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行程途经莫斯科，只停留了几个小时。因为要赶路，春天到了，冰冻开始消融道路很快就要变得泥泞难走。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亚历山德娜·格丽戈里耶芙娜这次见面时间很短。他得悉她惟一的一个妹妹出嫁了，亚历山德娜更是孤孤单单只有形影相吊了。告别时他邀请她到萨拉托夫，虽然他并不太相信她会去。
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米哈伊洛夫不在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能等待他，一个半钟头以后，冈察洛夫的马车便向喀山城出发了。
马车夫对乘客说，这样的季节乘车是很危险的。特别是行驶在伏尔加河的支流上，小河水温较高，冰已开始解冻。乘客听后有点慌，让马车夫放慢速度。
傍晚时分到达喀山城，乘客想立刻渡过伏尔加河，好明天一早赶路。但是人家不让马车过河，要他们在驿站过夜，等明晨河面冻得坚实点再走。
第二天清晨，风吹云散，路也干了，水洼上面结了一层薄冰。马车尽量绕过冰窟窿和裂缝，一步一步缓慢向前移动，费了好大劲终于到达对岸的马车店。
从喀山到辛比尔斯克这段路最难走，足足花了两天两夜。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为，过了辛比尔斯克，到萨拉托夫这段路他只好一个人独走，不会再有同伴。但米纳耶夫决定到萨拉托夫处理一件私事，就可以同行到终点了。
辛比尔斯克的邮政局长，建议他们在城里小住几天。等道路情况好转，过河就容易一些。他们照着办了，与其被困在野外，倒真不如在城里多留几天。
经过多日的跋涉，马车终于在4月上旬的一天，到达了萨拉托夫城。
回到家乡，他没有立刻到学校去上课，因为学校的假期尚未结束。
车尔尼雪夫斯基住在顶楼上。透过窗户能看到宽阔的伏尔加河、葱绿的江心小岛、对岸的波克罗夫镇、还可以隐约看到岬上的乌韦克村。
刚回来的头几天，他忙于熟悉环境，和旧日友人见面，看望老同学，拜访未来的同事。他并不打算在萨拉托夫扎根，对家人对朋友和学生，都不隐讳自己的想法。萨拉托夫中学仅仅是一种过渡，只会是短期的；他真正的希望不在这里，而在彼得堡。
回来大约两个月，他在给米哈伊洛夫的信中就写道：
“您觉得下诺夫哥罗德城太偏僻，我在此地的这种感觉更甚。我希望能更快地结束自己的事，而一旦把事情结束，我便可以溜回彼得堡。”
离开彼得堡的前夕，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向老师斯列兹涅夫斯基许下诺言。到萨拉托夫以后，他不放弃编年史词典的工作。编完词典，他还要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后将献身于大学的学术研究。斯列兹涅夫斯基教授则介绍他认识一位基辅大学的副教授。此人名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科斯托马罗夫，是个绝顶聪明才华横溢的人，写了许多论述俄国历史的优秀著作。因在基辅参加了基里尔——梅福季协会，这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秘密政治组织，于1847年3月被捕。在彼得保罗要塞被囚禁一年，尔后，被放逐到萨拉托夫城，直到现在还在这里居住。
回到萨拉托夫后，车尔尼雪夫斯基立刻去拜访这位被流放的副教授。
科斯托马罗夫年龄比他大得多，已将近34岁。他的母亲原是农奴，现在和他住在一起。当时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在省公署里挂名当翻译，实际上根本无东西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经常到他们家去，很快就熟悉了。他们有时进行热烈的争论，有时平心静气探讨学术问题。空闲了或下棋，或一起漫游郊外。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天天见面，很快成了好朋友。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开诚相见，几乎无话不谈。当然把基里尔——梅福季协会的详细情况都讲了。
科斯托马罗夫非常热爱历史科学，丢不开自己的专业。他等待着有朝一日当局能允许他离开这里到省城去居住。最好是允许他回原来的部门工作，哪怕不当教授，做做图书馆员或杂志编辑之类的工作也行。他试图写作，但成果得不到发表。他写过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贵族的解放战争史专著，但书刊检查机关把它删削得不成样子。他不想糟蹋自己的著作，把它扔进了写字台。这部历史专著，对17世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的状况、及其同俄罗斯的合并，作了崭新的阐述。从此他长时间不想再写东西。
