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社会体制，是参照十月革命以后的苏俄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就现代的社会体制与政治环境而言，中国是一个相对集权、而不是相对分权，政治要素一元、而不是政治要素多元的社会。中国整个社会的运作，主要是依靠垂直方向的层层领导，而不是依靠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中，基于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再加上中央机构的决策失误，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使人们的思想受到了禁锢，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搞禁区，制造迷信，使这种状况发展到了一个极端。他们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所设置的那个禁区之内，不准逾越雷池一步，谁胆敢提出和他们看法不一致的意见，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就要打棍子，甚至从肉体上消灭。这样的例子难道还少吗？连国家主席也由于有不同意见而被迫害致死，一般普通平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不要说敢于质疑，就连基本的独立思考都谈不上，更遑论科学精神。如果在这种政治环境下能够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那倒是海外奇谈了。很可惜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这段还新鲜的历史已经淡忘了。殊不知如果忘记这一惨痛的教训，我们无疑还会再走向那个历史的怪圈。
禁锢思想是对于科学精神的最大压制，而对于科学工作的蛮横干预则是对科学直接的侵害。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中国社会体制的特点，阻碍了科学家的独立思考，压制了科学家的独立见解，很容易导致行政领导包办科学工作、干预科学工作，把纯粹的科学技术问题纳入所谓政治的范围，甚至变成政治权力斗争的一个筹码。现在上了年纪的人们，也许还不会忘记“文化革命”期间江青利用“风庆轮事件”来达到整垮政治对手的目的。在那个时期，中国一些有名望的科学家屈从于政治高压，说出了违心的话，做出了违心的事，丧失了一个科学家的最宝贵的独立人格，损害了一个科学家最看重的基本信念。这种例子并不罕见。与其指责这些科学家缺乏真正的科学意识和敬业精神，还不如揭示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体制的不合理性和政治环境的极端恶劣。解决个人的道德问题对提高整个社会的科学素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有从社会体制的层面上解决问题才是根本的方法。另一方面，由于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科学家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条件，一些行政领导不尊重科学规律进行决策，从而在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造成了巨大的失误，这种情况同样并不罕见，黄河三门峡水电站工程的建造仅是其中一例。据《南方周末》报道，2002年渭河的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不同的是，当年力排众议、反对上马的，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教授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如今“异议”却此起彼伏。其中，有三个人的声音尤受关注：一是国家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不久前在三门峡库区考察后公开承认，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在于三门峡水库；二是曾出任三门峡工程技术负责人、现已9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先生，他直言不讳建三门峡水库是个“错误”，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三是退休的水利部长钱正英，也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现实以及今天肆虐于陕西的洪魔已经证明，科学终归是科学，谁偏离理性的轨道就要受惩罚。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决策失误，应该引起我们的深刻反省。这个案例说明，怎样让决策更科学，怎样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科学的论证制度，怎样崇尚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及战略观念，是放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①。
§§§第三节中国城市大众的传媒素养
中国的社会是一个二元社会，城市和农村是社会的两端，两者之间不但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思想观念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差别很大，有时候互相割裂，互相对立，甚至在个别地区，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突。就大众传播事业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城市非常发达，农村则比较落后。和中国整个社会一样，中国当代社会的传播现象也是二元结构，城市是一个发达的成熟的传媒市场，农村则是个不发达的不成熟的传媒市场。在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东部的沿海城市，信息技术已经和世界基本同步，在通讯技术的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美国。