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放荡生活方式，对异性毫无止境的痴迷，每天晚上与知识界朋友的长谈、上剧院、看表演，餐餐讲究美食，尤其是对这一切享乐毫无抗拒的意志，都使我无法专心工作。每次演出全靠我积累的一些熟练的乐曲，却从无努力改进的内在需求。我不太注重原乐曲的章法，单凭个人记忆力和如何运用一些恩可曲去适时地把听众的热情推到最高潮。总之，我不敢夸口说我曾忠实于原作，毫无瑕疵地认真演奏过一首曲子。尽管如此，我在音乐上的惊人天分和我在钢琴这一乐器所特具的才华，可说是未曾丝毫消减。不管我有些什么缺点，但我演奏每一首曲子时，总能注入深厚的感情和热爱，一旦灵感来潮（这又是我的一大天赋），这种感情和热爱也能传递给广大听友。往往长时间的苦练，虽也能使演奏的每一细节达到炉火纯青和十全十美，但给予观众的却是一种疏冷的感觉，这就是因为丧失了音乐的最主要的素质。
正因为对自己有一个全面的估计，所以鲁宾斯坦在与故乡阔别多年之后，打算在重返华沙进行巡回演出时，能有较高的演技表现。
1924年8月，鲁宾斯坦应温妮·波丽格娜克王妃的邀请，去威尼斯小住两周。在那一期间，他抓紧时间勤弹苦练，决心重新认识将在华沙上演的曲子，注意自己曾经疏忽、极需长时间补课的一些艰深细节。
预定在华沙演奏三场。第一场演奏肖邦的E小调和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由葛利格·费特博格担任指挥；另两场独奏主要是选弹西班牙乐曲，波兰的听众还是头一次聆赏。《纳瓦拉》和《火舞》仍然最受听众欢迎，而且每场都得演一次。这次回波兰，演奏酬金提高到了每场5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额。媒体充满了一片赞扬声，听众都认为这位波兰儿子是“最受西班牙和拉美欢迎的钢琴家”，是“在美国赚了大钱”，又是“巴黎、伦敦上流社会的骄子”。当时持批评的只有华沙音乐学院执教合声学的教授彼图·赖德，他就唱出反调，认为鲁宾斯坦“毫无才华”。
应罗兹音乐厅的邀请，鲁宾斯坦回家乡作了两场独奏，盛况空前，罗兹市的头面人物全到齐了，连台上都坐满了人。鲁宾斯坦的两个姑妈和大哥史丹尼斯拉夫都像父母生前那样，在演奏会之后在家里摆下了盛筵庆贺。但这时的鲁宾斯坦却黯然神伤，连连叹息道：“情景与往日一般美好，而我却无心消受，因为我的双亲已没有福气分享他们天才小儿子那衣锦荣归的光华了！”
当鲁宾斯坦此行赚了2500美元的时候，他想到的头一件事，便是还报恩人的恩情。其中之一是约瑟夫·贾洛辛斯基。他们在热情拥抱和共同用餐之后，谈起了各自的近况。这位当年的老朋友不仅不扯起大嗓门抱怨他失去的田庄和家产，而是热心谈论钢琴家在音乐会上演奏的那几首西班牙曲子。而当鲁宾斯坦对他战时的损失表示一些同情和关怀时，这位老朋友反而以波兰获得了自由独立而引为自豪，认为那才是“最好不过的补偿”。这令他的钢琴家朋友“感动得几乎流出了泪水”。随后，鲁宾斯坦把自己所赚得的美金全部赠给了他，以报答他当年对自己的义行，贾洛辛斯基认为却之不恭，只好权当礼物收下。他请老友放心，说他的生活美满幸福，结了婚，妻子美丽贤惠，有绘画天资，等等等等。
二是高德佛兰医生，他曾经与里昂·伯恩斯坦先生一起为鲁宾斯坦作过担保人，在一家钱庄借过500卢布。伯恩斯坦早在一战时亡故，高德佛兰医生不得不独自向钱庄偿还那笔500卢布的借款，这件事还是另一位友人转告的。当鲁宾斯坦登门拜访这位老先生，照旧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并对他的演出赞扬备至。他还领着青年钢琴家参观了他新收集的青铜艺术品，只字未提那桩借钱的事。直到借债人主动提到了那桩借钱事，表示因战争影响了还债并深感不安时，他才接受了鲁宾斯坦交还的钱。当这位医生拿出钱庄收据给鲁宾斯坦看时，还一脸愧色，倒像是他欠了鲁宾斯坦的债一样。