科斯托马罗夫对年轻的中学教师的印象，在其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述：
“命运促成我和他之间，建立了非常友好和密切的关系。不过我们的信念不完全一致，经常发生矛盾和争论。我们的交往从萨拉托夫开始，持续到彼得堡，直至大学生游行示威引起的事件之后我们才彻底分手。车尔尼雪夫斯基才华超群，富有吸引力，为人质朴、谦虚、厚道，知识渊博，思想敏锐”
是的，他们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当时就有明显分歧，这导致他们日后关系破裂；但认识这位博学多识的学者，年轻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非常高兴。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杂志上，多次称赞科斯托马罗夫的历史著作。直到晚年，他还在自己所翻译的韦伯《世界史》第十一卷的附录中，引用了科斯托马罗夫著作里的论述。并加了个注释：“德国学者认为科斯托马罗夫是俄国当代最卓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希望准备钻研俄国历史的青年人，细心地研究科斯托马罗夫的观点。”
不过，他也恰如其分地批评了他政治观点上的局限性。只要一涉及斯拉夫各民族的命运问题，涉及宗教的作用以及对待当权者的态度，两人就争论不休。
3 中学当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该登上讲台为人师表了。
在进入中学执教前，他已经具备了一些教学经验。他曾在彼得堡的一个大官沃罗宁家当过家庭教师。离开彼得堡之前，他又在彼得堡第二武备中学教了大约三个月的书。所以到萨拉托夫中学教语文，并不完全是一名新手。
一到学校他就发现，这所中学的学生颇有教养、尊敬师长、文明有礼。这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至于对老师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
“如果考虑到他们总还是在大学里混过的人，那就既可悲，又可笑了。他们除了学生的练习本，对什么都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也许其中有一位多少有点文化修养，而其余的几乎全都处在童稚状态，就像还没有尝到智慧树上的果子的亚当一样。”
他引用的“智慧树”，是圣经上的一则典故。圣经里说，伊甸园中有一棵树，凡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能和神一样知道善恶是非。人类的始祖亚当和他的妻子不听神命，偷吃了这棵树上的果子，便心明眼亮了，能辨善恶了。为此就触怒了耶和华先生，被驱逐出了伊甸园。
至于这所中学的校风，令人实在不敢恭维。和帝俄时代许多学校一样，奉行专制主义治校，体罚制度盛行。校长和教员辱骂、鞭打学生是家常便饭。教学方式有如填鸭，强迫学生死记硬背，注重形式主义。教材内容陈腐过时，绝对不允许加进一点新东西。
车尔尼雪夫斯基给这家因循守旧的中学，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
他上头几堂语文课就很新颖，对学生的人格非常之尊重。学生们大开眼界，一个个惊异不已。他的课堂上，死背硬记的现象没有了，学生可以开动脑筋，畅所欲言。讲授的方法生动活泼，引导学生阅读、鉴赏、分析优秀的俄国文学作品。
有一个姓沃罗诺夫的学生回忆：
“他朗读茹科夫斯基的诗时，给我们的印象特别强烈深刻。当时我们这些富于幻想的孩子，特别喜爱茹科夫斯基的诗作。我记得，童话诗《鲁斯捷姆和佐拉布》，使我们感动得哭了。当然，他朗读得非常出色，很有感情。”
这个沃罗诺夫，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熏陶感染，50年代成了恩师的秘书，并为《现代人》杂志撰稿。
另一个名叫扎列斯基的学生的回忆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很善于朗读，读得引人入胜：
“他进入人物的角色，根据不同的内容变换声音和动作，仿佛在亲身经历作品所写的事件。他就是这样朗读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冈察洛夫的《平凡的故事》、茹科夫斯基的诗歌，以及其他作品的”。对于这些大作家，那里的学生以前知之甚少。这所中学的课程教得很肤浅，学生对历史、地理以及其他社会科学，了解得很差。他便不局限于课本，利用一切适当的机会，撇开陈旧的教材，补充许多新内容和相关的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
作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认为教师的职责，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用先进的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养学生崇高的信念和社会实践知识。他在讲授进步文学作品时，有意联系到残酷的农奴制、不公正的法庭、落后的教育制度等等。公开谈论这些，当时都是犯禁的，可是学生从中了解了许多新东西。
