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che)，1844年10月15日出生在德国东部吕采恩附近洛肯镇的一个宗教气氛浓烈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外祖父是个牧师，其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尼采也担任牧师。尼采的到来使父亲十分愉悦，而更为特殊的是，尼采出生的日子恰巧与国王的生日是同一天。尼采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和我们敬爱的国王同一天生日，每到那一天的早上，军乐声总是能将我从睡梦中唤醒，庆祝国王生日的仪式就在这会儿开始，我也把这个仪式看做是庆祝我自己生日的集会，因此整个仪式中的各个活动也便是我的生日礼物。”
父亲总是牵着尼采的手伴着悠扬的钟声在草坪上、池塘边散步，但是幸福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1849年7月，父亲因摔伤加剧了脑软化症病逝，数月后，年仅两岁的弟弟夭折。亲人的接连去世使这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自此很长一段时间，小尼采总是从梦中惊醒，预感到灾难的发生。童年的悲痛记忆铸成了尼采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回忆道：“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想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最真实的快乐。”幼年的经历与后来尼采选择四处漂泊的生活不无关系。
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萨勒河畔瑙姆堡附近的小镇上，投奔祖母和两位姑姑。早已习惯了乡村宁静生活的尼采更喜欢在大自然中思考，他的身体也出现了轻微头痛的问题。在上小学与文科中学期间，孤僻的尼采并不合群，加上择友的高标准，使他仅结识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威廉·平德尔和古斯塔夫·克鲁格。多年后，朋友在自传中这样评价尼采：“他基本的特点是忧郁。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喜欢独处和沉思。他心地善里而又深沉。他从不做任何未经思考过的事情，而且无论他做什么事情都有明显的目标和充分的理由。”此时尼采就已显出对诗歌与音乐的热情，两个朋友便分别是他的诗友和乐友。尼采和平德尔常常一起谈论诗歌，分享各自的诗歌创作，并且从平德尔的父亲第一次接触了歌德的作品，了解了德文的诗韵之美。克鲁格是尼采在音乐上的朋友，他们演奏乐曲，徜徉在德国古典音乐的优美旋律中。尼采在十岁时就爆发了对于艺术创作的热情，一年里写了五十多首诗，还学习弹奏钢琴，并尝试即兴演奏。十三岁时，尼采将父亲的慈爱及家人去世的悲伤，对家族传奇的骄傲和深深的向往，对音乐和诗歌的卓绝的发现都记录下来，写成了一部童年史。他在后面的结语诗中这样写道：“生活如镜，/首当其冲，/便是认识自己，/千万要努力求索。”由此可见尼采对认识人类、认识自己思考的萌芽。总体上尼采早期的诗歌创作充满了忧伤，如在十五岁写的诗：“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它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垢！”“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故乡。”诗中透出的悲观情绪是他童年创伤的印证，这也一直对尼采后期哲学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958年，尼采如愿获得奖学金进入帕弗塔文科预备学校学习。帕弗塔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水平很高的教会学校，新教的伦理和德国民族所特有的严谨、人道主义精神结合形成了学校的精神风貌。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出了很多非凡卓越的伟人：如克罗卜斯托克、费希特、施莱格尔、兰克等。学校开设了宗教、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程，这为尼采一生的研究提供了学识基础。