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在吃上是真正的“同志”。我们都由来已久地热爱吃，既重视质又重视量。我自己煮方便面的时候要在里面放上五个鸡蛋，我嘱咐李洁抒千万别传出去，我吃得实在是太多了，传出去会影响我的声誉，更找不上对象来了。另外我还有睡着睡着觉半夜醒来吃东西的特点，我的床头上常常准备着吃的，有水果、煎包、黄瓜、西红柿、纯牛奶什么的。李洁抒其实并不比我强多少，她曾经创下过六斤荔枝一口气吃完的纪录。晚上九点多了，一个想让她代写论文的函授生给她送去了六斤新鲜的贵妃荔枝，人家刚走，她就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埋头猛吃起来，一直吃到深夜不得不上床睡觉，可是刚躺下，又想吃，于是从床上爬起来又吃上一会儿，然后再次上床躺下，可是躺下之后怎么也睡不着，老惦记着那些还没有吃完的荔枝，于是又起来吃，然后再躺下，再起来……一直到把所有荔枝全部吃光了心里才踏实了，才无牵无挂地睡去。那天正赶上老古去了外地，我到本市一个女同学那儿去玩顺便就留宿在那里了，我知道荔枝事件后很生气，质问她为什么不留到第二天让我也分享，她辩解道，我怕它们烂了。我说，可以放在冰箱里嘛。那个用荔枝换论文的人算是找错了人，李洁抒是个什么都会写唯独不会写论文的人，不过荔枝既然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论文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写了，李洁抒在《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母题》这样煞有介事的题目下给人家写了一篇文辞极其优美的抒情散文诗，害得人家差得点儿不及格。我们俩常常为了吃一顿口味独特的晚餐，在学校周围方圆十来里之内转悠，一个饭馆一个饭馆地考察比较下去，一直转悠到晚上九点多，还没吃上饭，饿得肚子咕咕叫，最后竟又转悠回来，到了初发的地方，在学校大门口快要打烊的饭馆吃了一顿。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迷恋上了烧烤。有个秋高气爽的下午，我们去爬一座有烈士纪念碑的山，刚刚爬到山顶，其中一个不知怎么就提到了烧烤两个字，于是两个人全都条件反射起来，馋得唾液都要流出来了，我们顾不得欣赏斑斓的秋色了，呼哧呼哧地往山下跑。我们知道在这座山通往我们学校的路上有一家可爱的南韩烧烤店。我们下了山，想坐公共汽车，可是公共汽车死活不肯来，我们想坐出租，奇怪的是那个僻静的山底下出租车也很少，我们可不想再等下去了。于是我们决定步行着去。我们走得飞快，像竞走比赛一样，前面有一家烧烤店在等着我们，我们每走一步它就接近一步，总之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好像都已经闻到了那诱人的香味了，那香味使我们快乐得晕眩。我们边走边说笑，讨论着是吃鱿鱼的还是吃兔肉的。在食欲的牵引下我们这样一口气走了七八站地，不知疲倦，竟有点“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捷了。每当走上一站地，我们就产生一种类似“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的欣慰。眼看那烧烤店近在咫尺了，我们的呼吸都急促起来。可是天哪，走近一看，怎么回事呀，那店正在停业装修，一群工人正在里面支着脚手架粉刷墙壁，扑面而来的是化学涂料的味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俩沮丧得说不出话来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同时感到走了这么远的路真是累死人了，两腿绵软，再也挪不了一步了。这烧烤店离我们学校已经相当近了，可是我们谁也走不动了，我们无法从理想破灭之后的打击里迅速恢复起来，一点办法也没有。开往学校方向的公交车停在我们脚下，我们也懒得上去，我们刚刚经受了这么大的失落，再让我们乘坐那种人挤人的公交车，这不是受虐待么？后来我们拦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坐了上去，在回校的路上我们蔫来拉叽，垂头不语。
李洁抒说我，如果有人天天请你吃好吃的，就是个恶棍你也把自己嫁掉了。我也说她，如果有人天天请你吃好吃的，就是个恶棍那你也能跟人家私奔。最后我们俩都说，如果真有人能天天请我们吃好吃的，那他就肯定不是恶棍了，而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现在我们又志同道和地迷恋上了辣酱吵茄子。
