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人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中央机关所在地就在上海闸北区公兴路三曾里。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普通房子，既是中央办公的地点，又是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三家的寓所。毛泽东住楼下前厢房，蔡和森、向警予住后厢房，罗章龙住楼上。半年后，杨开慧从湖南来到上海，同毛泽东住在一起。这三家朝夕相处，亲如一家，对外化名为“王姓兄弟”，称向警予为“大嫂”。毛泽东在中央负责组织工作，蔡和森主编《向导》周报，罗章龙任中央秘书和宣传工作。经常来的同志称这里为“三户楼”。后来，罗章龙离开上海，毛泽东蔡和森两家又搬到幕尔铭路的甲秀里，仍住在一起。
向警予既是党中央妇女部长，妇委书记，又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的负责人，她贯彻“三大”关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决定，在妇女界进行了很多工作。
向警予是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委员，又是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
向警予还发起组织一个中华全国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一面唤起全国女界的觉悟，使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组织遍于各省各地，一面号召人民自动组织国民会议预备会，使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根基稳固。在向警予等同志领导下，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和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活动在全国最为活跃，起了组织和推动作用。
为了实现知识妇女与劳动妇女的团结一致，推动当时的革命运动，向警予提议，经过党中央同意，组织了一个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个组织很快在全国各地发展，会员达到30万人之多，成为党领导下的一支有力的队伍。
革命风暴来临了。1925年2月，上海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举行大罢工。5月14日，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而再度罢工。15日，日本资本家竟残忍地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杀伤工人10余人。这一流血事件引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慨，成为“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5月28日，党中央召开会议。当时在上海工作的中央委员，除总书记陈独秀外，还有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恽代英等。蔡和森坚决主张领导群众前进。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的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党中央具体领导了这次震惊世界的反帝运动。向警予和恽代英领导妇女界和青年学生参加了这场斗争。
5月30日这天，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进行宣传活动，声援工人斗争，要求收回租界。随后，集合群众万余人，在南京路英租界捕房前示威游行。大家呼口号，散传单，慷慨激昂，同仇敌忾。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死伤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南京路上的屠杀，使上海人民的反帝怒火越烧越旺。党中央于当天深夜开会，决定将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人民中去，结成反帝的联合战线，号召上海市人民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
向警予经常出席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她和杨之华等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妇女部，在广大妇女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白天带领妇女和学生到街上宣传募捐，晚上到工人夜校进行宣传鼓动。
在外国租界讲演宣传时，常遭到外国巡捕的棍棒驱赶和水龙头的疯狂喷射。向警予每次上街宣传，总是穿着雨衣，带着雨帽。当她讲演时，都是任水龙头喷射，等群众跑散了，才最后一个跟着走，身上水淋淋的，但换了一处，她仍旧讲演，帽子上的水不断地滴下来，她也一直讲下去。这种顽强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深深地鼓舞了听众。
上海大学的学生在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向警予也参加和支持他们的爱国反帝活动。每次上海全市学生集合游行，上海大学的校旗，由两个人举着，走在学生队伍的最前面。然后是复旦、交大等学校。各校学生组织讲演队，散发宣传品。大学和中学生每小组六七人，主讲的有1至3人，万一第一个被捕，由第二个学生继续讲；第二个被捕，第三个再讲。小学生则活跃在里弄和街巷。他们机智灵活地散发宣传品，有的塞进邮筒，有的放到商店柜台上。
“五卅”运动后不久，爆发了省港大罢工。向警予通过各地“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大力声援，还组织上海、广州、香港的女工数千名，直接参加了省港大罢工，成为省港大罢工队伍中一支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