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态度”
对“态度”的论述，更是直接表现了李渔对内美的赞赏。李渔认为，美女之所以有魅力，虽不能说无关于外在的美色，但更重要的则在于内在的媚态。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可抵六七分。若以六七分姿色而无媚态之妇人与三四分姿色而有媚态之妇人同立一处，则人只爱三四分而不爱六七分；若以二三分姿色而无媚态之妇人与全无姿色而只有媚态之妇人同立一处，则人只为媚态所动而不为美色所惑。因此，态度之于颜色，不只于以少敌多，简直是以无敌有。态度是什么？简单地说，态度就是一个人内在的精神涵养、文化素质、才能智慧而形之于外的风韵气度，于举手投足、言谈笑语、行走起坐、待人接物中皆可见之。李渔所讲的那个春游避雨时表现得落落大方的中年女子，正是以她的态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论年岁，她已三十许，比不上二八佳人；论衣着，她只是个缟衣贫妇，比不上丝绸裹身的贵妇人。但她在避雨时表现得却是气度非凡，涵养深厚。雨中，人皆忘掉体面踉踉跄跄挤入亭中，她独徘徊檐下；人皆不顾丑态拼命抖擞衣衫，她独听其自然。雨将止，人皆急忙奔路，她独迟疑稍后，因其预料雨必复作。当别人匆匆反转时，她则先立亭中。但她并无丝毫骄人之色，反而对雨中湿透衣衫的人表现出体贴之情，代为振衣。李渔感慨地说：“噫，以年三十之贫妇，止为姿态稍异，遂使二八佳人与曳珠顶翠者皆出其下，然则态之为用，岂浅鲜哉？”这就是“态度”的魅力！而中国人特别讲究的，也就是这种态度，这种内美，这种风韵，这种人格、志趣、精神情操和道德涵养，总之一句话：精神美。
《修容》题解
“三分人材，七分装饰”，“人靠衣裳马靠鞍”，流传在民间的这些俗语，都是讲人需要修饰打扮，也愿意修饰打扮。李渔在《修容第二》这部分里正是讲女子如何化妆，如何把自己的仪容修饰得更美。
提起化妆，那在中国的历史可就长了。前面我们曾引述过《诗经·伯兮》“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之容”那几句诗，那里讲的就是化妆，而且还讲到化妆品“膏沐”，说明那时的化妆已经相当讲究，人们（尤其是女人）已经有意识地借助于外在的物质手段和材料（如“膏沐”之类）对自己的皮肤或头发进行美化。稍后，在屈原的《离骚》、《九歌》、《九章》等诗篇中，都一再涉及修容的问题。譬如《九歌·湘君》“美要眇兮宜修”句，就是说的湘夫人打扮得很美，“宜修”者，善于打扮也。《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带女罗”句，也是说“山鬼”（有人认为即是楚国神话中的巫山神女）以美丽的植物来装饰自己。汉代民歌《孔雀东南飞》和《陌上桑》以及南北朝时民歌《木兰诗》更是大量谈到化妆，如“新妇起严妆”、“对镜贴花黄”等等。到唐代，化妆技巧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唐·崔令钦《教坊记》记载，歌舞演员庞三娘年老时，面多皱，她在面上帖以轻纱，“杂用云母和粉蜜涂之，遂若少容。尝大酺汴州，以名字求雇。使者造门，既见，呼为恶婆，问庞三娘子所在。庞绐之曰：‘庞三是我外甥，今暂不在，明日来书奉留之。’使者如言而至。庞乃盛饰，顾客不之识也，因曰：‘昨日已参见娘子阿姨。’”宋元明清的诗词文章里写到化妆的更是不计其数。但像李渔这样深入细致地谈化妆，并不多见。
李渔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即修容必须自然、得体，切勿“过当”。譬如，“楚王好细腰，宫中皆饿死；楚王好高髻，宫中皆一尺；楚王好大袖，宫中皆全帛”，这就是“过当”。女子为了以自己的“细腰”讨楚王喜欢，竟至于少吃而“饿死”，这就太离谱了！这使我想到现在的一些女孩子为了苗条而拼命减肥，以致损害了健康，甚至要了命。这正是李渔当年所反对的。
怎样“洗”“梳”
盥栉即洗脸梳头。有人说，洗脸梳头，谁人不会？哪个不晓？这里面还有学问？
