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巨人聚在一起，大概只有在开会时才能出现，通常是在大会堂里。而这幅作品上四位领导人满面春风，气氛祥和，所处的环境也比较独特。摄影师抓拍得也恰到好处，不仅四人的表情雍容自然，而且构图庄重而不呆板、饱满而不拥塞，是一幅各方面都非常恰到好处的伟人合影。看着这幅照片，人们很难想象，此后的不长时间里，这几位领导人的境遇却截然不同：两年后，刘少奇就被打成“叛徒、工贼、内奸……”根本没机会出现在公众面前，最后竟然饱受折磨、死无葬身之地。直到刘少奇去世，他也没有看到这幅照片。另一位朱老总，虽然在世在位，却也在照片这个说明问题的“待遇”中忽上忽下，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被删掉，直到“文革”后期，这三位领导人才集体亮相，而打倒“四人帮”之后，这幅照片中的四位巨人才完整地亮相。政治风雨吹打着这幅照片，让这幅经典之作又多了一个朦胧而悲壮的故事。
这是新华社记者安康在1964年11月拍摄的，是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专程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归来，毛、刘、朱亲自到机场迎接。此次赴苏，虽然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进行了会谈，但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已十分紧张的苏中关系并未得到缓和，而且分歧越来越大，直到后来兵戎相见。当时毛泽东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硬外交原则，才组织了这次“超级规模”的迎接，仪式后面向全世界暗示的潜台词是：中国决不看任何人的脸色！
如此重要的仪式，其他人自然不敢怠慢。新华社摄影部中央组竟派了杜修贤、吕厚民、郑小箴和安康四位“摄影大将”，到场的其他国内外记者也不少。按惯例，总理下飞机后有人献花，然后毛主席等人才走上去握手寒暄，记者们忙于拍摄，几分钟后就都走了，整个仪式也就结束了。这期间你能拍上就拍了，没有也就过去了，绝不可能再有机会补拍。
好在记者们都有训练，像这种活动早早就目测好距离，胶卷、相机、闪光灯之类早已准备妥当，绝不敢有丝毫懈怠。平时他们就练习对焦之类的基本功，但在巨人面前，仍然会紧张的。据安康回忆，当时的老记者齐观山就常说：“闪光灯一亮，我的头发就会白了一根！”安康用的是莱卡M3，装的广角头，还有一台禄莱相机。他站的位置正好在四人的中间，握手，献花，问候，一切似乎是按部就班，例行公事。马上就要走了，其他记者也都离开了，不知为什么，安康仍然在等着，突然，整个仪式的高潮出现了：不知道谁说了句什么话，四位巨人一起笑了起来，安康的快门也同时按了下去！
那时候我只顾拍照，哪里知道他们说什么啊，每次拍下来都是满头大汗，紧张得要命。而且我们连说明都不用管，早有新华社文字记者去了，报纸的照片位置早都留着呢，我的任务就是赶快去发稿。那次我是机动记者，本应是杜修贤发稿，因为他是专职跟总理的。我冲了胶卷后就放了起来，结果吕厚民（那时他是驻中南海的专职摄影记者）说，老安不是也去了吗？拿来看看。我拿出来一看，他们就认为这张好，快快，赶快发稿！交给编辑后就没我的事了。至于怎么发，怎么裁都不是我们操心的事。第二天一见报，原本是四个人的横画面，成了毛主席和周总理两人在交谈的竖画面。那时“文革”还没开始，为什么不把四个人的用完整呢？我也不知道。
从此，这张照片的见报频率越来越高，但是画面经常不一样：有时是两个人的，有时是三个人的，还有时是一个人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这张照片的完整画面才出现，后来印了大量的印刷品，我知道的许多家庭里都有这幅照片的印刷品。当时拍的是黑白的，印刷品上是彩色的，新华社的图片社还大量地复制放大，各地来买照片的人在图片社外面排成长队，一直排到马路上，好不热闹。有一次我去医院看病，大夫叫号时喊“安康”，这时有的人听见了，大夫就介绍说这是拍飞机场领袖像的作者，结果一大帮人围过来问这问那，我不好意思，也很感动。
安康走在最后，就拍到了这幅绝版珍品。
照片上的人物命运也是亿万人民所关心的。此后不久，刘少奇被打倒，照片再发表时自然不能出现，剩下的三位巨人也在1976年同一年内逝世，造成了中国政坛的地震，这幅作品也就成为四位领袖在一起的稀世之作。四位领袖在一起的其他照片也有，但都没有这么感人，这么经典，这样有时代特征。有意思的是，这幅照片中，四人的位置很松散，情绪却很集中，这使得通过暗房特技去掉哪位的难度降低了一些，加之制作人员的高超技术，即使去掉了刘少奇，也还是给人以天衣无缝之感。
周总理逝世后，这幅照片发表时成了一个人的画面，1976年三位巨人同时逝世，发表时三人同时出现，那一年这幅照片卖得特多在中国图片社门口，买照片的人们排成了大队，人们是怀念，还是有别的含义？总之，这幅照片进入了千千万万个家庭。这三人的照片还被印成了邮票，进入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至今安康还保存着这三个人在一起的底片，当然这是从那四个人中剪裁出来的。打倒“四人帮”后，人们终于看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于是，这幅照片再次成为图片社的热销货，热销归热销，报酬之类的就和安康没什么关系了。从发表至今，安康没有收到过几份像样的稿费，而且熟人经常跟他要，他还得自己掏钱洗出来送给大家。
我当图片社副经理一点光也没沾上，净贴钱了。照片刚发表时还署名，后来就不署名了，说是要防止名利思想。那时大家也没什么可说的，都发扬风格。当然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了。我还曾经接到过来信，说我拍了一张好照片，为人民办了件好事。我当然没有那么伟大了，这表明了人民对领袖是爱戴的。
十多年后，新的国情令各个领域的讨论向“实事求是”迈进了一步，这幅照片的反复修改，也成了有关新闻摄影真实性讨论中的典型案例。类似的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彭真在十三陵水库劳动》，这幅照片发表时有毛主席和彭真，“文革”时再发表就剩下主席在劳动，彭真被修掉了，修的技术还挺高，几乎看不出来。还有其他一些假照片，曾经无数次地发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意识。当年发稿的编辑或者批准者现在已经无从查访，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怎样发表这样一幅重要的照片绝不是一个编辑或记者所能决定的。尤其是在一个国家通讯社里。
安康的摄影生涯比较长。他1925年生，是河北定州人，早年参军，先后在华北野战军、兰州军区，1955年去了朝鲜，后来到公安部政治部工作，再后来到新华社北京分社、陕西分社，之后到中央组，以后到越南分社，离休前在中国图片社任副经理。
当年他去部队搞摄影时，首长跟他说，干摄影就别想当官，部队里有各级首长，就是没有摄影团长、摄影旅长，选择了摄影就是选择了吃苦。尽管没有“摄影大官”，但一幅或几幅作品流传于世，成为经典，会使一个摄影记者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价值不亚于一个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