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赤杰是在2004年的夏天，一见面，这位蓄着络腮胡子的蒙古族汉子就给人以豪爽矿达的印象。攀谈起来，知道他1978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毕业，1985年底进中水工作，1986年初随造船组去了几内亚比绍，开始是做翻译，1995年起任副代表，在那里干了十多年，加上在西非其他国家“转战”，至2004年春刚刚回来，先后经历了十七年，跑了六个国家。他在中水的工龄和中水的历史一样长，是远洋渔业“元老”级的人物，在几内亚比绍，他的英文名字“奥斯瓦尔多”几乎家喻户晓。可是，在这次见面之前，我却对他一无所知，在我过去所写的关于中水、关于几内亚比绍的文章中也从未提到过他，实在是孤陋寡闻。如今面对赤杰，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愧意。同样的情况如果放在文艺界，难免要碰钉子：“现在才想起来采访我，早干吗呢？”但赤杰不是这样，他丝毫没有在我面前“摆谱儿”，甚至还有些腼腆，好像很不习惯在记者面前说自己的事儿。这似乎也是中水人的共性，他们做得多’说得少，不张扬，不炒作，正因为如此，更赢得了我的敬重。
赤杰和我的谈话，从他所经历的几内亚比绍内战开始。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而他的记忆仍是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
1998年6月7日凌晨4时许，我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几声枪响惊醒。在几内亚比绍，枪声倒也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有时候，连警察抓小偷都会开枪，所以这枪声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见天还没亮，便翻了个身，继续睡去。6点钟左右，枪声密集了，由步枪散射变成了机枪扫射。我感到不对头了，赶紧下床，从窗口往外看，只见满街都是军车和士兵，把马路都封锁了。
代表处的人都起来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面面相觑，人心惶惶。自从1990年5月31日几内亚比绍和我国断交，至今已经整整八年，中水代表处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坚持了整整八年，其艰苦卓绝，可想而知。好容易等到1998年4月23日两国复交，到现在还不到两个月，我国使馆的房子还在装修，使馆人员暂时和我们住在一起，洪宏大使去几内亚开会，前脚刚走，没想到就出了这样的事儿。
好容易等到织网的黑人雇员来上班了，于是急切地向他们询问，说是昨晚有人刺杀总统未遂，剌客当中有几个人被击毙，还有三个人往机场方向跑了。代表处的驻地在机场路，正是他们的必经之途，所以昨晚这里的马路被封锁就在情理之中了。
8点钟，电台的新闻播出内政部长的讲话，说有人对总统行为不端，政府正在清剿，希望市民不要外出，以保证安全。黑人雇员所说大体得到了证实。接下来传出的消息更详细些：六个月之前，尼诺总统解除了总参谋长安苏马内马内的职务，但一直未任命新的总长；本月5日，也就是前天上午刚刚任命了新的总长，今天，原总长安苏马内马内就发动了兵变！
得到比较可靠的消息之后，代表处向拉斯帕尔马斯作了汇报。那时候，代表韩仍已经回国，孙锡江是从毛里塔尼亚调来任代表，我是副代表。拉斯办指示：代表处人员不要外出，静观事态的发展。
上午10点，军队开始在街上布置重武器，82无坐力炮，重机枪都用上了，车辚辚，马萧萧，一片肃杀之气。中午1点钟，大炮轰响，一颗炮弹落在代表处门前，把树都烧着了。街道上乱哄哄的，很多人拖儿带女，头上顶着东西，从乡下往城里跑，据说城外已经被前总长安苏马内马内领导的叛军控制，正在和政府对峙。我马上打电话通知看商店的傅健，为安全起见，中午不要回代表处吃饭了，反正商店里有方便面。这个商店是在两国断交之后，于1992年成立的，叫“东方合资公司”，经营水产捕捞和加工业。