正是在这里，尼采在度过青年黑格尔派大卫·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对于基督教的信仰开始渐渐地瓦解了。尼采明确地提出了对宗教是疑问，基督教建立在虚伪之上，无法指引大众，并拒绝参加复活节圣餐，这让虔信的母亲和姑母们大为惊恐。尼采超出常人的天赋绝不会允许自己局限在规定的课程里，他和以往的挚友平德尔、克鲁格组织小团体交流音乐和诗歌。在这段时期，音乐趣味由古典音乐转向现代音乐，并对瓦格纳的音乐产生了兴趣；在文学上也从歌德转向了浪漫派，如席勒、拜伦、荷尔德林等，尤其钟爱荷尔德林的诗作。荷尔德林和尼采拥有很多共同点，他们心灵深处都潜藏着浪漫主义的忧虑，对现代德国野蛮化的痛恨和对宗教的雄心勃勃，甚至连人生结局疯狂的悲剧都惊人的相似。
1864年10月，尼采从预备学校毕业，结业考试中除了数学成绩没有达到及格线外其他成绩十分优异。随后，尼采和同学保尔·杜森及杜森的表兄弟一同前往波恩大学学习。当时德国处于四分五裂的困境中，而大学却依旧能够保持着活力。整个国家都为这群充满着知识、勇气、美德的杰出学校而骄傲，尼采在记录中也写道：“我到达了波恩，看到无限美妙的前景，我为这一切感到骄傲。”在波恩大学集体学习的风气下，尼采也加入了学生社团，参与击剑、聚会、跳舞，但是不久后，尼采就对这样的生活感到了厌倦，欢乐的情绪也烟消云散了。尼采对于自己浪费时间的行为感到不满意，他要以一种更为专注、严格的生活方式，这就不得不和同伴们断绝关系。然而同伴们并不能理解尼采内心的想法，只是把他当作孤傲、怪癖的对象。尼采在给格斯道夫的信中写道：“当一个人对出现于眼前的邪恶没有了源自本能的反感，那么他就走得太远了。”因此他正式声明退出了学生团体。进入波恩大学后，尼采学习古典语言学和神学，他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契尔是一位富于艺术气质的学者，深受尼采的敬重。李契尔劝尼采不要进行其他科目的研究，而要有所专长。尼采接受了忠告，放弃了自己要对神学进行钻研的念头，在索然无味的语言学中刻苦研究，并写出了受到导师褒奖的论证严谨、具有远见卓识的论文，成为李契尔的得意门生。李契尔同另一位语言学家扬恩的学派冲突及波恩大学同学们毫无信念和生机的学习氛围，让尼采痛苦不堪。因此，第二学年尼采转学到莱比锡大学，不久后，李契尔也移教过来。在李契尔建议下，尼采参与筹建了学生语言学俱乐部，并在研究会上详尽阐发了对西奥格尼斯的研究，哲学优秀的论文获得了会员们及导师的一致好评，并刊印在《莱茵博物馆》杂志上。尼采在语言学界迅速文明，被称为“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
1865年10月，这对于尼采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秋天。一次偶然的机会，尼采在旧书摊上看到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书中表现出来的气势、神采和精神令他欣喜若狂。足足有两个星期，每天凌晨2点睡觉，然后6点又起床，尼采完全沉浸在书的沉思中。尼采后来写道：“我不知道是什么精灵在我耳边低语，带上这本书回家吧。我就这样获得了它。一走进房间，我就打开了我的宝贝，并听凭自己去接受这本力量充沛而严肃阴郁的天才著作的影响。”尼采对于叔本华书中的阴郁世界表示赞同，对于人生悲剧性的本质，他在很早之前就发生了怀疑，但是却一直不敢面对，恐惧自己由于年轻和轻率而坠入无间地狱。但是如今，尼采发现他不再是孤单一人，而是有叔本华和自己并肩战斗，知音之情、钦佩之感将他折服。一时间，他成了叔本华的狂热信徒，他甚至将叔本华成为自己的父亲，对于父亲早逝的尼采来说“父亲”称谓的赋予充满神圣的敬意和温柔。
精神导师叔本华给尼采带了精神上的安全感，他在给朋友杜森的信中曾写道：“导师就行我脚下的土壤，让我扎根其中，有了他我才能怀着勇气和自由平静地看待生命。形象地说来，导师就像我脚下的阶梯，让忧郁的潮水无法淹过我的头顶，不能将我冲出路边。”虽然尼采在后来对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是对尼采走上哲学之路有着不可否定的重要作用，而且叔本华真诚探讨人生问题的勇气也促使尼采更加自觉地以生命意义问题为自己哲学思考主题探讨。正是为了对抗叔本华的、同时也是自己的悲观主义，尼采在日后才建立了酒神哲学和强力意志学说。
在莱比锡期间，尼采结识了欧文·罗德，并在互相崇拜的基础上成为挚友。两个人经常聚在一起散步交谈，对语言学的探讨，对希腊文化的解读，对叔本华和瓦格纳的喜爱，使两人达成默契。如尼采写道“这种建立在精神交流和哲学基础上的友谊令人感到非常愉快。”他们之间的友谊后来因为志向不同而在1887年决裂，因为罗德作为学者型的教授是不为尼采人生探索者所看重的。
