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的《楚辞章句》的价值倾向，成了后世研究《楚辞》的基本倾向：着眼于政治道德评价，将屈原定位为“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的忠君爱国志士。所以他的作品完成的是臣子的职责，表达的是讽谏的社会功能，在性质上，是《诗经》的流变，继承的是《诗经》的传统，所谓“依《诗》制骚，风兼比兴”，从而奠定了封建时代《楚辞》研究的基本模式。根本的原因在于，王逸的评论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以个体农业为基础、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并由此而形成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价值模式。这并不是由哪一个社会成员的意志决定的，而是那个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决定了个体成员的选择。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历来注意对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性格的研究，孟子“知人论世”的观点始终是研究的原则之一。而在中国文学研究史的研究中，这点却容易被人忽视，似乎孟子的这一原则在这里派不上用场。其实研究者的个人情况对研究之研究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至少在《楚辞》研究史上是如此。因此，那些在与屈原相似时代、有着与屈原相近遭际又坚守与屈原相同品格气节的学者，他们以毕生心血研究《楚辞》所得之结论，以苦痛的心灵透过屈骚的字里行间去感触屈原心理状况所悟之真谛，便特别值得珍视。
对于《楚辞》，每个时代皆有那个时代的解读。汉末借其忠贞用心，以维护汉室。宋人赞美屈原，是用为民族斗争的动力。元杂剧贬斥屈原，反对愚忠，骨子里是反蒙古统治。40年代，全民抗日，屈原再次作为旗帜举起来。郭沫若此时不在前线，也不写诗或研究甲骨，而是写下了《屈原》、《虎符》等六个大型历史剧，并将自己的《楚辞》文章结集为《屈原》出版。郭沫若研究屈原以解释屈原的生年（用天文历法）等文献功夫见长。但由于剧本《屈原》把屈原写成革命英雄，宋玉为没有骨气的小人引起争议。抗战胜利后，艺术创作的屈原又回到了学术研究的屈原的轨道上，考据文献学再次走热。有的还有意将屈原研究成果归纳起来，作两千年《楚辞》研究集大成工作，以游国恩的《离骚纂义》长编和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等为代表。
一、文献学研究
文献学研究的成就在《楚辞》学研究中最热闹。成绩卓著的有游国恩、姜亮夫、闻一多等人。游国恩著有《〈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楚辞〉论文集》、《屈原》，主编有《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楚辞〉概论》是游国恩青年求学时期的著作，已经注意到用历史的眼光对《楚辞》进行整体和比较研究；对于《楚辞》真伪问题，他以为《九歌》、《渔父》、《卜居》等不是屈子所作，与胡适观点近似。在《读骚论微初集》里，又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认为应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派别中去明了《楚辞》的产生，注重方法和集成是游国恩的主要学术特征。姜亮夫著有《〈楚辞〉通故》、《重订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诗骚联绵字考》、《陈本礼〈楚辞〉精义留真》、《〈楚辞〉今绎讲录》等，从20年代开始，历时60余年。他的《〈楚辞〉通故》分10部56类，计3570条，180万字，图谱400余幅，运用多种学科方法研究，这是一部努力集大成的工作。姜亮夫受学于王国维，其学风亦颇多相似。他不仅重视版本、文献历史，也注重音韵等，所以发明颇多。80年代初，他还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楚辞》讲习班”，后结集为《〈楚辞〉今绎讲录》。闻一多是本世纪《楚辞》研究大家之一，著有《〈楚辞〉校补》、《离骚解诂》、《天问释天》等，还注意到敦煌旧钞《楚辞》残卷。他注重《楚辞》背景、词义、文字的阐发，注重突破疑难问题，以发明创造见长。他称屈原为人民诗人，研究具有时代气息与高度。但是他的胆子也很大，遇到不好解处就说是错简或别的什么字，所以也未必尽然。如他说顾兔为蟾蜍，学界称绝。可他说《湘君》中的宜修为龋齿笑，一入《桔颂》中就讲不通了。
