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虽然被后人誉为“山水诗的鼻祖”，但是前人对他的评价却往往见仁见智，差异很大。钟嵘在《诗品》中曾引用南朝诗人汤惠休的话评价说“谢诗如芙蓉出水”；《南史·颜延之传》也有类似的记载：“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唐朝皎然曾誉之为“诗中之日月”，应该说，他的这个比喻的确是非常贴切的；《宋史》本传也说他“每有一新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清代沈德潜则说谢诗“追琢而返于自然”。无可讳言，由于过分追求新奇，谢诗有时也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意”的弊端。清王师韩的《诗学纂闻·谢诗累句》也曾指责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之处多达五十余条，虽有点过分，但有些也是符合实际的。尽管如此，谢灵运的诗正如钟嵘的评价“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谢灵运毕竟为山水诗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笔者收集的有限资料来看，近代以前，大家对谢灵运的研究多为片言只语的感性评价，尚缺乏系统和理性的分析。20世纪以后，学者们开始尝试用现代眼光及方法更多地关照谢灵运，缘此谢诗研究在质和量方面均有了大的突破。
当代学人孙海燕在《近二十年谢灵运研究综述》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述，现概括如下：
第一，生平与思想性格。20世纪80年代以前叶瑛、丁陶庵、郝立权、郝昺衡、杨勇等几位学者已发表过他们的谢灵运年谱研究，廓清了谢灵运生平事迹中的许多问题。顾绍柏的《论谢灵运》和沈玉成的《谢灵运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性格》是研究谢灵运的身世经历、思想性格比较深透的文章，为探讨谢诗提供了知人论世的参考。顾文将谢灵运的一生概括为“反抗”——积极反抗和消极反抗，更多的是消极反抗，反抗的原因是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得不到满足。顾绍柏还对谢灵运的生平作了深入研究，考订了详细的年谱，比以前的研究者所考订的更为准确可信，可参看他的《谢灵运集校注》。沈文首先从整个谢氏家族在东晋后期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和作用入手来分析谢灵运的命运，认为大谢与魏晋以来的嵇康、陆机、潘岳、鲍照、王融、谢朓等一样，都是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势招致杀身之祸。
第二，谢灵运与山水诗的起源及其与玄言诗的关系。在通行的文学史中，一般以刘勰“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得出结论，认为山水诗源于玄言诗，这在一段时期内似乎已成定论。但近20年来，学者们对山水诗的起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赵昌平的《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通过对谢灵运诗的溯源辨体，就中国山水诗的渊源问题作了新的阐释。作者认为，魏晋以来，宴游诗和行旅诗（尤其是后者）在山水成分的比重和描写的水准上，已远远超过今日所见的玄言诗与游仙诗，而成为谢灵运模写山水的基本形式，这就是中国山水诗发生的主要源头。葛晓音的《山水方滋庄老未退——从玄言诗的兴衰看玄风与山水诗的关系》则颇为详尽地阐述了两晋玄风对山水诗的影响，认为山水诗是渐渐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的。谢灵运在玄言到山水的过渡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另一传统观点，即谢灵运诗中的“玄言尾巴”说，胡明在学界比较早地探讨了谢诗中山水与玄言的关系，他在《谢灵运山水诗辨议》一文中指出，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将“山水”捉入翰章的诗人，但他不是先有一个鼎革诗歌的目标再去模山范水，而是为了验证玄理才去描绘山水，为了阐扬老庄才去“极貌以写物”、“追穷力而新”；玄理不是所谓的“尾巴”，而是谢诗安身立命的中脊和灵魂。刘启云的《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试论谢灵运的审美心态及其对玄言诗创作的开拓》更是提出谢灵运的“山水诗”只能名之曰“新玄言诗”的观点。
第三，谢灵运诗歌的艺术特色。葛晓音在其专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中从总体上对谢诗的艺术特色和成就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她认为谢灵运和谢朓各自代表着晋宋之交和齐梁之间山水诗的最高成就，这两种诗风大体上奠定了唐前期山水诗派的两种基本审美趣尚，对于盛唐山水诗艺术风貌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有些论文对大谢诗歌中比较具体的特色作了分析，如林樾的《谢灵运诗歌艺术浅论》注重把大谢的诗歌特色放到整个汉魏以来诗歌流程中来考察，分析了谢诗对建安诗歌尤其是赋兼比兴的手法的继承和发展，这使他的诗语言流畅而意境深远，同时还论述了谢灵运的创作方法对柳宗元、韦应物、李白的影响。“赋”的艺术手法对于谢诗的影响也是一种共识，如孙敏强的《陶谢山水田园诗差异论》和周勋初的《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等论文就持这一论点。很多研究者也注意到了谢灵运诗歌景、情、理或曰事、景、情、理相结合的这种独特的体式，大多数人并不认为其中的理是与诗歌本身无关的“尾巴”，而是详细分析了大谢诗歌的结构，指出它是与诗歌内容紧密相关的一部分。