1868年秋，尼采在一个秋雨蒙蒙的夜晚赶赴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在那里他结识了仰慕已久的音乐家瓦格纳。瓦格纳不仅亲自演奏还与尼采对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并称“叔本华使所有哲学家中唯一可以理解到音乐精髓的人”，这令尼采兴奋不已。尼采从瓦格纳把诗歌、造型艺术以及省的分散美相融合的理想形式中看到了德国精神复兴的方向。后来，尼采否定叔本华，加之瓦格纳对基督教和政治的倾向使两人的深厚友谊破裂。
1869年2月，在李契尔的推荐下，刚二十四岁，资历尚浅，甚至还没有获得毕业文凭的尼采被聘任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莱比锡大学考虑到尼采优异的学术成绩，免试授予了他博士学位。尼采《荷马和古典语言学》的就职演讲博得了同事们的赞叹，并大受欢迎。当全家人都为如此年轻就能当上大学教授的尼采而倍感欢乐和骄傲，当巴塞尔上流社会为他敞开大门的时候，尼采却不耐烦地驳斥：“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世界上有多了一个教书匠而已。”尼采是不断求索的探险者，大学教授的学者身份是不能限制住他不安定的心和灵魂的，他生来不是当学者的材料，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钻研过去的理论上。因而，在十年后尼采就因身心疲惫而辞去了令人羡慕的大学教授一职，过起了漂泊的生活。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尼采到占地担任护理兵，后因患病而离开。战争以法军投降，签订停火协议而结束。当全德国人都陷入爱国主义的激情中时，尼采却对战胜国德国进行了批评，“以为德国军事胜利乃是教育文化的成功，或以为这样就比法国文化还要伟大”是最大的谬见。尼采远离令人厌恶的战争，而在古希腊的审美国度中酝酿编写着《悲剧的诞生》。
1872年，在被出版商搁置了七个月之久《悲剧的诞生》终于出版了，这是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是他整个哲学发展的开端，也可以说是尼采哲学的序言或者大纲。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并不是对故希腊悲剧的独特解释上，而是对人生本质及意义的理解，回答“生命的最高使命和使生命本来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活动”的问题。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是这部著作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并且尼采把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看作是两种基本的艺术冲动，分别对应着人的两种身心感受：梦与醉。日神精神给人以美好的幻觉，在梦幻世界中获得快乐；酒神精神使人再醉的状态下，超越痛苦和狂喜释放原始本能。在这本书中就可以看出尼采与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分歧，尼采试图从审美和艺术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书发表后，尼采把第一部书赠送给瓦格纳，瓦格纳对此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我从未读到过一本比你写得更出色的书。这真是太好了！”事实上尼采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就是受到了瓦格纳音乐的鼓舞，他把希腊悲剧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而当时的瓦格纳也正踌躇满志，试图要大干一番音乐革新事业，他把尼采看作是唯一懂得他的人。然后书的反响并不理想，除了布克哈特、罗德等几个少数朋友表示支持，整个语言学界都反应十分冷淡，没有人买尼采的书，也没有相应的评论。几个月后，青年语言学家维拉莫维茨打破沉默，发表了一篇长达三十二夜的论战文章，从捍卫古典语言学的传统出发，攻击了尼采的哲学思想和语言学观点，甚至攻击尼采对本专业的创造性研究缺乏常识。整个语言界除了罗德都站在维拉莫维茨的一边，罗德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来指责维拉莫维茨的虚假和对尼采的意图的曲解。但是，这并没有为尼采争取回什么，相反使得尼采一下子丧失了作为语言学家的声誉和曾经敬仰他的学生。当时刊登在报纸上唯一一篇书评这样说道：“不管是谁，写了这种书，他的学者生涯就算到头了。”
