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兄农盛军（1959），高中文化，1976年下乡插队。曾参加首次恢复后高考，因恋人陷害而未被录取。与村李玲玉未婚先孕后结婚。曾几度拒绝招工回城。偶然发现矿藏，成为百万暴发户。牵连一桩人命案又把他送入劳改场。6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一九九六年年八月十八日黄昏时分，我独自一人登上南宁市东南郊的一座不知名的土岭，试图在这个荒郊野外的土岭上获得一些有关我堂兄农盛军的线索和灵感，以丰富我对他的叙述。以前我对农盛军的情况所知甚少，我们只见过那么两三次面，家人们也似乎不齿于提到他。因此，他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仍然没有太深的印记。
对于一个叙述者来说，不能全面地了解叙述对象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和祖辈们相比，像农盛军这样的一个家庭成员，无论是现在或是将来，都是很容易被历史遗忘的。因此，我不得不开发有限的智慧和想象力，来表述农盛军那段平淡无奇的生活。尽管这种叙述有可能与事实出入甚大，但我还是尽可能使之符合当时历史背景的要求，以及被叙述者经历和个性，
称得上载入农盛军个人历史的事件还是从下乡插队开始。
我堂兄农盛军高中毕业的那年秋天，他刚满十七岁，几乎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他就和其他同学一起，被送上了上山下乡的征途，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是农民的后代，却算不上是农民的儿子，因为他的父亲农才文是我们农家为数不多的几个吃公粮的人之一。中专毕业之后，农才文就不是农民了，很自然地，他所生养的孩子们也就不再是农民了。可是，似乎命里就注定农盛军该是个农民似的，还没转到一个轮回，他就又当回农民了。而且这次是比农民的级别更低一些，他成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对象了。
农盛军他们离开县城那天，小镇的人们表现出少有的冷漠，前来送行的人稀稀拉拉，寥寥无几，燃放的鞭炮也少得可怜。就连家长们的脸上也显不出别离愁绪，平淡而自然。父亲忙于公务，到车站给农盛军送行的是他母亲和两个年少的弟弟。
简短的仪式之后，班车徐徐离开了县城，驶上了盘山公路。作为本县知青，他们是比较幸运的一批，他们被安排到县内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几个知青点去，不仅交通便利，离县城较近，而且靠近红河。据说，这是县里的头头们暗中特别照顾的，在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县委大院的子女，可以算作是县里的高干子弟了。相比之下，省城来的或是地区来的知青一般都分到自然条件较差的点去。因为，外地的知青来的时候风声很大，口号也很响。他们喜欢说大话，唱高调，信誓旦旦，报纸、广播电视都把他们吹上了天。这样的知青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这样才合乎情理也是实际需要。农盛军他们是不唱高调的，他们不需要动员也毋需表决心那一套，说下就下了，没有一个人敢赖在城里。
算起来，农盛军也应该算高干子弟的，父亲是工业局长。母亲说：下去好好干，叫你爸找个好厂子先招你回来。话是母亲说的，父亲根本没表什么态，而农盛军最想的还是上大学，只要是大学，无论读什么大学都行。他知道，在农村，干好了人家就推荐你上大学，关键是要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打成一片。命运的绳索就攥在人家农伯手里，不是什么局长书记。
农盛军和他的同伴们分乘两部大班车，一出县城就开始爬坡，半个小时后就爬上了坡顶。天气好的时候，在这里能同时看见县城和红河，河边的几个村子依稀可见。
行驶了一小时二十分钟，他们就到达了目的地。这是一个叫小斗的壮族村子。到了这里，农盛军乘坐的班车就有一半人下来，另一半的人则要到更远的斗王村去。而另一辆车上的知青，则按事前的分配，已在前面的大斗和中斗两个点下车。大斗、中斗、小斗和斗王这四个村如同一条藤上的四只瓜，沿红河边排布，依山傍河，田垌宽阔，是远近有名的鱼米之乡，
村里对他们的到来早有准备，有几个队干部和一群青年男女聚在公路边等候。两名教师带领几十个孩子分两行站在大路口夹道欢迎知青们，前面的几个还不停地击打锣鼓和挥舞旗子。
看见这阵势，一路上一言不发的农盛军也禁不住心头一阵发热，跟在同伴们的身后缓缓移下班车，刚出车门，就有人过来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行李包，把行李先扛走了。
喂，老农，我和你换点吧。车上的同伴嫉妒地喊起来。这里的村妞不错嘛。
换什么，你有空尽管来撩。
好，一言为定。
老农，小心地雷啊！
逗闹间，班车一阵风似地又开走了。
