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的角度来理解世界和人类，即对人生哲理的探求，是叶赛宁的另一个特点。他的诗笔调沉郁、朴实自然，富有很强的哲理性。《我不悔恨，不呼唤，不哭泣……》（1921）和《故乡行》（1924）等诗，是对生活真谛的思考，而《我不想欺骗自己……》（1922）和《给普希金》（1924）乃是对生活的总结和对理想的概括。它们既是内心抒情诗，又是哲理抒情诗。“文学不可能有空中之根”（叶夫图申科语）。叶赛宁诗歌的哲理特点，同样是在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俄罗斯的抒情诗中，充满了哲学思想的作品，早已引人注目了。普希金、巴拉廷斯基、丘特切夫是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而在叶赛宁的笔下，这类作品寓哲理于浓郁的抒情之中，更具特色，耐人寻味。尤其在风景抒情诗中，形成了叶赛宁独特的大自然感和哲理性。他在艺术上的、哲理性的揭示，并不在于他指出了人与自然的相近和同源关系，而在于他以诗歌创作证实了人与自然的融合和浑然一体。批评家弗·谢瓦斯季扬诺夫认为，“从哲学观点来看，诗人（叶赛宁）表达了自然与人和谐统一、有着根本联系这一‘科学’思想……”
哲理抒情诗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近30年来，不论是50年代后半期与60年代前半期“大声疾呼”派的横扫千里的时候，还是60年代末期以来“悄声细语”派滔滔天下的时候，似乎传统哲理诗派始终如一，循着自己的道路走。而70年代以来，叶赛宁式的沉思型的哲理抒情诗尤其有了长足的发展。许多擅长哲理抒情诗创作的诗人，都充分运用象征、隐喻，寓意深邃地表达一定的哲理，诗的形象也闪烁着强烈的哲理光芒，如马尔蒂诺夫的《拴着的狗》（1981）、舍夫涅尔的《箭》（1981）、维诺库罗夫的《幸福的人为别人分忧……》（1968）、杜金的《蜡烛颂歌》（1982）、索洛乌欣的《伴笼中鸟》（1975）等等。这些优秀的哲理抒情诗举轻若重，寓警策于平淡，是叶赛宁哲理性诗歌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的明证。
叶赛宁的抒情诗，是现实生活的具体事件、自然小景在诗人感情世界里所激起的波纹所凝成的晶体。不少诗写的是“风花雪月”，但却没有脱离时代，而是同时代保持着微妙的联系，诚如维诺库罗夫所说，“像地震仪那样记录了时代的震动”。叶赛宁似乎把周围的一切都变成了诗，而且他也愿意看到自己的诗同生活融合一起。后来的各种不同命运的诗人都受到他的影响。开“悄声细语”派之先声的索科洛夫的诗就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真希望这些诗行，
忘却自己是词句，
而成为天空、屋顶、微风，
湿润的街心花园里的绿树。
让打开的书页，
像从敞开着的窗户里
射出光明、响起鸟鸣，
发出生活深处的呼吸。
至于叶赛宁对革命年代重大事件那种真挚的、自由式的描述（如《给一个女人的信》），不仅对二三十年代的帕·瓦西里耶夫、彼·奥列申、米·伊萨科夫斯基、尼·雷连科夫、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诗歌创作产生过直接的影响，而且对当今的诗人来说，其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瓦·费奥多罗夫在《第二次开火》（1965）这一诗作中，继赞美经历过战争考验、思想感情纯洁无比的共产党人之后写道：
我不会绕弯子，坦白地说，
可贵的感情我心中也有，
但同那样的人相遇，
我总自惭形秽，望尘莫及。
当代的许多苏联诗人，特别是50年代登上诗坛的一批诗人，都把自己的创作成长与叶赛宁及其诗歌传统联系了起来，把叶赛宁的诗歌对其思想意识、生活立场和命运的巨大影响联系了起来，诗人斯·库尼亚耶夫认为“叶赛宁的精神境界是崇高的和纯洁的”，他的心灵“真挚坦荡，铮铮有声”，他的诗“比其他伟大诗人的作品更令人感到亲近。”诗人弗·崔宾则以一代人的代表的身份写道：“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叶赛宁首先是我们本身的一部分。我们按叶赛宁的方式学习热爱我们的土地，我们按叶赛宁的方式学习体会每个词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最主要的是，我们向叶赛宁学习真实。”这里所说的“真实”，就是指感情真挚的抒情。众所周知，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打动读者的心弦，引起读者思想感情的共鸣。
