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警予在环境险恶的武汉坚持工作，经常深入到工人们中间，教育和鼓舞革命群众，并接受省委的指示，担任了党的秘密刊物《长江》的主编。
由于斗争环境的严峻，暗探开始注意她了，同志们劝她赶快离开武汉。在这严重的时刻，向警予却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临危不惧，履险如夷的心胸和气魄。
敌人的搜捕，叛徒的告密，时时刻刻威胁着向警予。
1928年1月下旬的农历大年三十晚上，向警予还在工人家里和负责地下区委工人工作的张金保接头，商量第二天的活动。张金保见她的衣着一点不像过年的样子，很替她担心，连忙对她说：“警予同志，你这身打扮挺危险，不好出去，还是换件衣服吧！”她说：“不要紧，只要我们内部没有出叛徒，敌人是抓不到我的！”
按习惯，过年的时候，总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吃点喝点好的。可是，向警予和张金保被敌人紧紧盯梢，有时一天连一餐饭也吃不到。大年三十没吃饭，走在街上，闻着家家户户饭菜的香味，肚子里更是饥肠辘辘，饿得发慌。直到第二天，大年初一，她们在华康街萧家接头时，才吃了几根油条。当她们离开不久，和她们接头的一位青年同志，就被敌人捕去，惨遭毒打。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有中流砥柱的真正革命者，也有贪生怕死的懦夫。一小撮叛徒，就像大浪中混杂的泥沙，泛起的沉渣。地下交通员宋若林就是这样一名可耻的叛徒。
宋若林的家在湖南浏阳，父亲是大地主，清乡团的头目。北伐战争前，他来到武昌旅鄂中学，并混进了革命党。北伐军攻入武昌，他还带领学生队伍，到驻地慰问伤病员。但是，“七·一五”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他吓破了胆，连忙跑回湖南老家，不想再干革命了。后来，父亲给他弄了一个身份证，要他回武昌拿行李。在岳阳碰见了同班同学黄五一。黄五一这时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工委书记，他劝宋若林一起参加地下活动。宋若林勉强跟着黄五一，住在汉口海寿里。
黄五一领导了一个地下支部，共有7个党员。宋若林担任交通员。
年关暴动计划暴露之后，黄五一离开了武汉，春节前，他又回到汉口。他和向警予之间的联系，也由宋若林作交通员。约定的暗号是每逢礼拜日黄昏时刻，宋若林到三德里巷口和向警予会面。
不久，黄五一被捕。宋若林和同一个党支部的唐才佳，慌慌张张地转移到另一个旅社，准备到湖南去，因为没有路费，暂时留在汉口。
原来，黄五一被捕前，曾要宋若林经常到东方旅馆走一走，看旅客牌上有没有“夏明”这个人。“夏明”就是夏明翰，是中央派到湖南担任省委委员的。宋若林和唐才佳跑到东方旅馆，见到客牌上果然有“夏明”这个人，忙告诉他黄五一被捕，并向夏要了些钱。离开旅社后，在街上闲逛，结果被叛徒发现，全部被捕。
在敌人的威胁利诱面前，宋若林这个软骨头叛变了。
他出卖的第一个同志就是夏明翰。
夏明翰来到汉口，到处打听地下省委的同志。有一天，他找到谢觉哉的住处，对谢说：“省委机关多被破获，许多同志不知下落，我每天在街上乱走，要碰上人。”谢马上说：“危险，赶快搬！”
但是，夏明翰还未来得及转移，由于宋若林的告密，3月18日被捕，3月20日，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28岁。牺牲前，他挥笔写下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敌人千方百计地打听向警予的住处，要逮捕这个著名的女共产党员。
就在夏明翰牺牲的时刻，刽子手把宋若林捆到刑场陪斩。宋若林吓得缩成一团，魂不附体。这个卑微的小人，供出了向警予的地址。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就在夏明翰牺牲的同一天，向警予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这天，一群武装匪徒，包括法国巡捕房密探、巡捕，和伪武汉卫戍司令部稽查等，由叛徒宋若林带路，冲进法租界三德里96号，蜂拥上楼，逮捕了向警予。他们翻箱倒柜大肆搜查，连衣服一件件抖开来看。由于向警予事先销毁了文件，做好了应付万一的准备，匪徒们一无所获。一个法国包探狡猾地对向警予说：“跟我到捕房去，问你们几句话，便可以回来。”一出门，几十名匪徒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把她押到巡捕房，关在拘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