车上余下的知青们要到更远的斗王村去，不过距离也只有三几公里。
农盛军他们离开公路走上村道的时候，简短的欢迎仪式也随之结束了。小学生们一哄而散，几个队干和一帮青年扛着知青们的行李包直奔村子。
村子离公路约有一里路，要进村子，得先经过学校，学校过去就是知青点。知青点和生产队的仓库遥遥相对，接下去就是小斗村七十余户人家不规整的房屋。
和以前的知青相比，农盛军他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的优越。人还没下来，有关部门就拨了专款到公社，由公社组织修建知青点的房屋。队干们把他们带到一排崭新的房屋跟前，指着房子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了。
果然是很气派的一排新房，白墙青瓦玻璃窗，和旁边的学校、仓库相比，知青点的房子确实是鹤立鸡群的。
你们看，村里最好的房子就是你们这里了。要是早两年下来，是没这个条件的。三十多岁的队长张着满嘴黄牙说，脸上流露出既自豪又嫉妒的神色。
县革委的办公室也没这么好。又有人补充说。
知青们似乎并不热衷这种比较，他们一从娘胎里生出来就住这种白房子，没什么稀罕的，再说这是上面拨下来的钱起的，又不是你小斗村掏的腰包。因而他们并不以为然。
分房子的时候却遇上了麻烦。小斗知青点总共是二十个人，十四男六女，而住房只有五间。原先的计划是每四个人住一间，现在就有两男两女没办法安排，他们是无论如何住不到一起的。队干们似乎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都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责怪了一番。最后都很一致地把失误推给了公社一个叫老甘的人。
后来农盛军他们才知道，老甘是公社分管知青的干部，是个嗜酒如命的家伙。出现这种局面大概是老甘在哪个环节搞错了，弄糊涂了。总之，小斗这个点的女知青就不应该是这个数，要么四个要么八个。
看见队干们在那里争执不休，有个叫李波的男知青就忍不住先笑起来。李波发笑的时候其实脸上没什么笑容，只是有几片肌肉跳动几下而已，但他的笑声听起来很夸张，声调尖利而短促，颇具煽动性。有两三个情绪不错又善于起哄的男知青便不失时机地应和了起来。顿时，知青堆里怪笑阵阵。
公鸡，笑什么！你别幸灾乐祸。
组长代林看不过眼了，就朝李波喝斥了一声。李波因为笑声有点像刚学啼鸣的小公鸡，于是就被同学们安了个公鸡的外号。
代林个头不高大，还戴了副近视眼镜。为了弥补身体的不足，他特意理了个小平头，还穿一件他老爸穿旧了的军裤。因为父亲是县武装部的头头，加上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所以他也一直是学生干部，很受大家的敬畏。李波的老爸虽然也是县革委副主任，但他学习不行，总给人一种吊儿郎当和虎门犬子的印象。
公鸡是愿意给代林面子的。听到代林的斥责，他马上止住了笑，换了一副谦恭的面孔，又从袋里摸出一包大重九香烟，嘴里叼了一支，一路分发过去，几个队干部忙不迭地从他手里接过烟，然后美美地吸了起来。
吸烟的过程中，有人竟相提出了几个解决的方案。一个意见是尽快向上级汇报，派人下来解决。另一个意见是和别的点调换，就是把两名男知青或女知青和别的点对调。还有个意见是搭上下架或者搭铺……总之，众说不一。
这的确是件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棘手的事。看见队干们急得抓腮挠头，知青们更多的是袖手旁观。对于他们来说，刚才有人提出的这几个方案都是不可取的，大家好好的到一个点来，谁又愿意换到另一个点去，换了谁都不合适。搭上架或者搭铺也是不现实的，现在是下来过日子的，又不是短暂的玩玩。大家讨论不下的时候，代林说这件事应该向上级反映解决，但没有解决之前是否先让两个男知青到群众家去借住。
这个意见马上博得了队干和知青们的一阵喝彩。队长说：我早有这个意思，就怕你们不同意哩。
代林说：那我算一个，还有一个谁愿意？
公鸡说：这样不公平，还是抓阄吧，谁抓着了谁去。
很明显，有好多人都不太愿住到群众家去。李波是想通过抽签的方式来确定这两个倒霉的人，这样才公平。但这种方法显然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同，一时都沉默不语，讨论一下子又陷入了僵局。农盛军很了解代林的用意，他明知道自己是用不着去住农家的，但他一定要做出这种姿态。如果他不是一组之长，那么这种表态就一定是真的。代林时常用这种方法来诱导别人，这很使农盛军反感。但是，这种局面出现之后，农盛军就觉得自己确实并不害怕到农家去住，以往的许多假期他都是到老家农家寨去度过的。不论代林的动机如何，但他承认他的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农盛军就第一个表态说：我不同意抽签，但我算一个。
公鸡又公鸡般地笑一声，翘起大拇指说：你姐的老农，你是老大。
另一个叫朱晓东的知青说：代林是组长，应该住在点上。我也算一个吧。
有两个人主动提出来，不用抓阄，也不用代林带头，事情就这么定了。六个女的分住两间，其余十二个男的住三间。宿舍的尽头横出一间伙房，锅碗瓢盆桶缸都齐全了。
