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社会也是如此。社会的发展是渐进与飞跃的交替，变法改革是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环节。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力主改革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从变法强国的动机出发，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虽九死而不悔。
战国初最早变法的改革家
——李悝
战国时期，我国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代。新兴地主阶级作为一种新政治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中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在诸侯国的内部进行改革，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延揽人才，重用李悝（即李克）为相，最早进行变法，使魏“富业强兵”，企图一统天下。
李悝约公元前455～公元前395年在世，战国初期地主阶级杰出的政治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他是魏国人，曾受业于孔子的学生子夏。魏文侯时先任上地（今陕北一带）守，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四十年）升为魏相，在魏国推行变法。
“尽地力之教”
李悝认为，要想增强国力，必须鼓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他针对魏地平原肥沃、人口稠密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尽地力之教”的经济改革方案。要求尽可能地开垦荒地，挖掘土地潜力，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还允许土地自由兼并，废公田，把国家掌握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培植自耕农，让他们承担徭役、兵役、租税。李悝指出：农夫5口之家，田百亩，平均亩收一石半，得粟150石，去什一之税和一年口粮，所剩无几，得钱了了。加上妇女纺织，全家收支大体相抵。如遇疾病、丧葬、天灾、临时赋敛等意外费用，便入不敷出。事实上，公田废除后，农民并不是都有田百亩，少地的农民生活自然更贫困。所以，只有“治田勤谨”、精耕细作，达到每亩增产3斗，农民的生活困难才能解决。李悝还为农民设计出一幅田园式的理想蓝图。要求农民杂种各种粮食作物，以防作物病虫害；要求农民努力耕作，勤于除草，加紧抢收，利用房前屋后空闲地植树种桑，多种瓜果，蔬菜。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民安定的生产生活。当然，其出发点仍是着眼于统治阶级的利益，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保证封建国家的赋敛不致落空。
“善平籴”
李悝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善为国都，使民无伤而农益驰。”（《汉书·食货志》）。因此他主张“善平籴”。就是在丰年国家以平价购入农家余粮，荒年，则以平价卖出积粮，借以平衡丰年和荒年的粮食价格。李悝的“善平籴”法行之有效。“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汉书·食货志》）”
李悝推行的“善平籴”法，具有重要意义。
“善平籴”法，在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开后世均输、常平仓等法的先导。“善平籴”法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对于打击投机奸商，稳定全国物价，安定人民生活，巩固封建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食有劳”、“禄有功”、“赏有贤”、“罚必当”
李悝能够从经济入手认识到社动乱的原因是由“饥寒而起”，“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为邪也”（刘向《说苑·反质》）。他一方面推行富国裕民政策，稳定小农经济；另一方面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的食禄制度。李悝认为，只有“夺淫民之禄”，才能“以徕四方之士”（《说苑·政理》）。他取消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采用见功有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招徕四方贤才，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
李悝努力奖励对国有功的人，大力举荐一大批有才能的“士”。当时著名军事家吴起在鲁为将，因鲁公听信谗言，他愤然来至魏国，魏文侯向李悝询问吴起何人？他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苜不能过也。”经过李悝竭力引荐，409年，吴起为魏将。后来，率军讨伐秦国，克秦洛水以北诸城。吴起在那里任西河守，“使秦不敢东向”（《史记》）。李悝实行改革，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大力扶植了新兴地主阶级，使他们能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到国家政权中去。从而扩大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权力，也加强了国君的权力，施政方针上导向中央集权。