是的，这里面大有学问在。譬如说，有的人脸上爱出油，倘若她化妆时不用肥皂把油垢彻底清洗干净，那么，她搽粉涂脂时，必然白一块、黑一块、红一块。轻者，脂粉不均匀；重者，成个大花脸。李渔指出洗脸必须注意去油，确实抓住了要害。这对现代女子化妆，也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意见。
说起梳头，那讲究就更多了。无论在我国还是外国，头发历来在人们，特别是妇女的容貌审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古代西方，例如罗马，某皇后的发型就曾经成为当时妇女效仿的榜样；在现代东方，某演员的发式也会成为今天女孩子追求的时尚。我国古代，不少女子因头发之美而倍受赞扬，有的甚至坐到皇后的宝座上去。例如，东汉明帝刘庄的皇后的头发就特别长而美，《诚斋杂记》中说她的头发“为四起大髻，髻成，尚有余发绕髻三匝”。《陈书》中记载，南朝陈后主的妃子张丽华因美而得宠，而其头发特美：“张丽华发长七尺，鬓黑如漆，其光可鉴。”还有一个故事，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就是因为头发美而起家的。卫子夫原是平阳公主家的一个歌女，武帝到平阳公主家去玩儿，卫子夫唱歌挑逗皇帝，“上（皇帝）意动，起更衣，子夫因侍，得幸。头解，上见其发美，悦之，遂纳子夫于宫，后立为后”。
女子的发型历来十分讲究，而且随时代的推移，不断花样翻新。下面，我从清代乾嘉之际学者王初桐《奁史》卷七十一《梳妆门一》中辑取一些材料，以使读者对我国古代女子发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周文王令宫人作“凤髻”，其髻高；又令宫人作“云髻”，步步而摇，曰步摇髻。汉武帝令宫人梳“堕马髻”，《陌上桑》所描写的美女罗敷“头上倭堕髻”，据考即“堕马髻”，其髻歪在头部的一侧，似堕非堕，这种发型，由于宫中的提倡，在汉代大概女子十分喜欢也十分流行。汉代辛延年《羽林郎》诗中有“两鬟何窈窕”句，鬟，即环形的发型。三国魏文帝曹丕的皇后甄氏入宫后，据说宫中有一条蛇，口有赤珠，不伤人，每天甄氏梳妆时，这条蛇在甄氏面前盘结成一个髻形，甄氏即仿效它而梳妆自己的发型，号“灵蛇型”。《木兰诗》“当窗理云鬓”的“云鬓”，就是梳得像云一样的发型。北齐后宫女官八品梳“偏髻”（发覆目也，即头发盖住了眼睛）。隋炀帝令宫人梳“八鬟髻”、“翻荷髻”、“坐愁髻”。唐末妇人梳发，以两鬓抱面，为“抛家髻”。明代嘉靖年间，浙江嘉兴县有一个叫杜韦的妓女“作实心髻，低小尖巧”，“吴中妇女皆效之，号韦娘髻”。李渔在本款中也提到当时的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等发型。此外，少数民族妇女也有自己的发型。《广西通志》中说：“蛮女发密而黑，好绾大髻，多前向，亦有横如卷轴者，有叠作三盘者。”《粤述》中说：“瑶僮妇人高髻，置于顶之前畔，上覆大笠。”《蛮书》中说：“望蛮妇女有夫者两髻，无夫者顶后为一髻。”《南夷志》中说：“施蛮妇人从顶横分其发，前后各为一髻。”
妇女的发型，是人们审美观念的物化形态之一。从发型的演变，也可以看出人们审美观念的变化。例如，古代妇女的那种“高髻”，现在很难见到了，人们大概也不怎么喜欢了。现代女子（特别是运动员）的那种“男式短发”，大概在二三十年代是不会出现的，在古代更是不可能的。当然，梳什么样的发型，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别人无权，也不应横加干涉。李渔所反对和所提倡的种种发型，只是他个人的见解而已，不足为训。尤其他所提倡的所谓“云”型、“龙”型（飞龙、游龙、伏龙、戏珠龙、出海龙等等），太矫揉造作，更不可取。
“熏陶”和“点染”的学问