都是新买的呐。队干说。
厕所呢？
冲凉房呢？
女知青们放好不行李，都大声地嚷嚷。
队长看见她们都一副火急火燎的样子，讪笑道：嗨，慢慢解决，慢慢解决。我们农村打野惯了，没考虑周全，请大家原谅。
女孩子们听了，便哇哇地一阵怪叫。
根据便于参加集体活动，易于管理的原则，农盛军和朱晓东分别被安排到最靠近知青点的农户去借宿。农户也是要具备居住条件的，要求是贫农或者下中农，人口较少，房子较宽畅。
农盛军的房东叫李金禄。朱晓东则住在一个叫韦波的社员家里。两人既是邻居，离知青点又近，有事时在任何一点上大声吆喝一声彼此都能听得到。
到李金禄家住和下来插队一样，使我堂兄农盛军步人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在后来回忆当初那次选择的时候，农盛军说如果那天他选择的是韦波家，那么他生活的轨迹自然就不会是这样。被分配到小斗村，又主动报名到农户家去住，而且偏偏到李金禄家住，这一切都像是事先被圈定了似的，一环环地将他套住了，使他无法挣脱。
在我们的故事中，李金禄和他的一家都是不可缺少的。李金禄家共有六口人，父亲、母亲和四个女儿。妻子和他年龄相仿，都四十来岁年纪。四个女儿中老大叫玲玉，二女玲米，三女玲凤，四女玲水。四个孩子的起名很有些名堂。李金禄说，生前面两个时生产队缺粮，公家给的救济粮都是玉米，就干脆叫玉米了。农盛军听得有些疑惑，说：总不会是一起出生的吧？李金禄说：玲玉两岁以前根本就没起名字，人瘦得跟猫一样，就叫咪咪。
农盛军听了就笑，还朝准备出门挑水的玲玉咪咪地叫了一声，惹得她飞来了一个斜眼，继而把桶重重地蹲在地上。
那，两个小的呢？农盛军的兴趣陡增起来。
李金禄嘿嘿一笑，有些不好意思地瞟了正在伙房忙碌的妻子一眼，说：两个小的有点迷信味道。连生了两个女的，我们知道犯了祖宗，就悄悄请地理先生来给祖宗找风水宝地。后来还是不成功，接连生了两个女的，我恼火了就安这个名给她们。学校老师水平低，把风写成凤了，也算了，反正是女仔。
李金禄个头不高，四方脸黑黝黝的，手脚很粗，据说可以四季不穿鞋，两排脚趾呈扇形张开。女主人说，公家卖的鞋都不合他穿，硬挤下去两三天就撑破了。他天生就是副贱命，享不得福，鞋没法穿不说，还养了一帮女……
农盛军刚想说些让他们宽心的话，这时屋外就传来了朱晓东叫他吃饭的喊声。
知青点开的是大锅饭，集体买米买菜，大家轮流当炊事员。代林很有些管理水平，他调查了一番大家的烹饪技术之后，便把大家分成两人一组，会的带不会的，周而复始。一些在家里吃惯现成饭没摸过锅铲的知青，在这里自然当不成公子小姐，只得放下架子一样一样地从头学起。第一次过集体生活，初时大家都觉得挺有趣，可慢慢地就出现了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买菜难。
红河边这一串村子赶的是一个圩场，而这个惟一的圩场就设在离县城最近的大斗。从小斗到大斗不到十公里，虽然不远，骑单车一天可以跑几个来回，问题是菜不是天天都有卖。圩日七天才赶一次，也就是每个星期的星期日。许多人都不晓得，在我老家桂西北，传统的圩场是按十二生肖来命名的，是什么日子就赶什么场。于是什么狗场猪场蛇场羊场都有了。这种赶场方式对货物流通非常便利。而且以前圩场很多，隔不远就有一圩，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农民也和干部一样赶星期天街了。这一天，粮所才卖米，食品站才杀猪，山旮旯里的小学老师、道班工人、电站职工，以及刚下来的知青们便云集在这个小小的圩场上。他们像发了疯一样和农民们抢购所需的食物。
然而，食品站并不是每个周日都杀猪，猪的来源极其有限。另外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多杀了也未必有人买。因为每个非农业人口和刚下来的知青每月只有一斤肉的肉票。像大斗这样一个供应点，每个月只需杀两头猪就已足够供应。农盛军他们这批知青没有下来之前，食品站甚至一个月只杀一头猪。他们下来之后，这里才打破了一个月吃一次肉的惯例。
一个月才有四个圩日，也就只有买四次菜的机会，于是，青菜的保鲜就成了头等大事。开始的头几个星期，的确给知青们吃了不少苦头。前两三天还行，到了星期五、六他们就只好吃一些豆类和几近干蔫的瓜菜。
代林到底是个机灵鬼。随着伙食的日益恶劣，他发觉大家的情绪也在一天天地下降，有的甚至借故病痛请假回家，经常是这个没回来就有人嚷着要回去，弄得他这个组长颇有些头痛。他觉得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于是脑子转了几天，便生出两计：一是逢星期四就派人回三十多公里外的县城去采购菜类；二是围墙种菜，先撒播一些易生快长的品种，以解燃眉之急。
这两招计谋实施后，生活方面的危机很快便缓解了。惟一例外的是，小斗知青点的知青们为初来乍到的生计危机四伏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没有受到直接的冲击，他就是我堂兄农盛军。
他有一个好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