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伊莎朵拉·邓肯是风靡欧洲的著名美国舞蹈家。她热爱苏联，称十月革命后的莫斯科是“人类精神启蒙的伟大发源地”，预言“莫斯科将成为最令人向往的城市”。她决心把自己的艺术天才贡献给世界上第一个新型国家，为苏联培养一代新的舞蹈演员。1921年秋天，应苏联教育人民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的邀请，她不远万里，途经许多国家来到苏联。在她踏上千里迢迢的旅途之前，巴黎和伦敦的一些资产阶级抢“头条新闻”的记者对她争相围攻，提出各种挑衅性的问题。邓肯的“答记者问”则被当作头等轰动的新闻竞相刊登在当时的西方报刊上。
“苏维埃俄罗斯正在闹饥荒，您此去不害怕吗？”
“我害怕的是精神上的饥饿，而不是肚子饿不饿。我的生活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只有在俄罗斯我才能创办自己所希望的那种学校。”
“您跟苏维埃政权达成了什么协议？”
“我去苏维埃俄罗斯，不需要任何协议。我讨厌那些个什么协议！俄罗斯人那里尽管吃的方面紧张，但他们要让艺术和教育面向人民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邓肯本可以在西方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她为了自己的信仰，毅然抛弃舒适的地位和享受，来到刚刚恢复战争创伤但仍然贫穷落后的苏联。她认为，只有苏维埃俄罗斯才是不被金钱收买的艺术祖国。为了表达她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和信念，她在登台演出时常常是“一身红装”——红衣红帽和红鞋。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她十分钦佩。她在莫斯科开办了一所150人的舞蹈学校，传授技艺。在谈到开办舞蹈学校的目的和意义时，邓肯说道：“我想训练你们的儿童，使他们具有与高尚心灵和谐一致的优美体魄。”卢那察尔斯基在回忆邓肯时说道：“阿莎朵拉觉得，如果使人体变得轻盈、匀称、灵活自如，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人的意识乃至对人的社会生活发生良好的影响。”为了丰富在苏联各地巡回演出的节目和扩大革命主题的影响，邓肯特意创作了新型芭蕾舞《国际歌》。192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大剧院为邓肯举行专场音乐会，列宁坐在观众席上。邓肯在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乐和斯拉夫进行曲的伴奏下跳了许多舞蹈，也表演了“国际歌”舞。观众频频报以热烈的掌声。最后，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议下，台上是邓肯表演“国际歌”舞最后一场，台下是全体观众起立同声高唱国际歌，雄壮的歌声和振奋人心的激昂充满了整个剧场大厅。据同时代人回忆，邓肯给列宁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就是这样的一位天才的舞蹈家，于1922年重新点燃了叶赛宁心中已经熄灭了的爱情火焰，而叶赛宁的爱则焕发了她的第二个青春。邓肯与叶赛宁都具有艺术家的浪漫气质，她之所以对叶赛宁一见倾心和钟情，首先由于她崇拜天才，她在叶赛宁身上首先看到的是诗人，尔后才意识到他同时又是个常人。凡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所能够给予叶赛宁的，她都给予了。只有叶赛宁才能够在这位女性身上激发出那么多的艺术创造力，只有叶赛宁才能在她那里发现那么多缠绵的柔情。邓肯第一次与叶赛宁相见时就紧紧握住叶赛宁的双手，惊讶地凝视着他。邓肯终于看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惟一的”意中人，把对叶赛宁的爱看作是她的生活的“最后一次复兴”。她简直不能相信，这个英俊潇洒的诗人神情忧郁的蓝眼睛里竟能迸发出如此灼人的热情。叶赛宁则在邓肯身上既看到成熟女性的风雅，又看到少女般纯真的热情，她在台上或台下的每一个姿势，都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他俩有着共同的艺术语言，相近的艺术见解。邓肯视舞蹈为“心灵的背影”，叶赛宁视诗为“心灵的钥匙”。他们之间虽然语言不通，年龄悬殊，但却一见倾心，通过艺术媒介两心相印了。邓肯先前与西欧国家签订了演出合同，此时已临启程日期。叶赛宁则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同行的诗集在国外出版事宜须要亲赴商谈，于是决定同邓肯一起前往。此外，还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目的：“亲眼目睹一下西方世界，获得感性认识。”在叶赛宁与邓肯出国旅行之前，卢那察尔斯基以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发给了叶赛宁一份随身携带的证明文件，其中要求“苏维埃政权党、政、军各级领导人给C. A.叶赛宁提供一切方便”。叶赛宁与邓肯本来只是同居，但在办理出国手续之前必须先去办理结婚登记。邓肯比叶赛宁大17岁，为了缩小她和叶赛宁之间年龄的差距，她有意将自己的实际年龄瞒了8岁。出国旅行之前，邓肯为防万一，写下了自己的后事安排和遗嘱，强调说如果她先于叶赛宁去世，那么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合法丈夫叶赛宁继承；如果两人同时去世或者叶赛宁先去世，她的一切遗产将由她的兄弟奥古斯丁继承。当他们的出国手续和准备工作都已办理停当之后，便于1922年5月10日踏上了前往欧美的旅途。然而，国外并没有给他留下愉快的印象。在柏林，由于唱《国际歌》而遭到流亡的白俄作家一顿毒打；在巴黎一家饭店里，由于嘲笑弗兰格尔、邓尼金及其余党，结果也被殴打，连礼帽和手套也丢了；在美国也发生过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也正是在柏林、巴黎、纽约，叶赛宁才见到了没有祖国的那一部分俄罗斯人的精神状态：
