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革命志士吴生霭
张博
吴生霭是青海省最早参加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位同志。1986年10月，在庆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怀着非常敬慕的心情，专程来到酒泉市城关镇北环东路50号，拜访了这位红军老战士。
宁都起义跟党走
吴生霭，字云亭，1907年3月4日出生于青海省乐都县高店东村一个家境小康的农民家庭。1916年到1922年在本地小学读书，1923年至1926年在西宁求学。1926年8月到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在兰州开办的陆军军医教练所学医，1929年9月毕业，分配在国民军孙连仲部军医院任上尉军医。
1930年，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伐蒋介石，中原大战爆发。当时兼任青海省主席的孙连仲，奉冯玉祥命令率部东下参战，吴生霭也随部参加讨蒋作战。在这场讨蒋战争中，冯阎联军遭到失败，孙连仲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委孙连仲任总指挥。1931年3月，孙部被蒋介石调往江西，参加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当年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中。曾经受过冯玉祥将军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国共产党影响的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爱国心切，大都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当炮灰，于是在共产党特别支部和地下党员赵博生（二十六路军参谋长）等领导下，乘孙连仲去上海之际，于1931年12月14日在宁都举行起义，17000余爱国官兵高举义旗，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宁都起义前夕，第二十六路军中已经弥漫着抗日反蒋的浓厚气氛，抗日救国、挽救民族危亡的传单、标语，在军营内外四处出现；“我们要北上抗日，蒋介石不让过江”的消息也广泛传播。血气方刚、矢志抗日的吴生霭，耳闻目睹，义愤填膺，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说：“国民抗日，政府不让抗日，这叫什么国民政府！”
12月14日黄昏，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把吴生霭叫到跟前说：“今晚有重要事情，你要跟着我，哪里都不要去。”他带上医疗器具，紧跟在董振堂身边。董振堂带着他和其他随从巡营察看，检查起义的准备工作。城内的部队都已部署停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十分严密，口令也传达到位。吴生霭身临其境，处处都感到一桩非常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
12月15日拂晓之前，三颗信号弹从城头腾空升起，宁都起义了！董振堂向部队宣布：把“青天白日”帽徽摘下扔掉。部队开出城外，一直向南前进，直到离红都瑞金不远的任田才停下来。迎接他们的是刘伯坚同志，他说：“二十六路军起义成功了，祝贺你们走上了革命的光荣道路，中国工农红军热烈欢迎你们。”刘伯坚接着说：“红军是蒋介石的心头恨，冯玉祥是蒋介石的眼中钉，二十六路军主张抗日，蒋介石却一心要除掉杂牌军。蒋介石要二十六路军剿共，是一箭双雕的大阴谋，企图使红军和二十六路军两败俱伤，既可拔去他的眼中钉，又可去掉他的心头恨。宁都起义成功了，蒋介石的阴谋彻底破产了。”刘伯坚是1922年入党的老党员，是留学法国、苏联的大知识分子，曾经担任过冯玉祥国民军的政治部副部长，在冯部中进行过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第二十六路军中的许多军官都曾接受过他的革命启蒙教育。
二十六路军起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政治委员是萧劲光，赵博生任参谋长，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吴生霭在十三军卫生部担任科长。在任田整编期间，起义官兵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十大政纲，痛批了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进一步坚定了革命的信念。经过整顿，吴生霭的心更明眼更亮了，他懂得了一个深刻的真理：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就这样，吴生霭坚定地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万水千山只等闲
吴生霭参加宁都起义后，随红五军团西攻江西赣州，东下福建龙岩，南征广东水口，奉献着一个革命者的全部心血。1933年1月，他又随红五军团参加金溪、资溪战役。在金溪以南的高虎垴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赵博生（时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壮烈牺牲，吴生霭非常悲痛，决心积极参战，为牺牲的首长报仇。此后，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英勇作战，并于5月间由曾林茂、王际坦二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8月，红一方面军少共国际师成立，吴生霭被调任该师卫生部部长，1934年又调任教导师卫生部部长。少共国际师和教导师都是中革军委的直属单位，驻防红都瑞金，担负着保卫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及军委的任务，直到长征开始。
这时，中国革命遇到了巨大危机，共产国际派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强行贯彻“左”倾政策。他们面对蒋介石亲率的百万大军的反革命“围剿”，死打硬拼，结果屡战屡败，被迫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一天黄昏，吴生霭所在的教导师，在张经武师长、何长工政委的率领下，从江西瑞金出发，踏上了艰苦的长征路。