第一部哲学著作遭遇的冷遇和评判并没有阻止尼采的继续思考探索，他将探索的目光从回溯古希腊文化转向了关怀德国现实和文化问题。其实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也曾将批判指向德国“堕落文化”的现状，希望德国文化能够从古希腊悲剧的盛衰中吸取教训。随后尼采以《论我们的文化设施的前途》为题作了多次学术报告，抨击德国的教育文化制度，他对德国现实和文化的批判洋溢着对德国精神的热爱。在报告中指出：科学分工正在毁灭文化，新闻事业正在取代真正的文化事业。这也成为尼采终生坚持不懈对于现代文化批判的出发点。
1873至1876年，尼采相继撰写了以《不合时宜的思想》为总题目的四部考察德国文化的著作，他曾自己评价道：“在调子上是彻底战斗的，证明我也喜欢拔出宝剑。”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尼采曾在中学时读到施特劳斯《耶稣传》而使基督教信仰逐渐瓦解，但后来施特劳斯在舆论的压力下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并重新回到神学，并且在新作《新旧信仰》中充满着当代科学的乐观精神，主张用科学唯物主义取代基督教教义。尼采将施特劳斯作为德国现代文化的代表，批判了当时文化市侩制造的伪文化。这也是尼采在书中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是德国文化颓败了。著作的发表支持声音依旧来自瓦格纳和少数朋友，在报纸上对尼采的批判连篇累牍，甚至痛斥他为德国进步和文明的主要敌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尼采以人为基本出发点，考察了历史三种方式对人性的压抑，从而呼吁要为未来的强者创造一种文化，通过“非历史”和“超历史”来摆脱历史的强制而发展自省的人性。第三篇《教育家叔本华》以叔本华作为坚强、统一的人格典范来追求人生的意义。尼采认为叔本华“有一种不屈不挠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支撑起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得以在整个文化界充满敌意和喧嚣的叫喊声中岿然不动。”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通过瓦格纳的人格、音乐和诗歌来批判现代艺术。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虽然弘扬瓦格纳，并对其艺术的伟大高尚表示了敬仰，但是此时尼采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着深信不疑的信仰和无比崇敬的热情，在某些方面隐含了批评，认为瓦格纳不能够洞察未来，“他是过去的解释着和美化者。”
其实在写《瓦格纳在拜洛伊特》之前，尼采和瓦格纳就已经产生了隔阂。瓦格纳个性傲慢、专横而且生性多疑，有很强的支配欲，他总是希望尼采能够按照他的旨意做事，一旦尼采做自己的事情，他便不满抱怨道：“我们的尼采先生只想做他感兴趣的事。”尼采个性敏感、好强、自尊，他感到在瓦格纳身边受到了天性的压抑，但从瓦格纳那里他又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这使尼采非常矛盾。1872年起，瓦格纳更加热衷于在拜洛伊音乐公演的筹备工作，只关心剧院建造和歌剧作品的会演，对于尼采试图与他交谈的哲学问题丝毫没有兴趣，这使两人间曾经在一起的亲密气氛也已经消失了。尼采也有意疏远瓦格纳，多次谢绝了他的邀请。在1875年，尼采听说瓦格纳要准备创作基督教神秘剧《帕西法尔》，对于瓦格纳更加失望了。在公演前夕，尼采写下了《人性的，太人性的》，包含了批判瓦格纳的内容。1876年瓦格纳的四联剧在拜洛特正式公演，尼采从作品中看到了哗众取宠的庸俗和市侩习气，看到了与希腊文化精神格格不入的现代颓废病症，曾经被尼采当作艺术天才和神圣偶像的瓦格纳如今走入了虚荣的市侩气中，“任何一位王宫大人，只要高兴就可以自由出入瓦格纳的家，就好像那里是在开运动会”。