就这么惶惶然过了一天一夜，到了6月8日凌晨4时，枪炮声更加激烈了。我和孙代表商量，看这个架势，仗越打越凶了，我们是不是准备撤离？经请示拉斯办，同意我们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决定由孙锡江任总指挥，我任前线总指挥。于是，把代表处的人员叫到一起，采取防火防爆措施：把六根消防水龙带全部铺好，所有泡沫灭火剂、干粉灭火剂都搬出来，放在外头，游泳池里放满水。焊了个大约一立方米大的铁箱子，把代表处的仓库库存清单、财务账目和大家的钱一共10万美金都藏进去，挖一个深坑，埋好了，填上土，上面再作好伪装，以保万无一失。同时，把工作船调到港口外待命，做到一声令下，随时可以载人撤离。
6月9日，街上的人流明显加大了，我们感到情况不好，决定让家属先撤，留下八个人看仓库：孙锡江、余举文、傅健、王宝旭、褚士杰、刘洪祥、王守水和我。到晚上，战争双方已经出现伤亡，拉斯办指示我们撤到城里。当时，城里的宾馆、饭店都已经被外国使馆、使团租用了，老百姓则拼命往教堂里挤，里里外外聚集了几万人，跟蚂蚁搬家似的。我们又开了一个会，商定一些当务之急的事儿，赶紧做了一面红十字旗，请示了使馆，同意我们挂国旗，就焊了个旗杆，在车上插上使馆用的小型国旗。使馆也决定除二秘苏健留下，其余的人都撤，销毁机密文件。6点钟，俄罗斯使馆给我们打招呼，他们要进城。听电台广播里说，有一条通道，可以进城。于是我们决定马上撤，晚饭做好了都没来得及吃，把米饭、馒头、熟食全带上，怕到了城里缺吃的，还分头去买了很多饼干。
我先开车到码头去看看情况，那里已经被两千多名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军队控制，根本不许民用船只靠港。当时葡萄牙的万吨运输船“撒格雷斯”号就被拦住，进不了港，这时候谁发话都不行了，部长、总理的指示都没人听了，就像我们曾经在“文革”中用过的词语，政府机构已经“瘫痪”了。
教堂里的老百姓已经被困三天了，四五万人也不止，岂是长久之计？6月10日上午，他们冲破了封锁线，往码头上涌。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赶紧开车去码头。码头上人满满的，又没有栏杆，当兵的围成人墙，一个挨一个，拦住老百姓，那艘停在海上的万吨轮“撒格雷斯”号虽近在咫尺，却比登天还难。叛军不断往这里打炮，炮弹落在海里，激起一个个冲天水柱，那景象，你在电影里看到是一回事儿，现场亲身经历是另一回事儿，每当水柱溅起一次，你都会暗自庆幸这一炮没有落在自己脑袋上，但是下一炮又往哪儿落？谁知道！12点钟，开始打火箭炮了，每次都是四五个水柱同时开花，真厉害！
我和俄罗斯使馆的人一起到海关去商量：我们的船已经到了，能不能让我们的人都进去？这时，通往码头的一个小门已开了，葡萄牙和法国的车都开进去了，他们是奔“撒格雷斯”号去的。有了这个先例，海关就没有理由再拦我们了，只好让我们提供名单和护照号码，我负责登记，除代表处的人之外，俄罗斯使馆的人，日本使馆的人，都来搭我们的船，此外还有十名中国侨民，是刚到比绍来打工的，就赶上逃难了，加上他们一共是六十九人。
12点半了，我们的船还没有靠岸。我对海关人员说，你现在不让靠，一会儿涨潮了，想靠也靠不成了。海关人员说，给你五分钟，快靠快靠！我赶紧用对讲机通知船上，马上靠岸！这时候，真不巧，一发炮弹“咚”地落下来，离我们的船只有二十米，把船长震懵了！时间不等人哪，轮机长赶紧把船开过来，一靠岸，这边儿赶紧上！妇女、小孩儿、老人先上，最后男的也上去，统统拉走了。
这时候，拉斯办已经派了运输船“海丰”830开往几内亚比绍，前来接应，同时命令在周边国家海域作业的船，单边带二十四小时开机，这边一旦有情况，立刻赶来营救。我通知中水驻塞内加尔代表处，转告各国使馆，让他们到达喀尔码头接人。我们的“海丰”830是一艘冷藏运输船，虽然比不上客轮舒适，但在战争时期，那些上天无路、人地无门的外国人能够得以借此逃生，已是万幸了，不仅免费乘船，连吃饭也不要钱。而据事后听说，那些上了葡萄牙“撒格雷斯”号的两千多人，航行了好几天，竟然无水无饭，也不知是怎么受的。在这次抢险中，我们的“海丰”830上还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插曲：一位俄罗斯孕妇上了这艘船，她腹中的婴儿，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逃难途中来到了人间，幸而没出任何意外，母子平安，那妇女感激不尽，给孩子取名叫“海丰”。据说，船到达喀尔时，有关国家的使节都来迎接，码头上飘动着各国的国旗，一片欢声雷动：“中国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