熏陶，是谈如何给人气味上的美感。每人都会有每人的气味，个别人甚至会有某种异味，其他人闻起来会感到不舒服的。去掉异味，给人嗅觉上一种舒服感，这也是人际交往中的一种礼貌。但李渔在这里所讲的，是从男子中心主义出发对美女的“享用”，这在今天看来就十分腐朽了。男女天生应该是平等的，在男女交往中，一个臭哄哄的女子对她的男伴来说固然是不礼貌的；一个臭哄哄的男子对他的女伴来说同样是不礼貌的。因此，那种具有男尊女卑观念，甚至视女子为玩物的人，首先应该去掉那些腐朽观念的“异味”、“臭味”，接受现代男女平等观念的“熏陶”，使自己的人格、品格变得“香喷喷”的。
通常一说到修容或者化妆，立刻会想到在面部涂脂、搽粉、点口红等，这就是李渔所说的“点染”；一般说，这是人们修容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从历史传统来说，是女子修容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在男权主义的社会里，大概中外都如此。当然，是否女子天生爱修容？也许有这种因素？我把握不准。
西方古代关于修容的情况，我没有考察，不敢枉加评说；但从直观上说，我所见到的现代西方女子之讲究修容，那是远胜于中国人的。关于修容，他们也进行了专门研究，出版了各种着作。我手头就有一本琳达·杰克逊女士着、关平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的《仪表美》，里面详细论述和介绍了不同肤色，不同眼睛、头发颜色的人，应如何根据色彩学原理、色彩心理学原理，根据体型胖瘦、高矮，选择自己的化妆（“点染”）色彩以及服装色彩和线条。
我国古代女子之讲究“点染”，也达到了十分精细的程度。光脸面和眉的画法，即不同的妆型和眉型，就数不胜数。《奁史》中多有描述。先说妆型。有所谓“晓霞妆”传说魏文帝曹丕“在灯下咏，以水晶七尺屏风障之。夜来至不觉，面触屏上，伤处如晓霞将散。自是宫人俱用胭脂仿画，名晓霞妆”。有所谓“梅花妆”传说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经三日，洗之乃落。自后宫女竞效之，称梅花妆”。这里所说梅花落额上而拂之不去，不可信；但画成梅花似的妆型，是可能的。一所谓“泪妆”“明皇宫中嫔妃辈施素粉于两颊，相号为泪妆。”又，宋理宗“宫中以粉点眼角，名曰泪妆”。还有所谓“醉妆”、“啼妆”、“额妆”、“眉妆”、“面妆”、“酒晕妆”、“桃花妆”、“飞霞妆”、“半面妆”、“瘢如妆”等等，不一而足。眉型也很多。据说，“秦始皇宫人悉红妆翠眉”；汉武帝时有所谓“连头眉”；《西京杂记》中说“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时人效之，画远山眉”；东汉桓帝时，京都妇女作“愁眉”；唐明皇时女人眉型有十种之多，如“鸳鸯眉”、“小山眉”、“五岳眉”、“三峰眉”、“月棱眉”、“分梢眉”、“涵烟眉”、“拂云眉”、“倒晕眉”等等。另从唐代诗人朱庆馀绝句《闺意献张水部》用汉代张敞为妻画眉的故事而写的诗句：“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可以看出当时女子画眉之胜、之精、之赶时髦。
《闲情偶寄·声容部·治服第三》
《声容部·治服第三》
“治服第三”三款谈首饰美和服装美，这是《闲情偶寄·声容部》中最精彩的部分之一。
在正文之前的这段小序中，李渔谈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服装的文化内涵。人的衣着绝不简单的是一个遮体避寒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李渔通过对“衣以章身”四个字的解读，相当精彩地揭示了三百年前人们所能解读出来的服装的文化内容。李渔说：“章者，着也，非文采彰明之谓也。身非形体之身，乃智愈贤不肖之实备于躬，犹‘富润屋，德润身’之身也。”这就是说，“衣以章身”是说衣服的穿着不只是或主要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遮蔽人的肉体从而起防护、避寒的作用，而是主要表现了人的精神意义、文化蕴涵、道德风貌、身份作派，即所谓“智”、“愈”、“贤”、“不肖”，“富”、“贵”、“贫”、“贱”，“有德有行”、“无品无才”等等。