前文所提及的赵昌平的《谢灵运与山水诗起源》从情和景的结合方式方面分析了谢灵运山水诗的演进之迹，将之分为四期：萌生期、形成期、高度发展期和第四阶段。宋绪连的《谢灵运山水诗结构初探》将其诗分为四个要素：纪行、写景、议论、抒情，这些要素交互为用，使谢灵运山水诗呈现为多种不同的结构体制。并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结构进行了类型分析，将其归纳为六种格式。张明非在《略论谢灵运对于山水诗的贡献》一文中指出，谢灵运在一些诗作中成功地以理入诗，诗中的理趣不仅不是多余的尾巴，反而有助于思想的表达，而情、景、理结合的基本形式是谢灵运首先奠定的。另外，陈桥生《病患意识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分析了谢诗中历历可见的病患意识对创作的影响，认为病患意识强化了诗人的生命意识。海外学者对谢灵运的研究也颇有特色，他们往往避免过于宏观的论述，而是选取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常常有一些新颖的见解和发现。如台湾学者王文进的论文《谢灵运诗中“游览”与“行旅”之区别》就是从《昭明文选》的谢诗分类入手，分析谢灵运的游览诗和行旅诗的特点。行旅较接近风霜仆仆的属性，普遍弥漫家园情怀的纠结，时空变迁的叙述上亦与游览不同。游览诗多属赏玩寄情，写来较舒缓亲切。谢氏行旅诗与游览诗交错的发展，共同开拓了山水诗的格局，丰富了山水诗的内涵。行旅迁谪感慨与仕旅奔波，一方面深化了诗中的感性，一方面强化了山水诗的动感；而游览的悠游自在与诗人澄静心思则细腻地挖掘了山水幽微之美。林文月有专著《谢灵运》，书中有《谢灵运的诗》一文，分析了谢诗的技巧和诗中的思想与感情。
第四，佛教对谢灵运诗歌的影响。大谢是佛教徒，他不但积极参加种种佛事活动，与慧远、慧琳等诸多法师来往，而且具有相当深厚的佛学造诣，曾参与修订《大般涅经》，并著有佛学论文《辨宗论》。他的诗歌中也夹杂着许多佛教义理。因此近年来，佛学对谢灵运的影响也是研究的热点之一。胡遂在专著《中国佛学与文学》中用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这种影响，一方面是谢灵运由此在山水观照中寻觅“情灵真奥”，另一方面谢诗“如芙蕖出水”的美感特征，是从佛经中取象设色的清净、明丽风格而来。张国星《佛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很明确地提出谢灵运是以佛教哲学的观点去认识世界，以禅悟的方式来感受生活。他还著有《谢灵运》一书，观点与论文基本一致。钱志熙的《谢灵运〈辨宗论〉和山水诗》认为《辨宗论》的写作与谢灵运大量创作山水诗同时，他的哲学思想的成熟和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一个共同的生活背景，且有一些相互渗透的关系。李炳海在《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一文中提出从庐山净土法门入手研究谢灵运山水诗，对于它的文化背景会看得更清楚。谢灵运是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
进入21世纪以后，谢灵运研究依然处于平稳发展的状态。一方面新作不断出现，如于莹的《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郜林涛的《论谢灵运山水诗形成的渊源》、韩文奇的《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以理化情》、魏晓彤的《谢灵运山水诗的文化底蕴》、贾林成的《谢灵运山水诗美学成就管窥》、何方形的《谢灵运山水诗的审美创新论略》等；另一方面，从2001年6月开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谢灵运研究丛书”，2004年4月台北的里仁书局出版了顾绍柏校注的《谢灵运集校注》，2005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李雁的《谢灵运研究》一书，这些专著的陆续面世再次显示了谢灵运研究的后劲，也是新时期谢氏研究的一大亮点。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谢灵运诗歌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对以往的一些结论有了新的突破。在宏观方面，注意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研究谢诗，既广泛地辨其源流，探讨其继承与创新；又延伸开去，研究“大谢体”对后人的影响，立体地凸显谢灵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在微观上，不但注意文本分析，也全面考虑当时的历史现实、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土壤对谢灵运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谢灵运的性格命运，论述了这些综合因素折射到诗歌中的影响，取得了一批喜人的研究成果。当然，研究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文本研究还不够细致，很多研究者只着重分析谢灵运的诗歌，在诗歌中又偏重于山水诗与山水描写的特色，甚至是只注意代表作，而没有多研究作品全集，从谢灵运的总体创作上来把握其创作风貌，所以有时得出的结论不够全面，对谢灵运其他写作特点如用典等注意得比较少。另外，在探讨玄风和佛理对作品的影响时，未将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往往只摘抄其中玄言佛理的句子，对二者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谈得不够深入，这些都仍需后来者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