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出现于明代万历年间的一部写实主义小说。与以往长篇小说关注历史、政治的宏大叙事相比，其最突出的特点是扩大了叙事窗口，将笔触下移到了市井生活和私人领域，与当时流行的拟话本小说一起，较为全面地展现了晚明时代的社会变迁。这一叙事话语的转变，不但是叙述内容的转换，也是叙述形式和叙事词语的改变，史传式叙述转变为生活化叙述，传统话语转变为市井俚言。
对私人领域与市井生活的关注，是经济转型、社会变迁之际所出现“小说”畅行而“大说”式微的文化现象在通俗文学中的体现。这种现象表现在众多晚明小说中，思想意识纷杂，众声喧哗。《金瓶梅》所反映的内容，有两个层面，即“世相”和“世情”。“世相”侧重社会政治方面，“世情”侧重人情世风方面。因为《金瓶梅》不能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被读者广泛接受（还有重要原因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扼制），所以，在此只对《金瓶梅》作这两个方面的简要介绍。
一、“世相”的暴露
小说中有这样两句话：“富贵必因奸污得，功名全仗邓通成”，最能代表政治腐败、经济转型期的社会现象。西门庆的发迹史正是对这两句话的验证。西门庆身上既有传统体制腐败官僚集体性格特征，也有市民阶层的特点。在中国小说史上史无前例。
西门庆出身商人世家，虽有资财，但“不甚读书，贿赂得官后深知‘金钱’和‘权力’的关系，于是不惜重金为蔡京准备一份生辰礼，得到了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正所谓“功名全仗邓通成”。正是这种“权钱交易”的政治现实，孳生出西门庆这样一个亦官亦商、“官商合一”的新型人物。自得官后，西门庆更是用“钱”与“权”的关系让自己发达。如第59回，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五钱银子……”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份礼谢他。”偷逃漏税，由此可见一般。
蔡蕴中了状元后，做了蔡京的“假子”，途经山东，西门庆一番款待又送重金，并用美女。蔡蕴做了两淮巡盐史后，回收的机会就来了，西门庆贩放私盐，蔡为其大开方便之门，这期间西门庆获取多少暴利。
西门庆亦知“权力”本身就可以换取钱财。他包揽词讼，收取巨金。第47回，收了一千两银子放了杀人的苗青，此事虽被巡按御使曾孝序发现后上本参劾，无奈有蔡京这一巨奸为西门庆遮掩，最后却是曾孝序被交吏部考察，黜为陕西庆州知州。因此，西门庆二番亲自上京为蔡京祝寿，礼物之巨，连蔡京也感到吃惊，二十扛礼物摆列阶下，礼单上标着：“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另外黄金二百两，送上蔡太师做贽礼”（第55回）。蔡京自是欢喜，应了西门庆的请求，收为“干儿子”。随着“身份”的转变，西门庆成了地方上说一不二的风云人物，往来官员，都由西门庆接待，生意也越做越大，不久也轻易做到正千户之职。此后，更是无恶不作，私放高利贷，谋财娶妇。本系市井棍徒，“一丁不识”，“行检不修”，但在腐朽的政治体制中，就因为他是一个“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欺良酒色徒”，而官星高照，财运亨通。作家更以反讽笔法写了上级部门对西门庆的考察报告：“贴刑副千户西门庆，才干有为，精察素著，家称殷实而在任不贪，国事克勤而台工有绩，翌神运而分毫不爽，司法令而齐民果仰，宜加转正，以掌刑者也”（第70回）。一反一正，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露，可谓深矣。
西门庆不但会通官，也极懂得抓住商机，扩大经营项目，原家中只经营生药，其后贩盐、丝绸，当铺、绸绢铺、绒线铺等生意不断做大。他不同于中国文学中的“守财奴”，他懂投资，善于以钱生钱，赚来的钱迅速投入市场，扩大经营，还懂得在经营过程中采取各种形式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第20回写他善于经营：“西门庆自娶过瓶儿过门，又兼得了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又打开门面两间，兑出两千两银子来，委傅伙计贲第传开解当铺。女婿陈敬济只掌钥匙，出入寻讨；贲第传只写账目，称发货物，傅伙计便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看银色，阁解当库衣服首饰、古董书画好玩之物。一日也当许多银子出门。”李瓶儿原来的房本空着，他低价收购外地客商的五百两丝线后，便将此房打开两间门面，聘请韩道国与原来的家人来保在那开个绒线铺子，“一日也卖得数十两银子”（第33回）。第58回写他还以股份的形式与人合伙投资，并以董事长的身份负责商务，总理一切。他通过蔡御使的关系批到盐印后发往扬州等地倒卖，然后从杭州发回缎绢，找到一个“写算皆精，又会做买卖”的缎子行里手甘润，在他家对门合资开张缎铺：“得利十分为率，西门庆三分，乔大户三分，其余韩道国、甘出身与崔本三分均分……”
他对钱的看法也体现出商品经济发展时期人们的消费观念：“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第56回）。所以他懂赚钱，更懂消费。
在“世相”暴露中还有一点是研究者们共同指认的：以家喻国。
众所周知，小说背景是宋代，但明眼人很清楚地知道它实则写的是16世纪嘉靖、万历时期的社会状况，因为当时正是“内蔽于私欲，外扰于强敌”，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社会。