三百年前的李渔能作这样的解说，实属不易。今天，服装的文化含义已经很容易被人们所理解，甚至不需要通过专门训练，人们就可以把某种服装作为文化符号的某种意义指称出来。这已经成为一种常识。譬如说，普通人都会知道服装的认知功能，从一个人的衣着，可以知道他（她）的身份、职业，进一步，可以知道他（她）的民族、理想、爱好、追求、性格、气质等等。再譬如，人们很容易理解服装的审美功能，一套合身、得体的衣服，会为人增娇益美，会使一个女士或男士显得光彩照人。再如，服装还可以表现人的情感倾向、价值观，特别是服装还鲜明地表现出人的性别意识，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男女着装都表现出很大差别。等等。
服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随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从新石器时代的“贯头衣”，秦汉的“深衣”，魏晋的九品官服，隋唐民间的“半臂”，宋代民间的“孝装”，辽、西夏、金的“胡服”，明代民间的“马甲”和钦定的“素粉平定巾”、“六合一统帽”，清代长袍外褂当胸加补子的官服，民国的中山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列宁装，当前的五花八门的时装，等等，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
《首饰》
首饰，顾名思义，就是戴在人头上的装饰物。一般地说，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首饰首先主要是戴在女人头上的装饰物（李渔说“珠翠宝玉，妇人饰发之具也”）。这种“女士优先”或“女士特权”，除了女士“天生”特别爱美这种有待论证的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这是男人把女人当作自己的审美享受对象的一种表现。女人戴首饰，也许有一部分原因是女人自我欣赏，但由于整个社会男权观念的主导地位，所以戴在女人头上的首饰，反而更多的是为了男人，是女人戴给男人看的。因此，这不是女士的光荣，而是女士的悲哀；不是对女士的尊重，而是对女士的歧视。
李渔专列一款阐述首饰的审美价值以及首饰佩戴的美学原则。人（尤其是女人）为什么要佩戴首饰？可以用李渔的一句话四个字概括之：为了“增娇益媚”。这也就是首饰的美学价值（也就是其主要价值）所在。如果有的人仅仅看重首饰的经济价值，满头都是价值连城的珠宝、金银，并以此来夸富，那就走入误区。李渔批评了首饰佩戴中那种“满头翡翠，环鬓金珠，但见金而不见人”的现象。反对佩戴首饰时“不论美恶（丑），止论贵贱”的态度，提出要“以珠翠宝玉饰人”，而不是“以人饰珠翠宝玉”的基本原则。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突出人的主体性。这个思想是很精彩的。
李渔还总结了首饰佩戴的一些形式美的规律。如，首饰的颜色应该同人的面色及头发的颜色相配合，或对比，或协调，以达到最佳审美效果。李渔说，为了突出头发的黑色，簪子的颜色“宜浅不宜深”。再如，首饰的大小要适宜，形制要精当，使人看起来舒适娱目，李渔说，“饰耳之物，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而且首饰的佩戴要同周围环境和文化氛围相协调，李渔接着说，“此（耳坠或耳环）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若配盛装艳服，不得不略大其形，但勿过丁香之一倍二倍；既当约小其形，复宜精雅其制”。此外，李渔还提出首饰的形制“宜结实自然，不宜玲珑雕琢”，以佩戴起来“自然合宜”为上。假如方便，女子能够随季节的变化，根据“自然合宜”的原则，摘取时花数朵，随心插戴，也是很美、很惬意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