例如，美国一些地方的手机彩屏率不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我国沿海大城市。中国城市的大众传播事业也几乎和世界同步，数字电视、全球通讯在中国东部的大城市的发展也相当迅速。但是，中国的农村则是另一样。虽然中国的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70%左右，但他们所享受到的传播信息远远少于这个比例。虽然农村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也很快，但就总体而言情况不容乐观。农村有些地区至今还用原始的高音喇叭来传达信息。每年春节期间，中国中央电视台几乎都要播报有关文化下乡的新闻，说某某地方组织书报杂志等文化产品送到某某乡下，为农民送去精神食粮等等。这一新闻的本身很能说明农村大众传播事业现状。在今天的社会中，由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球也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村庄，人们对于信息的传播和接收异常方便。如果中国农村的大众传播事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就根本不需要为农民送精神食粮。况且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想到农民，平时农民的精神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城市和农村大众传播事业的不同必然会造成大众传媒素养的差别，因此我们把中国当代社会大众的传媒素养分成城市和农村两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注释：①南方周末，2003.11.13
一、城市大众传媒素养的一般描述
关于中国城市大众的传媒素养，虽然整个中国传媒学术界研究不多，至今还没有非常具体的细致的调查数据，尚未建立起科学研究的雄厚基础，但毕竟有不少专家学者做过一些工作，为我们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条件。
例如，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媒介素养研究课题小组于2003年12月至2004年元月对北京的10～45岁年龄段不同群体人群以群体分层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现状调查。前后共计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60份，并按六类人群组进行分类，即：男性、女性、中青年、青少年、未受高等教育人群、受过高等教育人群。问卷设18个提问和不同的答案，发送对象为北京地区的大中小学生、教师、公司职员、科研人员、新闻工作者和工人等。主要考察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受众对目前大众传媒的认知素养和取向偏好，为培养新时期符合我国发展要求的高素养人才的工作———媒介素养教育，做一些尝试性、探索性、开创性的贡献，力求提出一些较有针对性地建设性意见，以供同行专家及学者参考、讨论和批评。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2000年对上海当代青年进行了长期的跟踪式研究的结果。该调查的研究对象总体是14～35岁的上海青年。分析单位为个人。该调查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1971份（有效回收率为98.6%）。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大众传媒素养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得出的结论有效程度较高。
这次有关城市大众传媒素养的调查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些问题：
其一，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大众接收信息的渠道多了，信息的名目繁杂了，信息的总量也大大增加了，尤其是电视、电脑不仅作为机器进入了千家万户，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影响甚至支配着广大群众。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转型，中国传媒文化也经历着从宣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特别是在90年代末期，由于各电视台、电视频道的激烈竞争，也由于各种传媒之间的激烈竞争，当然也由于生活在此阶段的人群消费需求改变，媒介信息的娱乐倾向越来越明显，因此，信息和媒介文化背后的各种意识形态问题也会随之产生。这样，人们的认知水平、判断能力和价值观念就应该是国家教育机构和教育者们必须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其二，随着对媒介传播功能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入和对媒介功能观念进行适时的调整，争取政府、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全社会的支持，积极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积极推进相关的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同时也促进良好的舆论氛围和传媒文化的形成，最终创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社会进步的良好社会环境。
关于城市大众接触媒介的类型，这次调查得到的数据表明：北京人的前三项选择是“读书、看电视和上网”，而上海人的前三项选择是“看电视、听音乐和读书、看报”。“看电视”成为两个大城市人们共同的主要选择，这说明：
（1）电视机在现代中国家庭中的普及率很高，许多家庭甚至拥有2台电视机，另外许多工作单位和公共场所也有接触电视的路径，如商场、车站等，这样人们接触电视的机会较10年前大大增加。