20世纪最早的《楚辞》学著作是俞樾的《读〈楚辞〉》（1906），主要考证有关名物、制度、史实等，正句读、审字义、通假借，分析特殊文法与修辞。他还有《〈楚辞〉人名考》。李翘的《屈宋方言考》具有集前代研究大成之评价。陆侃如著有《屈原评传》、《屈原集》、《屈原与宋玉》等，致力于屈原、宋玉的生平及其作品真伪、作年的研究。刘永济著有《屈赋通笺》、《笺屈余义》、《屈赋音注详解》等，考证仔细，皆注意先审音后考证，用力颇深。陆、刘二位亦是20世纪有重要成就的《楚辞》研究学者。像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王力《楚辞韵读》、詹安泰《离骚笺疏》、廖序东《〈楚辞〉语法分析》等亦是具有鲜明特色的著作。当代青年学者以此闻名的也很多。如郭杰的《屈原论稿》、李大明《〈楚辞〉文献学史论考》，还有刘毓庆、方铭、陈桐生、黄震云等皆有高质量的著作问世，说明青年学者已步入学界前沿，渐成为生力军。
在文献研究中有些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如屈原的生年、放逐次数等，近来也有新的意见。认为《楚辞》未必有错简和一定押韵，依靠《离骚》开头八句推其生年是孤证，又太滥，难以成立，屈原应是经历了三次放逐，等等。在以文本文献研究处于困难状态的时候，陆续发现的地下文献给《楚辞》研究注入了活力。这些文献主要有：1957年和1960年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等。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及帛画等。1976年陕西临潼县出土的铭文。1977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发掘出的竹简。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编钟、磬、鼓、瑟、琴、笙、箫等器物。1982年江苏盱眙出土的楚汉窖藏品等。此外还有云梦出土的秦简、阜阳出土的汉简。长沙三国大量竹简尚在整理之中。出土的文献激发了《楚辞》热的升温，也确实解决了不少矛盾和悬疑。一是发现了唐革的《唐革赋》（银雀山），一般认为唐革就是唐勒，对宋玉作品的可靠性提供了文献支持。二是发现了《离骚》、《涉江》残句，根据墓主为夏侯阴之子夏侯灶推出，当时刘安还只是10岁左右的小孩子，不可能作楚辞，从而批评屈原传说论是无稽之谈。尽管夏侯灶的年龄推断尚未精确，但当不影响结论的成立。三是大量楚墓的发现（江陵望山等），以及竹简上记述的司命、云君等文字为《楚辞》的篇章及其卜筮等文化行为、招魂的方式习俗提供了可信的历史资料。四是乐器、礼器的发现（盱眙、长沙子弹库），为《楚辞》中的名物、音乐和礼仪的描写提供了实物见证，也满足了人们的直观感觉需要。五是星占书和帛画的出土推动了屈原生年和南方神话的研究。这些地下文献、文物为我们展示了南方灿烂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丰富了中华文明史。在这方面郭沫若、谭其骧、汤炳正、饶宗颐、汤漳平、肖兵、赵逵夫等皆有论文发表。张正明等还以此研究楚国的历史。据统计，研究论文有60多篇。但是这些文章有的有明显的毛病，就是考证的主观性强烈。汤炳正认为，陕西临潼出土的铭文“岁鼎克”就是岁贞克，意思是岁星正当11月晨，出东方，也就是岁贞陬，最后说就是“摄提贞是孟陬兮”之意。这两者之间是否如此相等，让人犯疑。考据学是我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一，如果论据和结论之间不一致，势必失去人们的信任。现在人们对《楚辞》研究的一些成果尤其是近30年的颇有微词，原因就在于此。
二、文艺学研究
20世纪《楚辞》学研究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把屈原及其作品定位在文学史范畴，所以文艺学研究是研究的主流，但整体成就却不及文献学。在文艺学研究中重点是《离骚》。据统计，从1906年刘光汉在《国粹学报》上发表《宗骚篇第五》的论文算起，20世纪关于《离骚》的文章已近800篇，著作20多部。其成果又主要集中在1978年以后。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离骚》的题义；《离骚》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离骚》的艺术结构及表现方法；《离骚》的辞意的考辨、新解、发微、补释、质疑；思想性与自我形象论；从美学角度研究；用比较方法研究；探讨求女意象。整体上看是在深化、细致，思辩性强，认识在提高。但大多数有重复现象，缺少新东西。