卡洛·许马诺夫斯基给鲁宾斯坦介绍了许多“波兰现代文坛精英”如朱里安·屠文等人。正是这位屠文先生，当年四五岁时曾跟随母亲去车站送鲁宾斯坦回柏林学艺。那时他母亲年纪轻轻，与大姐贾薇格的关系最要好，几乎是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朱里安·屠文回忆说：“我妈经常唠唠叨叨，说什么：‘你瞧人家鲁宾斯坦，都是个有名气的钢琴家了，你有什么出息呢？’我因此老是怀恨你，直到这次听了你的演出，才信服了。你也才成了我的崇拜偶像。”俩人热情拥抱，又相互敬酒，庆祝新的友谊。
卡洛还告诉鲁宾斯坦，说艾密尔·莫林纳斯基已升任华沙歌剧院经理，他已将该歌剧院提高到了欧洲的最高水准，并准备上演卡洛的一些新作品。卡洛还说克拉科夫的贾格隆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那是波兰颁发的最高学位；此外，华沙音乐学院将聘请他继莫林纳斯基之后出任院长；又说他家庭十分贫困：哥哥失业，母亲久病在床，两个姐姐仍未出嫁，另一个姐姐又离了婚。看来，鲁宾斯坦的这位好友已被家庭重荷压得喘不过气来。结果54岁便英年早逝，他对家人的奉献很像当年的肖邦。
卡洛的遭遇似乎与鲁宾斯坦无缘。他正当盛年，演奏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人生，对他来说，“始终是一个美丽的神话”。
4“本世纪最辉煌的胜利”
1924年至1927年，鲁宾斯坦忙于纷至沓来、应接不暇的欧洲和中东的巡回演出，在南斯拉夫、比利时、意大利、土耳其、希腊、丹麦、法国、英国、埃及等国，都留下了这位名声日隆的钢琴演奏家的辛勤足迹。
在罗马，鲁宾斯坦聘请到了一位能干女士卡拉拉·卡缪充当他那演奏会的经纪人。
鲁宾斯坦首次去南斯拉夫演出，觉得兴味无穷。负责演出的经纪人，是克罗地亚的一位爱乐人士。他对鲁宾斯坦的这次演出大加赞赏，称之为“本世纪最辉煌的胜利”，而且跟他签订了以后再来演出的长期合约。
在伦敦，鲁宾斯坦照例常去艾狄斯丛林大街19号，与朋友们一道演练室内乐。中提琴家里昂纳·特提斯、大提琴家佛烈克斯·赛孟等人的弦乐四重奏常常即兴表演，蔚为盛事。跟这些音乐家一道演练，是鲁宾斯坦生活中的一大乐趣。
在巴黎，鲁宾斯坦应邀参加了波兰政府于1925年6月底举办的波兰音乐节。两场演奏会选在歌剧院和佳符音乐厅进行。歌剧院的那场节目是弹奏三首肖邦的作品，最后一首是降A调波兰舞曲，其他曲子均由艾密尔·莫林纳斯基指挥。在佳符音乐厅则演奏肖邦的F小调协奏曲，由葛利格·费特博格担任指挥。这两次音乐会都办得很成功，波兰大使馆为此特举行了一次庆祝酒会。
在那次酒会上，鲁宾斯坦认识了玛丽亚·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娃·居里。她也是一位钢琴爱好者。艾娃的姐姐海伦妮是一个跟母亲一样作出了不少成就的科学家，后来也嫁给了一位物理兼化学教授。自从父亲车祸去世之后，艾娃就跟母亲相依为命。这个小女儿热爱音乐，追求生活，母亲则献身科学，早出晚归，两代人的代沟十分明显。小女儿总感到自己“孤寂”，鲁宾斯坦则经常请她吃饭，帮助她舒心解愁。
