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的南京，虽然刚刚立冬，但严冬的寒意已笼罩了这座扬子江南岸的古城。人行道两旁的法国梧桐，早已秋风落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无力地摇晃。首都饭店的一间客房里，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张学良正在为109师兵败直罗镇而双眉紧锁，坐立不安。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进来的是一位典型的关中大汉，只见他魁梧的身躯，黑红的脸膛上，两道浓眉透着倔强不屈的性格。他就是南京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
杨虎城也是从西安来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的，但他没有住在代表们下榻的首都饭店，而是住在十七路军驻京办事处。今天他是专门来拜访张学良的。俩人的部队都驻扎在陕西，被称为西北“两只虎”，但东北军没入陕之前，杨虎城是陕西省的最高军事长官，自“西北剿总”成立后，他就要受张学良的节制了。从外表上看，他俩都是一副标准的军人风范，但性格却有很大的不同。张学良英姿勃勃，年轻气盛，杨虎城则使人感到深谋远虑，沉着稳健。与张学良子承父业、青云直上不同，杨虎城今天的地位，全靠自己二十多年在腥风血雨的搏杀中，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杨虎城，又名虎臣，陕西蒲城人，1893年11月生。自幼家境贫寒，只念过两年私塾，童年时就到一家小饭馆当徒工，烧火打杂。1908年，父亲杨怀福遭仇家陷害，被清政府绞死在西安，这在他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创痛。父亲的惨死，使这贫苦的家庭如同雪上加霜，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15岁的小虎臣，上有老母，下有幼弟，债务累累，生计无着，使他对清政府的仇恨逐渐加深。不久，他和当地一些年轻人成立了“中秋会”，打富济贫，扶弱抑强，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杨虎城率领中秋会部分成员参加了陕西反清革命队伍，多次在乾县、永寿一带与清军作战，击败清军，后因不满队伍内部的腐败现象而退伍还乡。蒲城东南乡有一个大恶霸李桢，勾约官府，仗势欺人，强占民女，作恶多端。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1914年，杨虎城集合一批人，打死了李桢，为东南乡百姓除了一大害，受到贫苦农民的称赞，却也因此遭到官府的通缉。杨虎城被迫走上了“刀客”（陕西江湖人物的一种）道路，浪迹天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1915年，袁世凯称帝，杨虎城率众参加陕西护国军，在朝邑、华阴一带与袁军作战，武装力量不断壮大。这次军事行动结束后，他被委任为陕西陆军第3混成团第1营营长。在此后的“护法”之役中，他拥护孙中山的主张，转战关中，功绩累累，名扬三秦。陕西靖国军被直系军阀分化瓦解后，杨虎城拒绝收编，“保全革命人格”，坚持“靖国军”旗帜。后转战千里，退驻陕北。
到陕北之后，杨虎城一面整训部队，一面派人与孙中山联系。1924年1月，孙中山通过杨的代表，批准他为国民党党员。在追随孙中山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他历尽沧桑，几遭磨难，却始终未能如愿。此时又身患重病，心情更加愁闷。就在这时，著名教育家，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为杨虎城介绍了中共陕西地区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魏野畴（公开身份是榆林中学教员），两人一见如故，多次彻夜长谈。魏野畴向他分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宣传共产党的纲领、主张。魏野畴的话，犹如一泓清泉流入龟裂的土地，使杨虎城的心中又升腾起希望的力量。
驻军陕北，是杨虎城一生中至关重要的时期。他在这里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对以后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杜斌丞、魏野畴的建议帮助下，他在自己的部队中成立了教导队，聘请了几位军事专家，如赵青山、段象武等，还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如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这些人以后在杨虎城部都担任重要职务，有的还参加了共产党。可以说，这个时期，为他以后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1926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正在筹划北伐，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对国民军开战，派刘镇华率领土匪集团镇嵩军号称10万之众进攻陕西。刘镇华率部长驱直入，兵临西安城下。西安城内守军只有李云龙所属国民军第2军第10师等部，兵力不足5000人，西安告急。这时，杨虎城急速率领国民军第3军第3师从三原开进西安，与李云龙部共同守城。这就是人们所称的“二虎把长安”（李云龙又名李虎臣）。