20世纪《楚辞》文艺学方面研究的主要成果有闻一多的《读骚杂志》、肖涤非的《离骚之用比》、梁启超的《屈原研究》、《〈楚辞〉解题及其读法》、沈雁冰的《楚辞》、游国恩的《〈楚辞〉论文集》、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林庚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聂石樵的《屈原论稿》、翟振业的《离骚自我形象》、汤漳平的《〈楚辞〉论析》以及相关的论文集、鉴赏集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当有上百部，论文更多，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共识。
第一，屈原的形象和地位。忠贞爱国的评价自古有之。人民的诗人说主要出自闻一多，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诗人说主要形成于解放后，以1953年第11号《文艺报》社论为代表。但各自的说明角度、程度略有差异。《文艺报》认为屈原代表历史的正义。郭沫若认为他不忘民生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个人遭遇上。林庚认为，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对于屈原爱国主义问题在80年代初期引起争论，缘起是曹大中在1983年4期《湖南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提出先秦政治思想家、臣子、庶民可以离开本国而并不认为是不爱国，如孔子、孟子、墨子乃至于苏秦等，所以他认为先秦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只有爱国行为。曹大中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的批评，认为曹大中是屈原否定论的一种。实际上古今环境气氛不同，未必一定要用今人之观念去框架古人。秦楚皆出自高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缺少一种历史深度。稍有异议，便广泛不容，某种意义上影响了研究的深入。
第二，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屈原是千载文人之首，1922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作演讲时作如是说。他还提出要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去研究屈原作品。一致的看法是，屈原及其《楚辞》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代表了当时中国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今天仍具有典范意义。鲁迅认为，其影响在《诗经》之上。陆侃如的《屈原与宋玉》指出，屈原和宋玉皆是中国文学之祖。林庚认为，屈原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吸收了先秦散文的文学语言，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节奏，一直影响支配到后来的五、七言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民族形式的主流。姜亮夫认为，对屈原作品不能一概而论，《离骚》、《远游》、《渔父》、《卜居》、《九章》，从正反方面表现了屈原的爱国爱民的真实思想，而《天问》是学术文章，《九歌》是表达感情的、聂石樵认为，屈原在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中体现了他的进步的美学观点。黄震云的《〈楚辞〉通论》认为，《楚辞》中以《离骚》和《招魂》最为精美。其他的今天看来或思绪错乱或重复啰嗦，反正与二者相去甚远，当是非常心理状态下的产物，因此应区别对待。