10月，尼采和瓦格纳偶遇，瓦格纳却依旧滔滔不绝谈论他的剧作和对宗教的热情，尼采表现十分冷淡就匆匆告辞。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新剧作《帕西法尔》，但尼采对此没有任何表示，直到5月《人性的，太人性的》出版，尼采将此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来往。与瓦格纳的决裂，给尼采的心灵带来了极其强调的痛苦和悲哀。对于尼采来说，与瓦格纳的结交是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友谊，直到尼采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他依旧如此认为。尼采在1988年自传中说道：“因为我在此忆及我生活中的那些安慰，我应当对那桩最持久、最深刻、最挚爱的欢愉——我和瓦格纳的亲密交往——说句感激之辞。”
《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副标题是：“为自由思想家写的一本书。”这是尼采摆脱叔本华和瓦格纳对他思想束缚后的第一本书，他恢复了自己真正的智慧和思考，成为一个自由的思想家。这部著作标志着尼采思想上的重大转折，他开始批判形而上学，也是其真正成熟的著作的开始。书采用了格言体，因为尼采喜欢法国作家帕斯卡尔、蒙田等优美的散文和隽永的格言，在简洁的方式中获取思想的自由和深沉。但是对这部书的赞同之声更少了，不仅失去了瓦格纳的支持，而且尼采的一些朋友也不能理解，甚至他十分敬重的布克哈特教授也避而远之。同事们和学生们的远离使得原本就孤独的尼采更加孤独了。
1879年，尼采35岁了，“三十而立”正是人生的壮年。但是尼采的健康状况却极度恶化，他看到自己“被死神包围，随时会被带走”。尼采在巴塞尔大学日复一日的教学，使他感到自己被“歪曲”了，在他的眼里，学者是缺乏创造力，缺乏活力，没有热情和乐趣的，是精神上的驼背。尼采热切的呼喊道：“我爱自由和新鲜的土地上的空气；我宁可睡在牛皮上，胜似睡在他们的体面和尊严上。”对自由创造心灵的追求加之日渐恶化的疾病，尼采正式向学校提交了辞职申请，结束了十年的教授生涯。从此之后，尼采踏上了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陪伴的漂泊之路，夏天去高原山谷，冬天去地中海沿岸。
尼采为多病的身体，寻找着合适的气候，清新洁净的空气有利于他精神爽朗，绿色的草原和柔和的广信，有利于他的眼睛。尼采在大自然中思考，在远离人间喧闹、与世隔绝的宁静与孤独的地方创作。在十年的漂泊期间，尼采怀着巨大的创作热情，写了《朝霞》、《快乐的科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善恶的彼岸》、《道德的谱系》等，并形成了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哲学、重估一切价值等重要思想。尼采一个人生活，一个人思考，特立独行，不需要任何人的打扰，在自由的生活中，思如泉涌。尼采在自传中说：“我创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十天就够了；无论第一卷还是第三卷，都不需要多浪费时间。全部的著作不到一年的功夫。”
1882年春天，朋友梅森格勃夫人邀请尼采到罗马旅行，她想为尼采找一个伴侣，而当时俄罗斯少女——露·莎乐美再合适不过了。在圣彼得大教堂尼采与莎乐美见了面，莎乐美自信而优雅的举止以及敏捷的才思深深吸引了尼采，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并且结伴到卢塞恩一起旅行，尼采讲述往事、生活经历与哲学思想，和莎乐美的交往让尼采感到生活更充实，情感更丰富了。但是他在爱情上太害羞了，于是请保尔·李代他求婚。实际上保尔·李也爱上了莎乐美，这让两个朋友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莎乐美对这两位求爱者都没有允诺，她只是把尼采当作导师一样敬重，并没有爱慕之心。尼采曾试图劝说她改变主意，并且还为她的诗谱曲，但是莎乐美仍表示了拒绝之意。这场幸福甜蜜的时光之维持了近半年就终结了，而其中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的干预对失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伊莉莎白对哥哥拥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的友谊嫉妒万分，并背着尼采蛮横地干预了这件事。这使尼采和妹妹产生了公开的冲突，甚至一度中断了联系。尽管后来重归于好，但伊莉莎白再没有获得尼采的完全信任，尼采在给朋友的信中不只一次地抱怨不能忍受妹妹。爱情上的打击是尼采不再抱有幻想，在以后他再也没有恋爱，终生未婚。
