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的先驱是沙飞，尤其是早期的军事摄影以及中国革命摄影队伍的培养等等都有着沙飞的许多影响。他拍的许多战地摄影作品都成为珍贵的史料。但是他本人却在很多年里没能得到正确的对待，对他的死也是长期避而不谈，使后人很难了解真正的沙飞。现在可以知道，沙飞是在患病期间由于精神上失控，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共产党员医生。由于外国医生是来帮助中国革命的，因此杀害日本医生的负面影响无法消除，所以沙飞在1950年1月10日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年仅38岁。一位当年目睹这一幕的女兵告诉了沙飞的孩子们，情景是这样的：
1950年3月4日的清晨，石家庄郊外的荒野上，一个中年人身穿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他低着头，背着手，步履坚定，神态自若。一个持枪的军人对他打了立正，并无限深情、无限惋惜地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无奈地举起了枪，中年人应声倒地。被枪决的和执行枪决的都是解放军军人，而前者竟是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伟大先驱38岁的沙飞。
两个军人走过去，慢慢地将沙飞的尸体翻过来，用纱布擦干净他头上的血迹与黄土，正了正他的军帽，整了整他的军服，在新做好的棺材中铺上一条绿军毯，然后轻轻地把他抬入棺内。第二天那里隆起了一座黄土新坟，墓前插着一块木牌，上书“沙飞之墓”。
今天看来，将资历、作品、才气综合到一起考虑，沙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革命摄影的奠基人”。他早在1936年就因报道鲁迅逝世前后这一重大事件而闻名于中国文化界。1937年他参加八路军，在中国首先倡导摄影是暴露现实、帮助人理解自己、改造社会的最有力武器这一先进观点。他短暂的一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照片。
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沙飞死刑。原因是沙飞在住院治疗期间患了精神病，在不能自控的前提下枪杀了为他治病的日本共产党员医生。由于这一事件，致使沙飞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位置非常尴尬，直至1986年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撤销了当年的判决，认为沙飞在精神病状态下不应负那样的刑事责任。
沙飞去世半个多世纪了，他的孩子们整理了许多资料。沙飞的女儿王雁的回忆，让我们得以更多地了解这位很有激情的革命者的经历。
1950年3月4日，我的父亲在石家庄告别人生时，带走的惟一东西，就是他在1936年10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
沙飞于1912年5月5日出生于广州，原名司徒传，祖籍广东开平。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他努力钻研。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开始拍摄富有人道主义的照片。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加入上海黑白影社。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1914年6月到访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族一青年用手枪打死的场景，这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当时一个摄影记者的照相机一直打开着，保持随时可以拍摄的状态，他拍下了这历史的场面。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
1936年9月沙飞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上，沙飞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文中写道：“……最后的一天10月8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轻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冲洗放大后，沙飞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其中的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幅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写的是：“（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60多年后，周海婴发现了照片背后的字，亲自翻拍并送给了我。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沙飞的战友石少华（摄影家）曾回忆他说过的话：“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轻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的兴奋之际，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那张照片。
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119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先生的祭品。
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
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
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生活星期刊》、《良友》、《中流》、《时代画报》、《光明》、《文季月刊》、《广州民国日报》、香港《大众日报》等先后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及《鲁迅遗容》等照片。
鲁迅先生走了，摄影家“沙飞”诞生了。
沙飞曾对画家、族亲司徒乔说，在鲁迅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十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
《广西日报》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
“……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
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
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恢复军籍党籍。
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
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
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70年。
（尾声）
2004年5月20日沙飞诞辰92周年之际，在他去世的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了沙飞铜像揭幕仪式。
艺术家的一生也许是注定要坎坷的，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沙飞以一种传奇般的方式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从此无声无息，默默地长眠，听凭着岁月冲刷着自己曾经拥有过的辉煌，然而真正的业绩是不会被埋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