除了吃辣酱炒茄子，我们就是聊天和看书，可能跟吃多了辣椒有关，我们谈起话来越来越锋芒毕露。书嘛，总是挑最大部头的来看，我看《红楼梦》能看到凌晨4：00，那股子劲就仿佛以前一遍也没有看过，李洁抒看《追忆逝水年华》，一天看五十页，还气吞山河地说抽空要把它从头到尾地抄写一遍。我看着李洁抒书橱里的书，心怀叵测地说她的书比我的书要好，还叮嘱她离婚时一本也不能分给老古，冰箱彩电倒可以随他挑；李洁抒则图谋不轨地地看着我书橱里的书，说我的书其实比她的书要好。我说，我们都看着对方的书比自己的书好，那我们换换吧。她马上说，不换不换。然后又说，倒可以交换着看，看完了再还。我们俩都使劲夸对方的书好，都对对方的书充满艳羡，恨不得把对方的书拿来据为已有，后来我们开玩笑地约定，倘若我们中间有一个先离开人世或者要去遥远的异国定居，就要把自己的书留给另一方。我说，你可不要因为想要我的书就盼我早死啊，或者干脆雇人杀我；李洁抒也说，为了不让你得逞，我一定要长寿，还要拒绝出国，求我去我也不去了。我说，要是我们全都死了或者远走他乡了，又没有后代来继承，这些书可怎么办呢？李洁抒狠了狠心，用很崇高的语调说，那就捐献给我们系或学校的图书馆吧，让它们造福后代，每本书上都要写上我们的名字，让后代的学生们每当翻开这些书，都要先缅怀一下我们这两个先烈，面对着扉页上的名字先默哀上三分钟，然后才能读书。我笑起来，说我曾经在一份资料上看到过，某个医科大学解剖室每当在解剖一个新的遗体之前，都有一个惯例，就是要冲着那无私捐献的遗体全体肃立，默哀三分钟，表示由衷的敬意和哀悼，然后才开始正常工作，李洁抒你把捐书也差不多当成是在捐遗体了。李洁抒嘴硬地说，你以为捐书就不如捐一个死了的躯体高尚么，人死了，遗体对自己来说还有什么用，捐了就捐了，它难道就真的比书还重要么？
在多少年后我们肯定还会充满深情地回忆起这个暑假，这个暑假真是太有个性了，从小到大从未过过这么有意义的暑假，真该写篇作文《记一个有意义的暑假》。两个女人在一起过日子其实是非常美好的，我们像两个相依为命的寡妇或者情投意合的尼姑，布衣素食，青灯冷卷。
记得是八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李洁抒出门办事顺路去了老古在单位的临时住处一趟，回来后激动地向我报告一个特大喜讯：老古晚节不保，他有外遇，铁证如山，她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儿童不宜的一幕。
她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如果不是亲眼看见，恐怕谁也无法相信，就是相信了也无法理解，丈夫有外遇，怎么把妻子高兴成这个样子，恨不得张灯结彩敲锣打鼓。
李洁抒说，我也奇怪，我怎么就不哭呢，我怎么不冲上去撕破脸皮揪住头发呢，我怎么不去找包公或妇联呢。
我问她，是那个上海姑娘么？
因为记得从前李洁抒对我讲过在老古的女崇拜者里有一个自称祖籍上海的说一口菏泽味普通话的女人，还到他们家里去过，李洁抒当时连人家的芳名都懒得记住，后来也记不住。在一次吵架中，老古被伶牙利齿的李洁抒激将得不得不找个女人抬出来吓唬吓唬她，于是就顺手牵羊地把那女的牵出来了，他是这样说的，你别太自以为是了，以为离了你就没别的女人要我了，你有才华那又怎么样，你的才华是狗屎，又不能拿来过日子用，那天来咱家找我的那个女作者除了写诗不如你，哪儿还比你差呀，要是打分数的话总分当然会比你高，你不崇拜我，人家对我很崇拜，说我是全中国最优秀的评论家之一，要是我离了婚她会跟我结婚的，人家还是上海姑娘呢，父母都是市直机关的干部。当时李洁抒很讽刺地对我感慨并分析，听听，听听，什么东西一旦跟上海沾了点边就不得了啦，顿时身价倍增起来，这就像六七十年代常见的那种人造革背包和手提包，即使产地是本地县城，也不妨碍在那上面印上“上海”字样，被小队会计拎着到相好的女人那里去喝酒，里面放着公章和半块猪头肉，还有那个时代的塑料皮笔记本上为了显示血统高贵也在封面或插页印上外滩风光并标上“上海”字样，被初中生用去抄写“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老古说“人家还是上海姑娘呢”时的心态就是不折不扣地从这种人造革皮包和塑料皮笔记本那里一脉相承来的。李洁抒当时还补充说，我是什么呀，我不过是个山东姑娘，打分自然不如人家高啦，一提起山东，人们就会想起煎饼卷大葱，还有，我父母是什么，像我一样不过是教书匠，教书匠是什么，九儒十丐，自然比不得人家市直机关的干部，人家是佩虎符坐皋比者，是峨大冠拖长绅者，恍恍乎干城之具也，昂昂乎庙堂之器也。
现在我问到是不是那个上海姑娘，李洁抒说，总之是个什么姑娘吧，如果不是上海的，还可以是北京的。
李洁抒说她其实早就发现老古跟什么什么文学女青年来往甚密，只是从来没有往更深处想过就是了，她以为他顶多是在家里没人崇拜他，就只好出去培养培养女崇拜者了，以为就是培养女崇拜者也只不过是在精神上口头上培养培养，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同时还在用肉体培养！没有女人崇拜的男人大概是会阳痿的，而没有男人崇拜的女人却照样可以活得摇曳生姿。李洁抒讲起她有一次恶作剧地在老古的传呼上打了如下的话“你是全中国最优秀的文学评论家之一，我做为一个初学写作的文学女青年，对你非常崇拜，一直想去拜访你，请你在文学上对我指点迷津。”署名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结果晚上老古回到家后兴致勃勃得反常，本来是个闷哧哧的人突然拿出一本民歌选来大声唱起歌来，还喝了半斤白酒，做爱时比往常有激情，不像往常那样匆匆忙忙，仿佛做完了还要赶着去开会。