实行“法治”
在法律上，李悝否定了奴隶主贵族的法律特权，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奴隶制传统。大力推行“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政治制度，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要求对犯罪的“罚必当”。规定不管是谁犯法，哪怕是对封建国家有功的人犯法，都要依法治罪，决不宽宥。如太子犯法，要受笞刑，甚至更立；丞相受贿，左右伏诛；将军受贿，本人处死。这些规定体现了法家的所谓“刑无等级”的立法思想，具有进步性。但在等级森严的社会里，这一条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的。为了加强对劳动人民的严刑镇压，规定：杀人者死，并籍没其全家及妻家为奴；“大盗”充军戍边，重者处死；“拾遗者刖”。甚至起了“盗心”也要受到严重肉刑。李悝的这些立法原则对后世很有影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在制定镇压农民起义的法律时所沿用。
“集诸国刑典，造《法经》”
为了推行“法制”，确保变法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巩固变法成果，李悝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司法镇压方面的经验，制定和颁布了《法经》。这是我国古代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法经》编制的指导思想和篇目的设置是“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应为囚）《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晋书·刑法志》）”
《法经》现存六篇：“盗”、“贼”、“囚”、“捕”、“杂”、“具”六法可见这是一部以刑法为主体的，旨在维护统治阶级政治、经济利益和等级制度的封建法典，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暴力工具。但《法经》保留了大量的奴隶制残余，是我国封建法律初级阶级的产物。《法经》以言辞论罪，从现在史料上看尚属首次。这在当时是为了变法的需要和加强思想上的统一，表明我国封建法网的渐趋严密化。但它在历史上产生很坏影响。从秦朝“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封建统治者无不从思想上对人民、知识分子加强控制，造成长期的思想、文化禁锢。这是其不容否认的消极作用。
《法经》集春秋末叶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成为秦汉封建立法的楷模。
李俚在魏国大胆进行社会改革。他劝农桑、平物价、举贤能、行“法治”，使魏国经济迅速发展，地主政权日趋巩固。一跃而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勇于改革的北魏皇帝
——元宏
元宏，又名拓跋宏。鲜卑族，生于467年，卒于499年。
他是北魏著名的孝文帝，471—499年在位。作为我们历史上一位以改革著称的杰出皇帝，他的改革，对我国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民族融合及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北魏是由鲜卑族的拓跋部建立的，拓跋部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过着游牧生活。东汉时，部落南移，逐渐进入匈奴故地。西晋末年，其首领曾建立了代国，376年在前秦王苻坚的征服下，各部落离散，代国瓦解。淝水之战后，拓跋乘前秦瓦解之际，于386年重建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后来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了黄河流域，使长期纷斗不息的北方地区重新获得安定。
北魏统治前期，社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首先是民族矛盾，在北魏军事性统治和掠夺上、氐、羌、匈奴等族都曾先后在各地纷起反抗；其次是拓跋部向南迁移、征服的过程中，由于受汉族先进文化的影响，其封建化日益加深，而一部分贵族酋长为了保存他们已取得的利益，竭力反对北魏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成为北魏继续发展的障碍；再次是北魏政权向人民征取的赋役十分苛重，以致“民不垦殖，田亩多荒”，“闾里空虚、民多流散”，显然影响着北魏封建统治的稳定。正是在这种形势下，471年孝文帝拓跋宏继承了皇位，早年，政事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主持。为巩固统治，解决社会矛盾，他着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相继颁行均田令、新租调制和三长制。这是中国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由君王发起和亲自主持的一次改革。
实行俸禄制度以整顿吏治
孝文帝以前，北魏官吏都不给俸禄，一切给养开支，均由有关部门自筹应办，官府没有征敛常法，轻重多少全由长官自定，这实际上是放纵官吏贪污和掠夺，造成吏治腐败和人民痛苦。为了克服这个弊病，整顿吏治，缓和阶级矛盾，在汉族地主的建议下，孝文帝于484年颁布了官吏按品给俸的制度，规定在民户常赋之外，每户增收帛3匹、粟2石9斗，充作官吏俸禄之用。与此相适应，又制订了官吏贪污犯赃满帛1匹者处死的法令，对胆敢以身试法的官吏加以严惩，从而限制了官吏的贪污和掠夺。使北魏的吏治有所澄清。