在长征路上，吴生霭不仅担负着救死扶伤的艰巨任务，而且要随时准备和敌人战斗。20世纪80年代曾在中央卫生部任职的周毅胜同志，就是他在一次战斗中救出的。教导师政委何长工疟疾发作，病情十分严重，吴生霭从收容队来到师司令部，为何长工打针服药，何政委感慨地说：想不到我们还能见上面。邓颖超咳嗽吐血，病情十分严重，他和贺诚一起，研究制定医疗方案，终于为邓颖超治愈了疾病。周恩来副主席重病缠身，他得到消息后，单骑飞奔，送去急救药品。吴老回首往事，非常欣慰地说：“那个时候，我能为中央负责同志治病，自己感到非常光荣。”
吴生霭把革命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哪里需要他就到哪里去工作。遵义会议不久，中央红军成立干部休养连，吴生霭被调去为年老体弱的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防病治病。不久，中央卫生部又命令他到红一军团工作，他二话没说，就到了一军团。毛尔盖会议后，一、四方面军混合编队北上，左路军缺少西医，吴生霭又被调到左路军总医院工作。由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左路军北上、南下、再北上，走了许多弯路，多次过草地爬雪山，尝尽了人间罕见的艰苦。组织上为他配备了坐骑，但经常驮的是伤病员。他吃过皮带，啃过草根，前面的部队吃剩的野牲皮张、骨头，往往是他们的救命粮。吴老回顾长征，感慨万千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活过来了，是幸存者。我一想到牺牲在长征路上的那些战友，对于今天的生活就感到很满足了。”
征战河西遭不幸
在中央军委命令下，红四方面军总部率领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等部，于1936年10月下旬从甘肃靖远先后渡过黄河，接着组建西路军，西征河西走廊。吴生霭在西路军总医院任医务科长，也踏上了这次悲壮的征程。
随着西路军的艰苦征战，吴生霭从一条山进到了临泽县城（今蓼泉）。战争异常艰苦，环境十分险恶。1月20日高台陷落，一些突围的战士到临泽报信，徐向前立即下令，叫驻在临泽城的红军向倪家营转进。转进途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的爱人、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分娩，随行人员到总医院要一副担架抬一抬。吴生霭愁肠百结，怎么也找不到担架，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给点纱布。其后他又在倪家营和梨园堡、康隆寺等地参加战斗。
西路军西征终归失败，剩下的人员分散游击，人自为战，自谋生路。西路军的卫生部和总医院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最后只剩下他和苏井观部长两个人了。不久，他和苏井观也失散了，吴生霭骑的骡子也丢失了，在漆黑的夜幕中他又从悬崖上跌下，身上多处被跌伤。他忍受着疼痛和饥饿，一瘸一拐地在大山中寻找部队。他听说李卓然、李先念等带着部队朝西走了，便化装成当地群众，经过酒泉等地往西追赶。途中他听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马家军控制了星星峡，谁也别指望过去。
吴生霭西进受阻，又折返东向。他想：到不了新疆，我就回陕北。于是，他又日复一日地向东走。一天夜晚，他走到张掖城南20多里的一个小庙里，想在那里歇息一下。黑夜中突然遭到马家军的搜捕，落入了敌人的魔掌。他被敌人用草绳绑着胳膊，和其他难友串在一起，押送青海，途中还要抬马家军伤员的担架。过了扁都口，到达俄博，他越想越不对头：这样到了西宁，岂不真相大白，羊落虎口么！于是在一个黄昏时刻，他趁敌人一时麻痹，挣开绑绳，从一个悬崖上纵身跳下逃跑，敌人又是打枪，又是掷手榴弹，却都没有伤着他。他连滚带跑，迅速摆脱了敌人。
从此，他凭着一身医术，一口土话，流落于祁连与河西等地，行医治病，维持生计。他曾在金塔县戒烟所做过戒烟医生，也曾在玉门油矿做矿山医生，后来又在酒泉城内开诊所谋生。就这样，他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迎来了人民解放军解放河西的隆隆炮声。
继续革命为人民
河西解放后，吴生霭向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写信，向他倾诉了别后的一切。苏部长很快就给他复信，动员他到首都工作，吴生霭考虑到自己的妻室家小都在酒泉，便谢绝了苏部长的盛情相邀。他说，只要真心干革命，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这样，他于1951年2月便到酒泉专区医院工作，成为医务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在重新参加工作后，吴生霭总是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中共酒泉市委组织部的档案资料记载，他工作勤勤恳恳，群众影响好。20世纪70年代，酒泉地区医疗工作还相当落后，特别是缺乏先进的医疗器材。吴生霭肩负着酒泉人民的厚望，来到首都北京，见到了他昔日的通讯员、当时在中央卫生部工作的周毅胜同志，向他诉说了酒泉地区缺医少药的情况。卫生部领导知道后，立即调拨了X光机、心电图等医疗器材和救护车，大大改善了酒泉的医疗条件。
吴老于1984年离休，安居在组织上为他安排的一套房子里安度晚年。现在全家28口人，三子五女，都已成家立业，儿孙绕膝，喜气盈门。儿孙们分别在甘肃、湖南、湖北等地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吴老目睹祖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和儿女们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心情十分舒畅。没有想到，我们拜别刚半年，他于1987年5月1日逝世，享年80岁。
他的儿子吴建忠来信告诉我们，吴老仙逝后，国务委员姬鹏飞、原中央卫生部政治部主任周毅胜、原海军卫生部部长肖邦宁等同志送来花圈、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作者张博，曾任《青海日报》记者、编辑、副编审，著有《河湟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