李洁抒直想把他从床上一脚踹下去。李洁抒说自己真的是从来没有多想过，觉得他还不至于那样，那一方面是由于自己过于自我和自负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古在圈子里是有名的好人和君子，仿佛全世界的男人都怎么着了他也不会怎么着，看他批驳别人的风流韵事时那股子狠巴巴的劲头，看他对自己的妻子表白时那副“青天在上”以及“我要是如何如何就让老天爷打雷把我劈死”的豪情壮志，加之他那一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厚道相--他那张脸啊正经得简直就像一本黑色底子上铬着烫金字迹的《新旧约全书》，谁还忍心不信他，谁要是还不信他那简直就是罪过了。李洁抒说她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老古并不是到了今日才变成这样一个老古的，她现在才知道他在对她严加管教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外面搞特权，既想怎么着又想怎么着，那句难听的话就是专为老古这类人发明的，这个在她面前自结婚第一天起就充满道德优越感的男人现在终于到了不得不收摊的时候了，在那莫名其妙的道德优越感之重压下谦卑地活着的人也可以从此放松了--这就是李洁抒高兴的原因，像蒙受多年冤屈之后终于平反昭雪那样欣喜若狂。
李洁抒认为她自己和那种崇拜着老古的女人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类型，没有一丝一毫的兼容性，老古喜欢那种女人就没有理由再喜欢她李洁抒，老古要是喜欢她李洁抒同样就没有理由再喜欢那种女人，老古既然要那种女人，那就必须不再要她李洁抒，所以两人非得离婚不可了。这就像是两种制度的冲突，要么姓资要么姓社。我说，那可不一定，老古也许要搞一国两制呢。
李洁抒高兴了好大一阵子，后来忽然又伤心地大哭起来，哭完之后蒙头大睡，睡了一大觉，醒来后冲热水澡，最后从洗刷间跑出来半裸着身子满屋子走来走去，开始跑着调唱革命歌曲，她一开口唱的是“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明天的太阳，用信心憧憬未来……”
我发现李洁抒有相当一段时间没谈起过那个某人了，那个我们系里的某人，她的那个电话情人。她似乎已经把他淡忘了，她看上去像个暂时失去记忆的人，甚至像个快乐的白痴。她家的电话线常常是拨下来的，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不接上，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想用这种反常举止来表示洗心革面，还是跟什么人或者自己堵气。
离开学还有十来天的时候，她突然决定坐火车到千里之外她童年时代住过的海边小村小住上一阵。那个小村有一个很好听又很奇怪的名字，叫菊岩村。那是她姥姥家。她的姥姥在她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已过世，她的姥爷也在前些年搬迁到了南方她大姨妈家里，于是老家就只剩下一座空屋子了。去年初冬，天气还不怎么冷的时候，气温还只像是好脾气的人脸面上稍微挂了点寒意，野菊花还在倔强地绽放着，把强驽之末般的光芒和柔情撒向地平线，撒向寂寞的人的心里，就是在那样的时候，李洁抒带我去了那个海边小村。那是一个明眸皓齿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野性十足放浪形骸的日子。后来--也就是直到今年春末夏初--她才告诉我，那次出行，在从我们这座城市到那小山村所在地区去的火车卧铺上，她一夜未曾合眼，一直都在看着窗外的夜色，初冬的夜色犹如温柔的流水，她在想着某人，默念着某人的名字。她就是在那个初冬开始对某人产生爱情的。那爱情刚刚到来就迅猛得让人难以自持，使人在忍不住想接近它的同时竟产生要远远逃循的愿望，于是她就想逃到那个她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去，想隔开一段距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她身上以及她爱上的那个男人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说，天哪，天哪，原来那次出行竟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呀。
现在李洁抒又说要去菊岩村了，而且想一个人去，在九月开学之前赶回来。我记得那次和我结伴而去，她回来之后写了一首叫《菊岩村》的长诗，后来菊岩村这个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的地名出现在一本精美的文学期刊的封面要目上，用的是五号幼圆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