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
冀察当局遵照南京政府“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意牺牲”的原则,事变前一直奉行“但有一线希望,总以弭患为是”的方针。事变发生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不在北平,他电示张自忠等:“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他还说:“日本不会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这样的事件以前不是已经发生多次了吗?只要我们肯作一些让步,局部解决还是可能的。”
此时,日方也诡称:这是“地方事件”,可以进行和平谈判。
张自忠秉承宋哲元的意见,同日方谈判。宋回到北平后,也参加了谈判。宋认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不成问题。他下令北平拆除路障和防御工事,将关闭了几天的城门都打开。20日,宋哲元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之发生,决非中日两大民族之所愿,盖可断言。哲元对于此事之处理,求合法合理之解决,清大家勿信谣言,勿受挑拨,国家大事,只有静听国家解决。”
在前线的第二十九军一些将领,曾想乘日本大部队尚未开到之时,夜袭丰台敌军。张自忠却说:“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现在要紧的不是打,而是和平解决。”他向部队发布“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致使我军丧失了一次主动歼敌的好机会。
殊不知,日本“和平谈判”完全是缓兵之计。当他大军运到,便撕毁协议,扩大战火。到25日,日本在平、津一带的兵力,已从1万多人增加到5万人以上,而且还在不断增兵。
直到这时,宋哲元才认识到“大战势所难免”,“决心固守北平,誓与城共存亡”。张自忠也命令驻守北平和天津附近的第三十八师官兵,坚决打击来犯之敌。蒋介石下令给第二十九军补充300万发子弹,各兵站仓库向平津推移。这些都表明中央政府和冀察当局对抗战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但为时已晚,大局无法扭转。
日本作好全局进攻准备后,27日向平津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北平已成一座孤岛。28日,日军向北平南郊南苑的我军夹击,同时数十架飞机低空轮番轰炸。我军前赴后继,英勇抗击,突围时,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为国捐躯,南苑失守。
该日下午,宋哲元决定,第二十九军于当日夜从北平撤往保定,但仍幻想与日本谈判,以保住第二十九军的地盘。他说:为了全局,保存实力,全军必须立即撤退。但要留下得力人员与日本人周旋,以缓和局势。宋想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张自忠。他对张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好维持局面。谈得好的话,第二十九军兴许还能返回平津。谈不成也不要紧,只要能拖延几天时间就行。”
对这项有很大政治风险又十分棘手的任务,张自忠颇为踌躇。因为卢沟桥事变后,社会上就有“三十七师(冯治安师)打,三十八师(张自忠师)看的议论。部队对张一再与日本谈判,不让我军主动出击歼敌的做法有不满情绪。如张再留下来与日本人周旋,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但在宋哲元一再要求下,张自忠表示:“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宋答应了张的请求,即写下手谕,委任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等职,全权处理北平事务。当晚,宋哲元率第二十九军撤离北平。
事情决定后,张自忠身边只留下副官、勤务、炊事员,其它人员都到作战部队。他还给第三十八师的主要将领写信,要他们服从指挥,团结抗战。
为了与日本人接触、交涉,张自忠将一些亲日派甚至汉奸拉进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样一来,人们对他的误解更加深了。许多报刊对张痛加辱骂,将他与中国历史上的汉奸张邦昌、吴三桂相比。有的报纸的大标题是:《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南京政府派驻北平的官员也向南京报告:张自忠“有参加日军行动之说”;“自忠、燮元、允荣、毓桂、张璧、仲孚、觉生(后6人均是亲日派或汉奸)将主要政,汉奸全获胜利”。此时,张自忠已成众矢之的,蒙受了不白之冤。后来,宋哲元虽然作了很多解释,为张剖白,主动承担了责任,但舆论界对他的误解和批评,却一直没有完全消除。这件事给张自忠造成精神上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多次谈及此事。
张自忠的苦心安排,未起到任何作用。日本人不承认张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更不与他谈判。日本人网罗了一批汉奸、亲日派拼凑了一个“北平治安维持会”,作为他的傀儡。
张自忠此时才感到处境危险,要想办法立即离开北平。8月1日晚10时,张率留在北平的部队3000多人突围,自己与精干的手枪队在后边掩护。突围时,遭敌人阻击,我军伤亡很大,有1000多人未能冲出。张见前面部队受阻,自己未再强行跟进。此后,张又有几次冒险出城,均未成功。
此时北平已完全沦陷,张自忠身陷敌区,无异在虎口之中,要千方百计脱离险境。张先秘密住进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一家德国医院。但医院来往人多,很不安全。过了几日,他化装成学者,隐藏在一位美国朋友家里。这时,侵略者的战火日益蔓延,张自忠急切地要到抗日前线去。经过随身副官的奔走,联系,在一位美国商人的帮助下,张自忠化装成工人,于9月3日凌晨4时许,在天色朦胧中,潜离北平,到达天津英租界内一位友人家。
第二天深夜,张自忠回到法租界内自己家中。他在夫人房中只呆了很短时间,然后向家人简单嘱咐勤俭生活、教育儿女的话,就怀着沉重的心情与家人告别了。此时,他预感到这是与家人的永别。因为他已下定决心,重返沙场,誓死报国。也惟有如此,才能洗雪自己的不白之冤。
10日拂晓,张自忠在英国友人帮助下,乘英国驳轮到塘沽,换乘英商船南下,他终于跳出了日本人的魔掌。张自忠到济南后,第三十八师请他回部队,率所部抗战。张坚持要去南京,他说:“纵使国人不谅,中枢也可能将我置之典刑,我还是要去的!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能为自己个人打算吗?若这样,我早就会不让国人怀疑我了。”这位正直的军人再一次显露了自己的坦荡胸怀。
张自忠到南京后,蒋介石予以慰勉,鉴于舆论的激愤,给予撤职查办处分。1个月后,任命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后在冯玉祥、李宗仁、程潜等高级将领一再要求下,蒋介石终于批准张自忠暂代第五十九军军长,“戴罪图功”。(8月中旬,第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张自忠的第三十八师改编为第五十九军。)
张自忠对这项任命,惊喜万分,感激涕零。他郑重而深情地说:“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
此言出于至诚。后来,张自忠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