“二虎”的部队加起来不过万人，被十万敌军团团围在西安城内，敌众我寡，消息不通，弹药消耗得不到补充，后期粮草断绝。一些人悲观失望，提出言和投降。杨虎城斩钉截铁地说：“虽留我一人，也非死守不可！有倡言和者，即以军法从事！”他们就是在这极为艰难的条件下，顽强抵抗，坚守8个月。终于依靠进步力量的配合，在冯玉祥率领的国民联军的支援下，于11月28日解围。这次守城之役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但牵制了吴佩孚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在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这是杨虎城前半生戎马生涯中最光辉的一页。冯玉祥进入西安后，即晋升他为国民联军第10路总司令。随后，杨虎城率部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与国民革命军会师中原。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把枪口对准了曾与之并肩作战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江。不久，冯玉祥也与蒋介石合流反共，使西北地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正当全国掀起反共恶浪之际，杨虎城不仅没有执行“清党”命令，与共产党的关系却日趋密切，任命共产党员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部主任，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在他的部队中，共产党组织发展到二百多人。由于叛徒向国民党交出了共产党员名单，蒋介石下令逼迫杨虎城逮捕南汉宸等共产党员。杨虎城毅然抗命不遵，仍然我行我素，不但没有逮捕共产党员，而且给他们发放路费，礼送出境。他对部下17师师长孙蔚如说：“这些朋友都是我们请来的，纵一时不能合作，也要对得起朋友，要有道义，要留有他日见面的余地。”他还对南汉宸说：“我宁愿丢开我的军队，也不能把同你们的关系搞坏。”
1929年4月，蒋介石、冯玉祥的关系极度紧张，濒于破裂。杨虎城权衡利害，率部投归了蒋介石。在以后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助蒋作战有功，部队得以扩大，当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成为西北地方实力派的首领。这个时候，杨虎城有统一整个西北的雄心。但他不是蒋的嫡系，蒋介石不信任他，既使委以要职时，也对他多方限制、削弱，派顾祝同为潼关行营主任，率部进驻潼关、华阴等地，以扼制陕东咽喉；后又派嫡系胡宗南部驻扎天水，以控制整个西北。1933年5月，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以邵力孑取代杨虎城，出任陕西省主席。这对杨虎城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1934年10月，蒋介石把杨部17师49旅改编为新5师，开出陕西，脱离杨的管辖。这一切都使蒋、杨间裂痕愈来愈深。
九一八事变后，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杨虎城，不赞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曾亲自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日，遭到拒绝。但他并没有放弃初衷，回陕后，他对部下说，“国家民族不抗战，没有出路，我们十七路军也没有出路”。于是，他办起了步兵训练班，进行以抗日为主的教育，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歌曲。1933年5月，共产党员吉鸿昌与冯玉祥合作在张家口揭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他立即通电拥护，并为抗日同盟军提供武器弹药。1934年“九一八”三周年之际，杨虎城在西安绥靖公署操场上阅兵，公署大门的横幅是：“摒绝一切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
杨虎城虽然对蒋介石十分失望，但当徐海东领导的红军25军于1934年底进入陕南，蒋介石严令他堵截时，他不得不调动直属警备部队3个旅去与红25军周旋。他曾对部署说：“蒋调我出去打红军，咱还可以用各种借口不出去，现在红军进入陕西，就很难应付了。”结果不到半年时间，两个旅长被杀，一个负伤，使他的总兵力损失了四分之一，遭到蒋介石的训斥和讥讽。杨虎城陷入了和战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
这种困难处境，使杨虎城表面上表现得很消极。但为了掩饰对蒋介石的不满，以减少蒋对他的猜疑和压力，他曾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花销8万元大洋收买选票，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因此，当张学良向他道贺时，他只能以无可奈何的苦笑算作回答。为了向蒋介石暗示他已无政治欲望，在人称天堂的杭州盖了房子，要做西湖寓公。但这一切都并非是杨虎城的本意，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杨虎城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只要还有希望，他就不会放弃努力，不会以西湖寓公的生活打发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