（2）由于电视的普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在很大的程度上得以改变，看电视成为主要娱乐形式之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年，“电视陪伴着他们成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加之电视的传播特色，及图文并茂、声画和谐、雅俗共赏、现场感觉等特点，使得电视受到人们的青睐。
（3）电视是当今消费文化主要传播者，为了参与市场竞争，电视各频道之间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激烈的竞争，其结果是节目越来越多，频道越来越多，人们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和各种带有诱人奖品的游艺消费节目抓住一大批固定观众群。
国际互联网的兴起已经实实在在走进人们的生活，从互联网宽带技术的普及与应用，到近年来的手机上网和短信功能的广泛使用，这种新兴的被称之为“新媒体”的网络媒体，已冲破过去那种以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的格局。受众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和知识及娱乐，不仅成为现今社会的一种时尚，更主要的是人们还可以从中得到能动性与主动性的发挥，使自己的参与欲望得到满足。因此有专家直言：在互联网时代，受众不再是完全的被动客体，受众与传播者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起来，受众甚至充当起驾驭信息的主人。因此从北京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上网已经跃进前三名，成为当今人们主要业余生活之一。上海只有42.9%的青年选择“上互联网”作为自己的重要休闲方式，只列第7位。但是，因为该数据的采集时间是2000年，因此不能完全代表今天上海青年的选择。我们相信如果现在再进行一次问卷调查，上海青年的选择“上网”的比例一定会有所增高。
关于城市大众接触媒介的目的性，这次调查结果显示，一般而言，人们接触媒体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该调查的数据很清楚地说明“了解新闻”是各人群组最多的选择，尤其是男性人群组、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组和中青年人群组，均占到了1／4以上的比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北京人接触媒介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国内、国外以及周边新近发生的事情”，其次是“放松自己”、“学习新知识”和“消遣娱乐”。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居民接触信息和消费信息的心理动态，北京居民尤其是男性和高知层人群在满足了对新闻的需求后，也对媒介信息的知识性和娱乐性提出一定的要求。而女性和未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却偏向利用媒介信息来“放松自己”。
至于北京和社会的城市青少年群体，他们接触媒介的主要目的除“放松自己”外，主要是“学会与人交往”。目前世界上对媒介效果的研究几乎都是关于行为效果的研究，比如，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过多的电视暴力会使观众尤其是儿童好斗；电视的色情渲染会导致人好色；电视上的犯罪活动会诱导人走出家门进行类似的犯罪活动。叶浩生在其主编的《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一书中说：“学习者不必直接做出反应，也无需亲身体验强化，只要通过观察他人在一定环境中的行为，并观察他人接受一定的强化便可完成学习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我们可以这样说，学习者（及受众）可以通过间接途径经历并获得社会经验，即通过接触媒体，阅读、视听媒介中各种人物的行为，便可以学习社会行为。进一步说，通过对媒介内容的接触、学习和理解，青少年便可形成自己的社会行为。因此，针对青少年群体应该制作什么媒介产品，应如何引导青少年正确使用媒体都是值得政府、媒体和学校以及相关机构研究的课题。
这次调查还显示，北京和上海的城市大众特别是青年认为综合效用最高的媒体是电视，其次是互联网，后面依次是报纸，杂志，广播、图书和VCD。这反映出“电视机前长大的一代”除了对电视表现出了一如既往的喜爱之外，已经开始对互联网予以重视和推崇。这次调查还表明，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兴起已经使它在青年一代心目中的分量超过了报纸、杂志和广播等传统媒体。也许过不了多久，互联网就将成为现代社会的第一媒介①。
这次调查表明，中国城市大众的传媒素养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大众对于媒介的接触度、认知度、利用度比之以前都有很大的进步。特别在对于新媒介的接触、认知和利用方面，传媒素养的塑造速度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当然，从这次调查的数据来看，这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可以研究，比如，不同社会群体接触媒介的类型显然有所差别。中老年更多地接触传统媒介，而青少年更多地接触主要是网络媒介。青少年群体利用新媒介的能力大大高于中老年群体。在我们平时的社会中，网迷的青少年朋友已经不在少数。青年们几乎可以在网上做任何事情，他们不但在网上获取新闻，他们还在网上查资料、写文章、开大会、听讲座、看电影、听音乐、谈恋爱、交朋友、上课、购物，游戏等等。如果说，目前30岁左右的人是伴随书籍长大的，20岁的人是伴随电视长大的，那么，估计现在10岁的人将会是伴随着网络长大。这是城市大众传媒素养的一个特点。接受不同类型的媒介传播的信息，会对人的思维方式和思考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又一个课题。
注释：①张开.吴敏苏.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以北京、上海调查数据分析为依据.中国传媒素养网（www.medialiteracy.org.cn）2004.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