也有论者提到西门庆的六个妻妾追逐家庭中地位和权力的情况不下于宫廷内阁六部高官之间的相互倾轧和争夺，由此引起的嫉妒和宗派之争，使家庭断子绝孙，国家沦为半壁江山，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对比正好符合齐家为治国之本的传统教条。在这种即小见大、以家喻国的叙事方式中，作者唯恐读者被故事情节所迷惑，错会了作者的意图，便经常以叙事者的身份截断正文，跳出来直接议论和点题。如第30回西门庆得官后直接写道：“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嘧，指方补价，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谦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这既是对故事指向的表白，社会政治状况的揭示，又是对文本内涵的扩展，读者阅读视界的开启。
小说在叙事过程用了大量的“戏拟”话语，将庄严与滑稽、正剧与喜剧、惊羡与调侃等成分做了反讽式的配置，制造出一种奇特的讽喻效果。“戏拟”是模拟或摹仿，是语言对语言的模仿，同时又包含了不甚恭维、不太严肃的成分，有戏谑、调侃的性质，但背后又有深刻的意蕴。这也是巴赫金的复调和双声语、图性引语。如第70回：“官居一品，位列三台。赫赫公堂，潭潭相府，虎符玉节，门庭甲仗生寒；象板银筝，傀儡排场热闹。终朝谒见，无非公子王孙，逐岁追游，尽是侯门戚里。那里解调和燮理，一味能趋逢迎。端的谈笑起干戈，真个吹嘘惊海岳。假旨令使八位大臣拱手，巧辞言使九重天子点头。督责花石，江南淮北尽灾殃，进献黄杨，国库民财皆匮竭。正是：辇下权豪第一，人间富贵无双。”
这是典型的戏拟，同中国戏剧有着相同的类型学特征，对善于“听话听音”的中国人来说，讽喻效果明显。
二、对“世情”的揭示
纲常的解体与颓败，从政治经济层面渗透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交往与生活态度上。晚明时期，“人欲自然”使禁锢的儒家思想“理”中吸引了“欲”，这一变革，消除了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张力关系；身体的欲望失去了灵魂的导引和规诫，便铸成了《金瓶梅》中性恶魔对社会人性甚至生命的毁灭性冲击。这是作家的反思。由于这一“欲”的理念的渗透，西门庆之流将男女之合，视为天地之道，认为私欲是人性之常，即使西天佛祖、阴司十殿，亦难免此常情，违此本性；且财可富家，亦可消灾，因之贪财好色可尽人生之乐，并无后果之虞。这种实在的金钱观形成的“拜物教”助长了人的胆量，又使人失去了起码的尊严，韩道国献妻，花子虚让媳，林太太奉身，均为典型的个例。在这里，神圣与禁忌的观念已遭到解魅，不是荡然无存，就是被否定，以至于导致人们在道德上的迷失，对“神灵”的嘲弄。
欲望的释放或者性描写是《金瓶梅》最受关注的部分，也是小说描绘时用笔最勤的地方，也是论者对《金瓶梅》褒贬最多之处。作者是要通过财、色、性与身体描述作一象征性地揭示和符号性诠释，如对金、瓶、梅的描述，更深刻地还在于揭示出这种执着和贪恋，必将导致人之存在的沉沦而丧失掉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
《金瓶梅》是一部西门庆、陈经济、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等纵欲享乐、自我毁灭的总传。西门庆以破落户发迹，先后娶妻八人：妻子死后由吴月娘填房，侍妾卓丢儿死后由孟玉楼补上，其余四妾是李娇儿、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侍女春梅、迎春、绣春、兰香，仆妇宋蕙莲、惠元、如意儿，暗娼王六儿、林太太、贲四嫂，妓女李桂姐、吴银心、郑爱月等都曾被其奸淫。无论是在生意场上还是在官场上，西门庆的生死沉浮都是通过对他与所奸淫对象的关系来加以表现的。西门庆的一生正是纵欲享受的一生，自我毁灭的一生。
其实，这一叙述视角表述过程，潜含着叙述者鲜明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和性别偏见，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女性是性欲的化身和代号，是为男性提供快乐和刺激的源泉，也是勾引男性之“色”的意象。叙写过程中，除她们自己尸横刀下外，还写她们断送了男人性命，毁了男人事业，扰乱了社会秩序，真正引起读者的憎恨，并用此使读者对这群女性的悲剧只有厌恶而不会心生怜悯。
作者在淋漓尽致地描绘欲望成灾的同时，试图重建人们对财色之外的精神信仰——报应设定。由于没有了敬畏之心，欲望才会泛滥。通过设置“因果报应”才能净化人们的心境，规范人们的欲望之念。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纵欲和死亡、繁华与虚幻、热闹共冷淡的转换，来得十分紧迫，急转直下，让人感到一种“天理”的存在与“天道”的循环。文中多次以回前诗或回末诗的形式对此直接点明，第100回回末诗更是对所有人的命运作一总结：“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通过这种轮回报应理念的建立，试图提供一种“宗教性道德”，建构起这种道德的敬畏感，旨在为生活世界找到一种正当的伦理秩序和价值理念，克服社会变迁出现的精神紊乱。这是《金瓶梅》的大旨所在，但过多的“身体”“体位”的描写对此有所消解，这也是问题。前人多有论述，兹不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