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阿勒泰又回到北屯，然后在北屯呆了三天。
我讲了半天课，其余的时间，便是接待方方面面的人。我的接待完全是被动的。农十师文联每年的办公经费是五千元，今年给拨了一万五千，所以老杜拿出这多出的一万元，以办会的名义邀请我来一趟。一万元根本经不住花，所以每逢吃饭，老杜总是抱起个电话四处打，请人来安排饭局。好在他交游甚广，因此饭局总是安排得满满的。
这就给我办了一件好事，令我坐着不动，就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用一句老话说：许多事情门里窗里，一齐向我涌来。
大家聚在一起，于是喝酒。每天不喝到个昏天黑地，不算喝好。新疆人的喝酒，名堂很多。“头三尾四”这是最基本的了，除此之外，为你夹一块鱼嘴唇，说这叫“唇齿相依”，你得喝一杯，为你夹一块鱼背，说这叫“备感亲切”，又是一杯，鱼肚子呢，那叫“推心置腹”，还得一杯。最叫绝的是将一颗鱼眼睛放进你的酒杯里，那叫“高看一眼”，满席间就高看一眼你，你能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吗？在一次的酒桌上，我遇到一个兵团人老周。他是农十师医院的工会主席，也是被老杜抓来请饭局的好多人中的一个。
在喝到半高之际，当我在重复老杜的关于兵团人的三句话时，眼睛喝得红勾勾的老周，将嘴巴贴着我的耳朵，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告诉你一个秘密--世界是由我们这些小人物创造的！”
“是的，世界是由我们这些卑微的、可怜的、无香无臭、如草芥如蝼蚁的小人物创造的我站起来举杯，为这句话而举杯，为一群小人物而举杯。”我将这句话又高声重复了一遍。然后大家碰杯。
这句由这个老兵团人的喷着酒气的嘴里混淆不清地说出的话，当时曾引起我巨大的感慨。我因此而那天喝得过量了，满脸通红，全身火一样燃烧。
老周是一个到过白房子的人，这事叫我吃惊。而更加叫我吃惊的是，我的记忆中的许多白房子故事，到老周这里都找到了最后的结局。或者用我当时在酒场上的话来说吧，就是“线头在这里挽上了一个疙瘩”。
举例说吧，前面我谈到的储医生原先的那个女友，即十六医院那个姓聂的护士，老周竟然知道她的下落。
话题是这样引起的。
酒桌上，老杜说我们去了趟阿勒泰，还说我情绪激动，执意要去十六医院去看一看。这一说，老周立即接过了话茬，他说他明白我去看的意思，那里有个姓聂的女护士，二十多年前曾经和北湾边防站的一个人谈过对象，这对象一定是我，我这次去十六医院是去怀旧，是去睹物思人。
我听了赶快否认。可是我哪能否认得了，满桌的嘴都冲着我喊，我只好不言语了。
老周继续说，那个姓聂的女护士，后来找了个兵团的人，现在定居在乌鲁木齐。那男的好像是个文艺团体的人，以前也在农十师呆过，因为老周说起那人的名字，在座的人都知道。
老周甚至要抓起手机，给乌鲁木齐那边打电话。这事让我制止了。
再举个例子吧。我在《我的兵团兄弟》一文中，曾经提到农十师演出队到白房子慰问演出的事，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小姑娘。老周听了，又说他知道这事。他说，当年去白房子慰问演出，他也是演出队的一员，好像还是个带队的，他说那个小姑娘他知道，小姑娘现在是农十师的工会主席。
允许我在这里将饿的兵团鱗中那獅在这里重复一遍。
“记忆中，农十师宣传队来边防站慰问演出过一次。那是一群面黄肌瘦营养不良的姑娘。她们很可爱，那《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歌声充满柔情。记忆中，这些姑娘们特别能吃。边防站的家底很厚，餐桌上的东西很丰盛。但是这些姑娘们风卷残云，餐桌上的碟儿碗儿很快就见底了。”