第三，屈原的行为形象。普遍认为，屈原主张美政，体现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充满了美好的理想，主张三皇五帝之道和天下一统，反对黑暗统治和小人，具有高洁的人格，并为之不屈不挠、坚决地奋斗到最后。思想核心是爱国爱民。对此，重复论述较多，还有代圣人立言的倾向。但我们从作品和史料来看，屈原在斗争时缺少方法和策略，对形势的判断有些情绪化，以致未能联合团结“独清”以外的人，这也是悲剧原因之一。
三、社会学研究
一是语言学研究。代表著作有于省吾的《泽螺居〈楚辞〉新证》、朱季海的《〈楚辞〉解故》、汤炳正的《屈赋修辞举隅》、刘永济的《屈赋通笺》，以及廖序东、薛恭穆的语法，王力的韵读，李翘的方言研究等。刘永济的《屈赋通笺》每篇都有题解、正名、审音、通训和评论，综各家学说予以论定，比较审慎；并对《楚辞》中19个疑难问题一一予以详考，堪称力作。朱季海的《〈楚辞〉解故》训释时还就楚地民俗研究颇费功力，多有精当之处。
二是心理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金开诚的《论作为艺术思维经验的屈辞超现实想象》、姚益心的《屈原创作心理初探》、毛庆的《屈骚艺术新研》等。
三是神话学研究。《楚辞》神话学研究早期以闻一多为代表。近期肖兵突出，他著有《〈楚辞〉与神话》、《〈楚辞〉新探》、《〈楚辞〉文化》、《〈楚辞〉美学》等。此外还有龚维英、林河等。
四是考古学研究与地理学研究。考古学研究已见于前述文献学研究。地理学方面比较著名的著作有饶宗颐的《〈楚辞〉地理考》。何光岳注重实地调查，著有《屈原的故乡、北行和东迁》。
五是哲学和历史学研究。哲学研究主要是研究屈原的死亡问题，宇宙本体及其思想、人格等。历史学方面主要有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何光岳的《楚渊源史》等。赵逵夫以《屈原和他的时代》展示了大《楚辞》的研究格局。
六是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民族学研究方面的著作力图理清南方楚国民族的历史构成，文化方面的个性，楚民族特征等。但同时又存在着没有从中华民族历史高度去分析的偏失。比较有影响的有张正明的《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等。对于《楚辞》文化风俗进行考察的有周勋初《九歌新考》以及李炳海、郭杰、江立中的研究。
七是天文学研究。由于《楚辞》学者懂天文的不多，所以这方面研究薄弱。主要有孙长叙的《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等以及郭沫若对屈原生年的研究等。
八是文化学研究。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率先提出南北文化不同说。刘师培和章太炎还主张《楚辞》完全是南方文化。这种观点与他们的反清复明的思想有关。当代持此观点的还有张正明等人。交融论出自王国维，以为“屈子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鲁迅亦这样认为。肖兵提了四方文化聚合论，泛太平洋文化论，此外还有《楚辞》性文化、情结一类的探讨，不能说无益。《楚辞》出自华夏文明，当然是华夏文化，不能过分强调地域性。在文化研究方面用力研究的当推闻一多，成绩卓著。相比之下，宏观研究有些疏阔。
四、美学研究
《楚辞》学界认为，释道儒美学和《楚辞》美学构成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框架。但三教之前的美学不是空白，《楚辞》也难以和三教伯仲，所以这种说法有些夸大了《楚辞》的作用。美学研究方面著作有高尔泰的《屈原的美学思想》、袁行霈的《论屈原的人格美》等，涉及到人格、语言、心理等许多方面。
五、《楚辞》学史研究
游国恩的《离骚纂义》已具有学术史特征，之后亦有史的文章出现，但不多。近年来则有赵沛霖的《〈楚辞〉研究论衡》及丁冰、王延海、张来芳、李大明、易重廉等的《楚辞》学史。不少系拼凑之作，有些像《楚辞》著作例说。究其原因，学识之外，主要原因是仓促写定。另外还有就某一问题研究的如黄中模的《屈原问题论争史纲》等。当代的《楚辞》学史研究有周建忠的《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等，资料相对完备。
六、比较研究
一般认为，《楚辞》的比较研究从《管锥篇·〈楚辞〉》开始。细究起来，梁启超对《诗经》、《楚辞》的比较等等已广泛地运用了比较的方法。比较早的还有茅盾、冯雪峰对《楚辞》和但丁的比较研究等。还有李嘉言及郭维森、徐志啸、汤炳正等分别与但丁、《浮士德》、《约伯记》等比较。其中和但丁比较的同题文章有八篇，未免给人狂轰滥炸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