实行均田制、三长制以增加政府收入和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北魏前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北方大族为了自保，常自建坞堡，纠集乡部，招纳和荫庇大量民户，一些生计无着落的农民，只得隶属于这些强宗豪强之下，成为部曲、奴婢。他们平时生产，战时集合作战。这种情况大大不利于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和国家的赋税收入，因为一方面使民间普遍地形成了30家或50家为1户，甚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族形态；另一方面，使广大的贫苦人民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皆无官役，这必然使政府的收入减少（因为北魏征税是按户征收的）。针对上述情况，孝文帝先后于485年、486年颁布了均田制和三长制。
均田制规定，把政府直接控制的土地（基本上是无主荒地）分配给农民，其标准是：每个年在15岁以上的男子给耕地40亩，女子20亩（休耕的加倍）。这部分耕地叫露田，不准买卖，年老或死亡时交还国家，由政府分配给新进的丁口；产蚕桑的地方，每个男人另给桑田20调，规定种桑、枣，该部分土地死后不交还国家；产麻的地方，每年男子给地10亩，女子5亩，“麻田”同“露田”一样要交还国家。与此相适应，政府规定了受田农民对封建国家的负担，受田的农民（一夫一妻）要向国家纳租粟2石，纳帛（或布）1匹，此外还得服摇役、兵役。另外，为了照顾地主阶级的利益，均田制还规定，地主拥有奴隶和耕牛也可以受田。奴婢受田与“良人”（农民）相同，耕牛每头受田30亩（限在4头之内）。官员们按品位的高低也给予一定数量的田地，作为在职时的生活费用（官员所受的田地，不得买卖或转让，只能在离职时转交给下任）。通过这些规定不难看出，孝文帝实行的均田制的实质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基本利益的前提下，把更多的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把他们由强宗豪族的部曲变成了封建国家的佃户，以保证封建国家的租调收入和力役的征收。但均田制的推行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首先，农民有一定数量的可耕土地，租调相对固定和减轻，农民的生产条件有所改善。这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利的。均田制实行以后，北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开垦荒地增多，使西晋末年以来被战乱破坏的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其次，许多少数民族人民也成为均田户，对巩固他们的定居的农业生活和进一步封建化起了积极作用。
随着均田令的颁布，孝文帝对全国户籍的整顿工作也加强了。他根据汉族地主李冲的建议，于486年颁布实行三长制的法令，规定在乡间设立基层组织，5家为邻，立一领长；5邻为里，立一里长；5里为党，立一党长。邻、里、党三长逐级统辖，其职责是检查户口有无隐漏不实，协助政府贯彻均田令和征取税徭役。三长制确立后，使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完备起来，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有利于国家的管理、中央集权的加强。
迁都洛阳以加强同汉族大地主的联合
北魏自定都城以后，经过近百年的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平城作为都城已越来越不适应。就经济方面来说，平城土地贫瘠且交通不便，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常发生困难；就军事方面来说，平城地处边境，时常受北方柔然族的威胁，统治黄河流域南部又显得有点鞭长难及；政治上，由于各族人民不断地反抗，北魏统治者迫切要求同汉族大地主进一步合作。因此，他们需要进一步消除民族界线，实行汉化政策。但在鲜卑贵族集中的平城，推行汉化政策的阻力是很大的。基于这些原因，孝文帝决定将都城迁中原洛阳。439年，孝文帝以南伐的名义，率20万大军南下，行至洛阳后，他假装继续南下，群臣跪在马前劝阻。他利用群臣不愿南伐的心理，宣布定都洛阳，次年正式迁都洛阳。迁都后大大有利于同汉族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从而为进一步实行汉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实行汉化政策以加速鲜卑族封建化的过程
北魏前期，拓跋贵族较多地保存着鲜卑族的旧俗，这对于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的民族隔阂是不利的。因此，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一）改官制。迁都后，依照魏晋南朝的制度，将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贵族中。（二）禁胡服、断北语。迁都的同一年，孝文帝下令一律改穿汉服，以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三）改姓氏。497年孝文帝下令把鲜卑族的复姓改为汉姓，如拓跋氏改称元氏，独孤氏改称刘氏，步六孤改称陆氏等等，同时，现定随迁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河南洛阳为原籍。另外，孝文帝还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他们与汉人互婚。为此，孝文帝还亲自给宗室取汉女，在朝廷下赐群臣以汉人“冠服，并现定做官的如违犯法令要受到降爵黜官的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