“边防站的副连长特意用一个大洋瓷碗，盛了满满一碗米饭，端给那个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姑娘。米饭一层一层，用铲子拍实，上面又堆成一个宝塔状。副连长是想让这姑娘出丑。谁知，那姑娘，端起碗来，一口气将这碗米饭吃得一粒不剩。直看得副连长在旁边目瞪口呆。”
“姑娘们见副连长很有趣，于是晚饭后邀请副连长到她们的住处去打扑克。那时流行的扑克游戏叫五十，谁输了给谁的脸上贴纸条。脸上贴的纸条最多的当然是副连长了。打的途中，有些热，副连长就将帽子甩在了铺上。”
打到半夜，散场的时候，副连长站起来，寻找他的单军帽。铺上没有，那两个姑娘站起来，摸摸屁股底下，也没有。只有一个姑娘没有站起来，就是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那姑娘。副连长猜想，帽子肯定是在那姑娘的屁股底下了。他挠挠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突然，那姑娘尖叫起来，而在叫的同时，另外两个姑娘赶紧把副连长往门外推，嘴里还喊道：首长你快走吧！她来了！副连长莫名其妙：她来什么了？姑娘们尖叫道：你白克一个，她来例假了！副连长是有家室的人，例假这个字眼儿当然懂得，他一听，吓坏了，赶快就往外跑。随着门嗵的一声关了，屋里传来三位姑娘的畅怀大笑。
这就是兵团农十师宣传队那一次留给人的温馨而美丽的记忆。印象中，那也是我在白房子服役五年中，边防站惟一住过女人的一夜。那一夜，姑娘们的房间门前都加了双岗，界河边也派了几组潜伏分队，为了腾房子，战士们还挤在一起过夜。但是所有的人都很快乐，她们的那歌声和笑声，够我们在此之后咀嚼很久很久。
相形之下，新疆军区文工团来的那一次，留给人的印象就不怎么样了。她们仿佛像一群从天上掉下来的人一样。那个领队的男干部，喝了边防站的第一口水，就咂咂舌头说：大家不要喝这北湾的水，提防拉肚子，这水是咸的！我第一口就喝出来了！
几个女演员去上厕所，蹲在茅坑里，她们叽叽喳喳地说：“瞧，这地方还常有女人来，你看那坑里！”此一刻，我正在厕所的另一边，听了这话，我大声说：“这地方哪有女人来呀！你们蹲的那是干部厕所！白房子没有男女厕所，只有干部厕所和战士厕所，你们来以后，干部厕所临时改成了女厕所！”我说话的嗓门大约很大，将女演员们吓了一跳。那边悄没声息了。只有嗖嗖的小解声。
“那一夜演出期间，苏方边界那边，信号弹、照明弹、曳光弹、穿甲弹打得天空五颜六色，不时地还有警报器刺耳地响起。本来，军区文工团准备在边防站歇息一夜，第二日返回的，我们已经为她们腾好了床铺。但是，边界上苏方的这些恫吓举动吓坏了她们。演出进行中，大卡车已经发动，演员演完一个，脸也顾不得洗，就钻进了车里，演出一结束，她们就连夜离开这凶险之地了！
“爹妈也给了我们两条腿，但是我们不能走。全边防站列队，眼睁睁地看着汽车的大灯消失在夜幕的深处，副连长喊了一句，要这天晚上加强警戒。完了，他还嘟囔了一句：妈的，她们命贵！”
这就是我记录下的当年的故事。
算起来，农十师演出队来白房子，应当是1975年秋天的事情，也就是说，距现在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了。
在老杜的安排下，我见到了农十师的工会主席何勤。
“你就是那个头上扎着两根羊角小辫，唱《布伦托海打鱼归来》的小姑娘吗？”望着眼前这个一身干部装束的中年妇女，我问。
我像在问她，又像在问自己。我努力地把眼前和过去联系起来。为了刺激她的记忆，我还向自己的头顶上指一指。
“帽子！帽子！一顶单军帽！”我喊。
何勤主席终于说话了。
她说那一次慰问演出她确实去过，是坐船从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下，到达185团渔场之后，185团用马车来接的。这样，她们去北湾是坐的马车。但是关于用大洋瓷碗吃饭，关于副连长的单军帽，她说自己没有任何记忆。