一天，艾娃邀请鲁宾斯坦去圣路易岛上她的家中与母亲共进午餐。居里夫人身材瘦小，两鬓苍苍。当鲁宾斯坦躬身想吻一下她的手，以表达他内心对她的最高崇敬时，不料这位大科学家却猛地缩回了手，显然不喜欢这套礼仪。后来居里夫人听说钢琴家跟她的胞妹、约瑟夫·德鲁斯基医生的夫人很熟，这才露出了一丝儿喜色。
进餐之前，居里夫人向鲁宾斯坦“宣扬了一通共产主义的功绩，还说什么‘法国和波兰在这方面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艾娃早就把她母亲的这一政治信念告诉了我，我自然不便当面去顶撞或争辩了。”
进餐时，当女佣端来一大盘冷龙虾和美味乳汁时，居里夫人皱起个眉头质问女儿：“何苦这么大吃大喝？”艾娃给问得满脸通红，赶忙说道：“鲁宾斯坦先生经常请我吃这道菜，这也是他最爱吃的菜。”
鲁宾斯坦自个儿也明白，他的这身时髦包装和爱吃昂贵的龙虾显然有悖于这位老夫人的生活习惯，但他仍然尽量博取老人家的欢心。他倾诉了自己穷困的家境和早年落魄潦倒的经历，毫无保留地都讲给了老夫人听。直到这时，这位大科学家的眼神才显得较为柔顺。
艾娃送客人出家门时，为老母的待客不周而愧疚在心。她对鲁宾斯坦开诚布公地说道：
“就因为我喜欢弹钢琴而没有像姐姐那样研究科学，妈妈很是失望。一天，我见她一脸苍白，双手给镭素烧得够惨的，还要一早赶去上班，心里委实难过。我恳求她呆在家里多休息一会儿，她又不肯。我就决心请她去她那研究室近旁的一家名餐馆美美地吃一顿，你猜她说什么来着？‘我这一身破破烂烂，哪配跟我那又漂亮又高贵的女儿在公众场合露面啊！’”
鲁宾斯坦听了，内心也久久地不能平静，甚至掉下了泪水。
也是在巴黎，鲁宾斯坦通过友人的引荐，于1925年10月在蒙玛特利区拉威南路找到了一个小寓所，租金极低。房东是安德烈·布洛克，军事学院工程师，也是个犹太人。不久，他就正式搬进了这幢尚未布置好的小木屋中。这是他生平第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居。每次巡回演出一完毕，他就返回巴黎，住进自己的家里，那种感受简直像是进了天堂似的。
紧接着，在家具购买齐全、室内布置完毕之后，鲁宾斯坦又通过友人的引荐，雇用了一个仪态不凡、年轻谦逊的男仆法兰西奥·戴拉兰德。这人30岁光景，善解人意，侍候周到，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在这一期间，鲁宾斯坦还出任了两次钢琴大赛中的评委。一次是参加日内瓦的一个评委会。四个评委除他之外，其他三人是：美国钢琴家恩耐斯特·谢凌、法国钢琴家亚佛烈德·柯尔托和慕尼黑的潘包尔教授。另一次则是经由柯尔托推荐，巴黎音乐学院院长亨利·拉宝聘请鲁宾斯坦担任该院一年一度的钢琴大赛评委。当时除拉宝院长担任评审团主席和另几位音乐学院教授被聘为评委外，院外的评委只有柯尔托和鲁宾斯坦两位钢琴演奏家。
1927年夏，鲁宾斯坦在繁忙的巡回演出之余，在杜维尔休息了一阵，又去威尼斯玩了几周，便回到蒙玛特利区拉咸南路15号家里，开始准备秋季演奏会的节目。
巴黎音乐经纪人华玛赖特为钢琴家在佳符音乐厅宣布了三场独奏。鲁宾斯坦准备的节目有：普朗克为他谱写的《巴黎之旅》、米约的《巴西感伤组曲》和在波兰音乐节中演奏过的四首许马诺夫斯基的《玛祖卡舞曲》。出乎鲁宾斯坦意料之外的是，听众十分欣赏《巴黎之旅》，对米约和许马诺夫斯基的作品却反应冷淡。对此，鲁宾斯坦丝毫不感到气馁，因为后两位作曲家是在经过一番极大的拼搏之后，才最终赢得了大众的赏识的。不过，鲁宾斯坦本人对这三场音乐会倒觉得十分满意，不仅门票全部售光，有不少听众还买了站票。
因而，把这一切都认定为“辉煌的胜利”，也是不算过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