当前，苏联青年诗人把个人感受的范围和历史使命大大拓宽了，他们孜孜以求，在日常生活中作人生哲理的抒情探求，一件看上去不值一提的琐碎小事或小景，经诗人妙笔的诗化，竟闪烁出珍珠般诗的光辉。他们在艺术创作领域里继承叶赛宁诗歌传统的开拓精神，已引起苏联评论界的重视。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在继承叶赛宁诗歌传统的过程中，有的青年诗人一味赶潮流，盲目效尤，走到了极端乃至走向了反面。他们对现实生活不闻不问，一味追求象征和深奥的哲理，忽视生活实感而沉醉于历史典故；有的一味写年华的易逝、精神上的孤寂和对往事的追怀，作品情调极其忧郁、消沉；有的陶醉于“卿卿我我”式的抒情或咏叹爱情的幻灭，无病呻吟等等。他们自以为这是把握叶赛宁创作技巧的途径，是在继承和发扬叶赛宁诗歌传统，殊不知这是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实属对叶赛宁诗歌传统的亵渎。苏联批评界对诗歌中的这种倾向，常常提出批评，指责这类青年诗人视野狭窄、感受肤浅、矫揉造作。1981年，当时的苏联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在第七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曾对这种状况表示忧虑和不满，批评某些青年诗人的作品“题材无关宏旨，缺乏公民激情”。
半个多世纪以来，叶赛宁诗歌传统，虽然由于苏联诗坛文艺思想斗争的复杂原因，曾在三四十年代乃至50年代前半期被人为地中断过，但是自从在50年代后半期的诗歌浪潮中得到恢复和继承以来，一直被发扬光大，成为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传统并驾齐驱的两大传统之一。在师承叶赛宁的诗人群中，不仅有“悄声细语”派诗人，而且还包括最初以政治抒情诗闻名的“大声疾呼”派诗人。即使以“战争题材”著称的“前线一代”诗人，如奥尔洛夫、杜金、维诺库罗夫、斯鲁茨基、德鲁尼娜等，也都从叶赛宁诗歌宝库中借鉴过艺术技巧。万申金称叶赛宁是“俄罗斯的骄傲”。库尼亚耶夫认为叶赛宁是个创造了自己的诗歌传统的“最伟大的诗人”<sup></sup>。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们愈来愈注重诗美领域里的探索。在这一方面，叶赛宁的诗歌创作不愧为开采不尽的艺术富矿。他的作品在80年代，一次的印数就达百万余册，而且当即销售一空，其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了。早在20年前，著名诗人吉洪诺夫就不无预见地写道：“未来的人，会像今天的人们一样欣然阅读叶赛宁的作品。他的诗的新颖和魅力是不言而喻的。他的诗是不会衰老的。它们的血管里永远流动着永葆青春的诗歌的新鲜血液。在迄今为止的苏联抒情诗发展史上，谢尔盖·叶赛宁的创作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3大自然形象的拓展
高尔基写道：“谢尔盖·叶赛宁与其说是人，还不如说是器官，是自然界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穷无尽的‘田野的悲哀’，表达对世界上一切生物的热爱，和表达人首先所应得的仁慈而特地创造出来的器官。”的确，叶赛宁抒写大自然的诗篇非同一般，它们情调忧伤，意境深远，能够启迪人们的审美情致。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叶赛宁的风景诗和描写动物的抒情诗的阅读和欣赏兴趣愈益浓厚，似乎也是一种证明。
叶赛宁小时候就富于幻想，酷爱草原森林，山水风景。天空的白云和窗前的白桦是他孩提最亲密的伴侣。他喜欢仰面躺在故乡的草原上，看天上白云变幻，脑海浮动着种种幻想。他又喜欢在白桦林里漫步或者倚树沉思，想像着自然界中万物相通的一切情景。对他来说，大自然恰似丘特切夫诗中所写：
大自然并非像您认为那样，
并非面孔冷酷、没有眼睛，
它有心灵，它有自由，
它有语言，它有爱情……
他抒写大自然的诗，柔美之情溢于言表，给读者带来了真正的诗美。那俏拔茂密的白桦林，静寂无声翩然飘落的树叶，会即刻把人带到大自然的怀抱，使人沉浸在抒情的氛围中。在叶赛宁笔下，自然界的一切都富有生命，自然景色丰富多彩。不论是地上的禾穗、天上的明月，还是河边的垂柳、窗前的白桦，都深深激动着诗人真挚、敏感、多情的心弦，使其发出动人、含蓄、优美的规律，把人带到一个富有幻想的高尚境界。新颖、精巧的构思使诗意含蓄蕴藉，具有独特的抒情格调。然而，叶赛宁笔下的大自然，并非纯属于风景，它是诗人“心灵的镜子”。大自然的色彩和声音，统统是诗人心境、情绪和思想的反映。诗人浓郁的感情色彩和鲜明的思想倾向，艺术地体现在所寄寓的外物中，比如，他表面上写的是白桦树，意却在白桦树之外，写的是一个纯洁的少女或者整个俄罗斯。对叶赛宁来说，大自然是抒情诗的源泉，是诗歌的摇篮；没有大自然，也就没有人类的幸福，没有人类的存在。他从大自然中撷取诗的素材，激发诗的灵感，寄寓理念。