尼采作为一个哲学家，就必须摆脱职业、女人、孩子、祖国、信仰等来获得自由，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并不是一家纯粹的分析机器，所以他又渴望人间的温暖。尼采一个人生活，没有朋友与他聊天，寂寞和疾病严重摧残着他的身心。精神的特立独行和人格的孤独倾向，使他渐渐失去了一些朋友，尤其是罗德和斯坦因这两位朋友的失去让尼采感到十分痛心。罗德和尼采是老朋友，两人在年轻的时候思想相通，惺惺相惜，但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罗德选择了做大学教授和学者，而尼采成为被视为异端的漫游思想家。1886年在罗德莱比锡大学就职演讲上两人见面，但彼此都觉得非常陌生。在尼采看来，罗德已经变成了一个庸庸碌碌的学者，而在罗德眼里，尼采“浑身上下都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古怪。”在这次不愉快的会面后，两人在书信中发生争吵，友谊正式破裂。而年轻的新朋友斯坦因因为心力衰竭突然去世，更这使尼采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1888年，在疯狂的前夕，尼采创作欲喷薄欲出，一连写了《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反基督》、《看，这个人》。有两本是专门攻击已经去世的瓦格纳的，因而有人认为这是尼采精神失常的前兆。在不久前，尼采终于迎来了人生的伯乐——丹麦著名批评家勃兰兑斯，勃兰兑斯高度评价了尼采的著作“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精神从您的书中向我吹拂。”，并认为尼采是“所有德国作家中最具有启发性的一个。”随后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了介绍尼采思想的讲座，并赢得了声誉。每次讲座听众都超过三百人，当地重要报纸也刊发了报道及批评文章。不久尼采的思想迅速传播，对世人的影响也已经开始扩大。但是这一切对尼采来说，都太晚了，他精神生命的最后一刻来到了。
1889年初，寓居在都灵的尼采看到街上有一个残忍的马夫正在用鞭子狠狠地抽打着马背，他流着泪跑上去，抱着马的脖子，结果摔在地上昏了过去。房东将他送回住处，之后尼采就开始出现了精神错乱的症状。他的朋友们陆续收到了一些奇怪的信，署名是“狄奥尼索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几天后，朋友们赶到都灵，却看到尼采坐着钢琴便，在音乐的狂喜中用手肘胡乱地敲击琴键，高唱着狄奥尼索斯的颂歌。在尼采的病历上写道：“病人自我感觉很好，感到高兴，最喜欢在街上拥抱所有的人，同他们亲吻。”孤独使尼采疯狂，也最终在疯狂中摆脱了孤独。后来尼采在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下苟延了十年没有思想和活力的生命，于1900年8月20日在魏玛平静地去世。
尼采死于二十世纪的开端，却使他的思想精神生命复活，爆发出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在尼采去世几年后，就从无人知晓成为西方声誉甚高的哲学家，世界各国掀起尼采热。尼采的思想对于二十世纪西方主要的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等都有着重大影响，正如雅斯贝尔斯评论：尼采给西方哲学带了颤栗。尼采哲学曾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利用，被人误解，这在很大程度是因为伊丽莎白垄断尼采著作的版权和手稿，以保护人身份自居，捏造言论，曲解思想，使尼采的思想带上了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色彩。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尼采虽然早已逝去，但他的声音在今天依旧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