515么，《布伦托海打鱼归来》这支歌，是你唱的吗？”我抓住最后一点线索回她。
何勤纠正说歌名叫《布伦托海渔歌》。
她说那歌确实是她唱的。不过唱歌的不是她一个人，那是一首女声小合唱，唱歌的一共有八个人。
说到这里的时候，何勤主席突然一拍巴掌说：“我知道你们说的那个姑娘是谁了，她叫张润香，头上扎两根羊角小辫，能歌善舞，是演出队的台柱子！”
何勤接着说：张润香1986年在车祸中已经死了，她是从山东来的支边青年。
我打了一个冷颤。这样，我从这里知道了又一个记忆中的白房子人物的最后的结局。
“这么说，这个扎着羊角小辫的小姑娘，也到十三连报到去了！”我喃喃自语道。
聂副师长一席话
农十师有个副师长叫聂玉成，陕西人。他原先曾经是185团的团长，去年调回来当副师长。那一夜，也是酒酣之际，在我下榻的房间，我们曾经有过一次长谈。这是一个头脑清楚的战略家，关于兵团存在的重要性，关于如何加强兵团，他说了很多重要的话。尽管我是在努力地将我的白房子故事写成一部纪实体小说，而他的话明显地有些与体例不符。但是权衡再三，我还是无法舍弃聂副师长这些重要的话，于是乎将它简略地抄录于下。
他说，西部大开发，新疆兵团应当发挥集团军作用，干大事。只有兵团才有这种特殊性和优势：一声号令，240万人一齐出动。
他说，应当将兵团现在的军事力量、民兵组织坚持和扩大。
他说，现在真正搞分裂的是民族的上层分子。
他说，认识兵团，加强兵团。
他说，屯垦戍边是新疆地区反分裂、反西化的重要一环。
他说，有兵团在这里，老毛子不敢动，新疆分裂主义分子不敢动。
他说，1962年伊塔事件之后中央发布的1019号文件，没有过时。
他说，王乐泉的父亲、哥哥就埋在185团一营。
他说，从政治上，稳住兵团，发展兵团，壮大兵团。
他说，从经济上，加大对兵团的投入，改善兵团的工作环境，生产条件，社会环境，调整利益关系。增加兵团的凝聚力、吸引力、号召力，才能增加它的战斗力，才能发展它的生产力。守住国土，建设好边疆。
他说，如果出了事，才想起要加强兵团，那就迟了。
他说，农十师每年为阿勒泰地区提供1700万元税收。
他说，要给儿女留一个安定的环境，要不，我们死不瞑目。
他说，两千年来新疆境内历朝历代曾有过许多次屯垦，过去的屯垦没有一次是成功的，他希望这一次能成功。
在北屯的万籁倶寂的夜晚，在这中国大陆的偏远一角，我用笔粗疏地记录下他的谈话。这是一个老兵团人深思熟虑过的话，是在经历过许多事件之后的过来人的思考。我希望这些话能够借助我的卑微的笔，传到更远的地方。
在倾听聂副师长谈话的时候，我想起中亚探险的先行者，瑞典人斯文·赫定在第三次罗布泊之行之后，受到蒋介石接见时，向当时的中国政府发出的那个警告。
赫定氏说，必须赶快修一条从西安抵达迪化的铁路，如果现在还没有力量修铁路，那么就先修两条简易公路，一条从西安穿过河西走廊抵迪化，一条从北京张家口过内蒙额济纳旗抵迪化。
赫定氏说，修建铁路或公路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加强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或者说白了，加强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控制，二是改变大西北的经济拮据民不聊生局面。
赫定氏最后警告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新疆这片广袤的国土，就有脱离中国版图的危险。
我们知道，赫定氏的关于修筑铁路和公路的建议，在当时得到了部分的实现，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则得到了全部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