自60年代后半期以来，苏联抒情诗人，尤其是“悄声细语”派诗人，都以自己的创作同大自然保持着感情上的密切联系。祖先们开发出来的并使他们得以诞生和成长的土地，似乎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唤起了无比的感激之情和神圣的爱。他们竞相抒发对大自然的真情实感，笔下的山川、树林、草原、沼泽都充满了生命活力，有着光华灿烂的自然的美。他们歌颂美好大自然的诗，格调清新，意境优美，同时也富于民歌式的音乐美。这样的作品，一扫“大声疾呼”派诗人后期政治抒情诗的单调乏味，给苏联诗坛带来了新鲜空气和活力。但是，当代诗人们的风景诗也并非单纯写景，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主要内容。在这类诗中，主人公的精神变化，他的憧憬、探求、迷惘或者开朗的心境，都与景物的变化和谐一致。人是大自然之子，人类与自然是互相依存的。70年代以来，苏联抒情诗把叶赛宁有关大自然的诗歌主题进一步深化了下去，让大自然的美与现代社会中人的不文明行为，其中包括破坏生态平衡、污染环境，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突出诗的深邃寓意：如果人与大自然对立，伤害、掠夺、毁灭自然，则大自然会由伤心而转为报复，使人类丧失生存的基础。罗伯特·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不无感慨地写道：
周围，自然界的领域愈来愈小，
周围，人们的活动范围愈来愈大。
诗人们已从“全球性”的角度思考问题，大自然形象的内涵更丰富了，大自然形象的外缘更拓宽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只有全球性的海洋，全球性的天空，只有共同的全球性的大自然母亲，因此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是全世界人民刻不容缓的任务和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人们必须保护呵，
保护自己的大地——
在整个宇宙里
不会再有别的住处
（瓦·舍夫涅尔）
这是因为，人们只顾欢呼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突飞猛进，却忘记了它“残酷”的一面，忘记了“大地的呻吟和痛苦”，忘记了人与大自然的辩证关系：
大地创造了我，
而我又重新创造了大地——
新的，美好的，——
这样的大地，空前无比。
（艾·梅热拉伊蒂斯）
不少抒情诗人内心深处隐藏着一种忧虑：担心风光优美的农村将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而同大自然一起遭到彻底破坏，这就导致了他们的许多诗篇的忧伤基调，乃至流露出“逃离”当今这“混凝土的”、“原子的”20世纪，返回“绿色的”、“松涛回荡的”、“茅屋的”往昔天地的情绪。人的伟大，在于能够根据历史发展的必然、正义法则和审美规律去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在于在不违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去改造和创造自然。对待大自然，不应该持竞争的态度，而应力求同它一起，共同创造，因为人与大自然的命运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诗人们以自己的创作而呼吁：再也不能向大自然“索取”了，保护大自然已刻不容缓。
亲爱的大地，黎明的大地，
你是我的爱，也是我的忧虑。
同不朽的你在一起，
或许我也会是不朽的。
（罗·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谢·维库洛夫在长诗《她决不会说》（1971）中，似乎与“征服大自然”的论调展开了辩论：
如今河流梦见怎样的奇迹，
大概已不难猜出：
水底映出森林，
还有匕首般闪亮的群鱼；
驼鹿在密林中猛穿，勇往直前，
嘴唇滴落着水滴，
白天鹅贴着平静的蓝色水面飞行，
白里泛红的翅膀如浆叶忽闪。
他的许多诗都体现出人同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怎样陶冶了心灵和情操，怎样找到共同的质朴的语言，并以高度的哲学概括表达了出来，如“大自然的独白”、“我是大自然”、“我是巨匠”、“我是生活的永恒匠人”等等。尤·库兹涅佐夫则力图寻找以混凝土和化纤为特点的“钢铁世纪”的鲜花，寻找大自然给人带来的真正慰藉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