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
伴着手风琴泪诉愁肠，
诅咒自己的种种失意，
把莫斯科俄罗斯来怀想。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诗人，叶赛宁亲眼目睹了白俄侨民在国外的悲剧生活，开始思考和探索他们由于革命和阶级斗争而远离祖国所产生的一系列悲剧的原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叶赛宁才着手创作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的。那些流亡者之中不少人不得不长期漂泊在国外，过着无限孤独的生活，经历了无法表达的“苦难的历程”。诗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比谁都早地感觉到生活在底层的白俄侨民的悲剧处境和无望的挣扎。也许，正是出于这种绝望，侨民们才自暴自弃，玩世不恭。而这一切都成了诗人抒情的素材。作为“小叙事诗”的组诗《小酒馆式的莫斯科》，最初只有四首，收在1923年出版于柏林的诗集《闹事者诗抄》里。这四首诗是：《这里又在酗酒、斗殴和哭泣……》、《唱吧，唱吧，伴着该死的吉他……》、《啊，如今事情已经定了……》、《我不打算欺骗自己……》。深入研究一下当时的创作背景，我们还会发现，《小酒馆式的莫斯科》不仅仅是抒写白俄侨民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也不单纯是诗人内心的写照，那辛辣的笔锋和直言不讳的抨击，许多地方都是有具体所指的，例如：
我不是恶棍，也没打劫于绿林，
没枪毙狱中不幸的人们。
我只不过是个街头浪子，
对迎面的路人笑脸相迎。
据赫雷斯塔霍夫考证，这诗实际上又是为当时“左派”社会革命党布柳姆金所画的像。“布柳姆金曾是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一名非常积极的契卡工作人员，曾多次在叶赛宁面前夸耀自己在卢比扬卡监狱地下室里干的那些血腥勾当。正是此人刺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以挑起事端……此后还得到托洛茨基的重用，被任命为高加索红军监察员……”
西方是把叶赛宁当作风月场中高贵的游子接待的，而对邓肯的印象不外是被“赤化”了的一个西方舞星。叶赛宁想趁这次出国的机会创作一些国外题材的诗，然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文明，使他产生了压抑之感，全然破坏了他的情绪，使他赋诗的兴致锐减。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用诗人敏锐的眼睛审视着、观察着异国纷纷扰扰的、光怪陆离的花花世界，他看到了“美元先生”的力量，厌恶那里富人们的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生活。在那里人们追求的是金钱和享受，对艺术则毫无兴趣，一本诗集的最大印数是500册……叶赛宁虽然身在国外，心却思念着祖国、故乡。异国的旖旎风光和高山蓝天怎么也无法同祖国和故乡媲美，无法相提并论。在国外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叶赛宁很少写作。从他写往国内的信件里可以看出，他不论是在柏林还是在罗马，不论是在纽约还是在芝加哥，都无比怀念祖国，即使是世界闻名的美丽城市巴黎，在叶赛宁的感情世界里也不如祖国、故乡美。俄罗斯的山川风物使身在异国的叶赛宁魂牵梦萦。这在他为数不多的国外诗抄中也可明显地看出来：
唉，这些国家我也知道，
那里的道路我走过不少，
现在我真想归来，
靠故土越近越好。
对祖国的挚爱使叶赛宁成为一棵离不开俄罗斯土壤的树。
1922年10月至1923年2月，叶赛宁在美国逗留了四个多月，游历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连德、堪萨斯城、费城、巴尔的摩、孟菲斯、圣路易斯、路易斯维尔、印第安那波利斯等等，看到了“灯火的海洋”和四通八达的公路，看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残酷性质。这些城市给他留下的直接印象都反映在特写《铁的密尔戈罗德》（1923）里。“密尔戈罗德”本是果戈理揭露封建农奴制的中篇小说的名称，叶赛宁不无选择地借用此名，并冠以“铁的”形容语，旨在讽刺“金元帝国”里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贫乏，同时也真实地纪录了诗人对美国的具体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