他还注意开发第二课堂。有时邀请高年级学生到自己家里，把藏书借给他们阅读。和他们一道读文学谈历史。偶尔邀请科斯托马罗夫来辅导，因为他是历史学家。另一种方式是组织小型座谈会，让学生讨论上次作文的优缺点，吸引每个学生发表看法各抒己见。他通过这些办法，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和阅读的能力，教学水平大有提高。
他像一个辛勤的园丁，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了真理的种子。他付出的心血和汗水，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大家非常喜爱这位语文教师，迫不及待地等待他上课。只要他登上讲台，整个教室雅雀无声。连最调皮捣蛋的孩子也竖起耳朵注意听，生怕漏掉一句话。
每天课后放学回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前呼后拥，跟着大群学生。他同这些孩子亲切交谈，了解他们家人的健康情况，打听他们的住址，和他们开玩笑，同到家门口的孩子握手告别。到了夏天，傍晚时分车尔尼雪夫斯基总要出去散散步。他看到学生在院子里嬉戏时，也走进院子同学生一块儿玩。他兴致勃勃，尽量游玩。太累了便坐到树墩或木板上，同孩子们随便聊天
然而，这种对旧教育制度的离经叛道，引起了顽固势力的憎恨和反对。反对最激烈的是校长梅耶尔。
这个梅耶尔迂腐而专横，对顶头上司百依百顺。对教员和学生则粗野暴躁，动辄发火。只准许教师按照上司规定的框框讲课，容不得半点新思想新方法。经常可以听到他大声训斥学生：
“如果明天你还不理发，我就叫人敲着锣当众把你的头发剪光！你这个小流氓！可恶的进步分子！”
他平时抖起做官的架子，决不会在俱乐部同官衔在五品以下的人打牌。这种类型是沙皇尼古拉时期学校管理人员的代表人物。当时学生中流行着一首讽刺打油诗，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领章制服身上穿，
老师脸色多难看；
校长大人管得宽，
简直叫人心厌烦！
这样的校长，不可能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发生磨擦。
当梅耶尔发现这位语文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的作品时，就开始暗中监视他的活动。上语文课时，经常偷偷摸摸站在教室门外，从门缝窥视里面的动静。有时干脆直接闯进课堂，无礼打断教学。某次，当着学生的面对督学说：
“这个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这样随便？他在记分册上竟用铅笔打分。请吩咐学生把墨水给他送去。”
当学生送去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
“这样做学生的知识并不会增长”
有一回出现了这样的场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正讲到精彩处，梅耶尔突然闯进教室，打断了教学：
“别讲了，请向学生提问功课。”
车尔尼雪夫斯基答得不卑不亢：
“我还没有讲解完。请允许我先解释完，然后才按您的要求向学生发问。”
梅耶尔转过身，一言不发便走出教室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看到梅耶尔走进教室，讲课便嘎然而止。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校长大人，使他狼狈不堪。
“您这是干什么？请继续讲下去。”校长说道。
“不行，我太累了；再说学生也累了，得让他们休息休息”
终于，两人之间的矛盾爆发了。
考试时，校长对这班学生百般刁难，故意挑剔，压低学生的分数。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愿向校长让步。他非常清楚，梅耶尔对学生的挑剔，实际是对他本人不满。他不等考试结束，愤而退出课堂以示抗议。
小小的萨拉托夫城里一时流言纷起，说语文教师利用课堂鼓吹革命。
这当然是出自梅耶尔之口。因为他曾不只一次对老师们说：
“有人简直是在搞自由化！公开给学生讲法国革命，我会因为他而被送到堪察加半岛去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心里有数，他不得不离开这所中学。
这种停滞、保守、闭塞、压抑的环境，他早已无法忍受。而且，教中学对他来说确实太狭窄了。彼得堡在吸引他，在那里从事文学和报刊工作，更能施展自己的力量。
1853年年春天，车尔尼雪夫斯基辞职离开了萨拉托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