生于是就成了“师生”还是“同学”的“分界线”。在他以前是年纪较长的，即自冯钟芸、吴小如先生以上直至游国恩、王力先生等，是师辈；陈贻欣先生往下是同辈。“大师兄”就这样叫开了。
其实“大师兄”的地位是很特殊的，我们这样称呼他除了有同辈的亲切之外，还含有对师辈的尊敬在内。陈先生对于我个人来说，始终是让我敬重的师长，又是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就这样，他以亦师亦友的身份走进了我漫长的北大生涯。他比我年长，毕业也比我早好多年，叫他大师兄，我总觉得有些欠他。但他本人显然并不以为意，甚至还有点喜欢这称呼。不论怎么说，他是我在北大，也是我这一生中无可替代的、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
他也经常邀我去他那里喝茶。那时他住镜春园。一座清雅的小园，门前是一道垂花门，进屋穿过一条不长的游廊，直抵他的书房。我们被围在四厢的书中，享受着周遭的寂静。竹影婆娑、花香盈室，品茗临窗，考古论今，不觉日斜西山，蛙声起于四野。像我这样能够经常流连于陈先生的书房的人，恐怕不会很多。我诚何幸，能够有此殊荣！
陈先生的专业是古典文学，而我的专业则是现当代文学。常言说“隔行如隔山”，何况我们中间隔着长长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这些古典文学的辉煌！但这丝毫也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几乎无话不谈，当然谈得最多的、经常性的话题则是诗和文学，也时常论说历史上的和现实中的人物故事，知人论世，总以格调和气节为品评的标准。奇怪的是，我们的见解竟是这样的一致！真用得上是“心气相投”这样的形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