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起树林子里的碉堡，我讲起黄土山上的苏军雷达群，我讲起那五个拦截我的苏军士兵，我讲起当我将孤岛出现的事情讲给指导员听时，指导员的装聋卖哑。
在这中亚细亚亘古的荒原上，在这额尔齐斯河与阿拉克别克河交汇处，我把我的越境的故事，讲给白房子的一位后来者听。
我的讲述没有任何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卸去我心头的阴影和重负。
年轻的连长，这个自白房子的第一位站长马镰刀开始的现任站长，静静地听着我的讲述。
最后他说：“老班长，我现在特批你，从界河里趟过去，到你当年越境的地方走上一圈。反正这一刻，这地方除了咱们，连个鬼影儿都没有！”
这句话令我的心激烈地跳动起来。
我看了一眼连长，他是认真的和真诚的。
我真的就要举步了。我连脚下的凉鞋也没有脱，就一脚踏进了界河里，但是，当迈出第二脚的时候，我的脚在水面停住。
“我不能，连长，我不能给你惹事！我已经是无所谓的人，你还有前途！”我这样说，在说的同时收回了脚步。
记得当年，白哈巴边防站的一个副连长，在转业前的最后一次巡逻中，领着巡逻队深人苏联境内纵深，在那里举行了一次野餐，拉了几泡屎，又在啤酒瓶里塞下一个“中国边防军到此一游”的纸条，然后返回。后来，这副连长被告发，结果背着个处分转业回家。
另外还有一次，分区新从中緬边境调来了一个参谋长，这参谋长来到吉木乃边防站视察。坐在界桩上，他来了个空中旋转180度，高叫着：大家快看，我出国了！接着又一转，高叫：我回国了！这样转了一阵子后，后来，被上级就地免职。
我是一个老兵，我得为白房子负责，我得为这位年轻的连长负责。
这样，我遏制住了自己的欲望。
去大河里游泳的人陆续上岸了。在岸边拍照的人也都拍得差不多了。该散了。我对连长说：“这里还有最后一项内容，让我去看一看新栽的39号界碑。”
39号界碑，其实就在离我刚才站立的那位置不到十米的地方。
它在一片茂盛的树林里。离界河大约有五米，离大河边的树林子边缘大约也有五米。花岗岩石材，上面刻过以后又用红字描出“中国--39号界碑”字样。
在两三丈宽的界河对面，哈萨克斯坦也同样树立了一个界碑，号码也是39号。
对一些琐碎事情的纪录
河口的树林里，蚊子特别多。我在界桩前短短的几分钟的照相时间中，背上落满了蚊子。那天我穿了件深蓝色的半袖，蚊子们大约把我这里当成了草丛。
照完相，我和摄影记者陈旭几乎是逃跑似的离开界桩，回到河滩上的。光光的河滩上小风吹着，这里的蚊子倒是很少。陈旭惊叫一声说：你的背上全是蚊子！说完，拍打了好一阵，才将这些蚊子赶走。蚊子们又回到树林里去了。
听说那里有界桩，185团的宣传科长们，便吵吵嚷嚷地到那里去拍照。这样，我们又在河口耽搁了一阵。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岁月的滋味！”望着兵团这轻松的一代，我想。
我还想，如果我换成一种旅游的心境，眼前这一桩一桩应接不暇的事情，倒是能给人一种新鲜，一种刺激，一次阅历的。
我这想法其实也是在给自己以心理暗示，我希望自己能就此轻松起来。有一首流行歌里说：“我潇洒是因为我能放松！”那么，放松自己，打开自己吧，你这个还留在昨天的人。
后来我们穿过沼泽地，上了汽车。
上了汽车以后，关好门窗，拍拍打打了好一阵子，我们才将带到车里的蚊子打净。尔后，车便拐弯抹角，穿过树林子，出了一号口。
走出一号口的低洼地，上个愣坎，便就是坦荡荡的戈壁滩了。塄坎的边缘，五米一个，顺边界线一带，挖了许多的小坑。早晨我骑马向三号口走去的时候，也见到有这样的坑。
连长说，这些小坑是埋水泥桩子用的。水泥桩子栽好以后，再接上铁丝网。铁丝网的外边，犁上松土带，铁丝网的里边，修一条边境巡逻公路。
看来边界的整理工作，确实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
那架老了望台，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十分显眼。
兵团的宣传科长们，吵吵闹闹地要到了望台去看一看。这样，汽车便拐了一个弯儿，来到了了望台底。
人们在肆无忌惮地欢笑着，整个了望台好像要被抬起来似的。小伙子踏着阶梯，一个挨一个地往上攀着，姑娘们则扶着树干照相，穿着红裙子照了，又跑到汽车里换一身白裙子出来再照。
这大约是这个了望台建立起来以后，最热闹的一刻了。
我静静地站在一株红柳边，目睹着这一幕。我感到我的苍老的，疲惫的，孤独的了望台，因了这欢歌笑语的感染，此一刻也好像轻松了许多，年轻了许多。
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额尔齐斯河边的汽艇码头。
码头在距河口上游约两公里的地方。过了边防站，再穿过哈拉苏自然沟，前行一阵，靠右手方向一拐，就是汽艇码头了。
汽艇好像哪地方坏了，不能开动。它被静静地挂在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汽艇的旁边，还系着一只小木船。
所谓的码头，只是用石头在河边砌了个堤岸而已。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时节，水会很大，所以石头的表面，网了一层网。
如果有一天，额尔齐斯河口岸重新开放，相信这地方会相当热闹的。
站在这里，向大河的上游看，下游看，视野都十分开阔。
上游能看到很远的地方。一河蓝汪汪的春水，从戈壁滩上喧嚣地流过，两岸的林带装点着它。
下游也能看得十分地远。我们刚才站立的河口，现在也在视野之中。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林带，似乎更宽、更密一些。能看到了望台的塔楼，在高高的树尖上隐现。
老钱曾经去过哈萨克斯坦，他说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这边是一片黄，哈方那边是一片绿。这绿地毯一直铺向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站在额尔齐斯河边，想到中国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当年就是从碎叶城溯额尔齐斯河直上，进人中国内地的，这想法总给人一种奇异的感觉。
中亚近代探险史的先驱者之一，发现楼兰古城，确定罗布泊位置的瑞典人斯文·赫定，1928年那一次的中亚探险，就是乘船经额尔齐斯河，取道俄国回国的。
大河的对岸，就是南湾地区。
我在的那一阵子，夏天巡逻的时候，从这里坐上汽艇，渡河，然后步行，一般来说到422高地上以后，然后折回。冬天巡逻的时候，骑着马穿过冰河，也是从这一处走下河道的。有时还会再往前赶一赶，前往大沙包子那地方的会哨点，和吉木乃边防站的巡逻队会哨。不过这要用电台事先联系好。
422高地和肖飞司令员的故事，记得我在前面曾经讲过。
我不知道那地方的地形地貌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隔着河，我只能望着树林子背后那一片苍黄的天空发呆。
那里也是我第一次掉马的地方。
连长告诉我，422高地那一块，哈军主动后撤了100米。
我问422高地上那根被肖飞司令员砍掉的界桩，如今还在吗。我说，界桩是红松木的，有一搂粗，两米多长，我在的那一阵子，界桩横躺在422高地的沙丘上，半截子已经被沙土埋住了，半截子还露在外面。
连长说那东西早就没有了。他甚至连界粧这事听说也没有听说过，肖飞司令员砍界桩的事他更是无从知道。
“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哦，三十八年了！”我喃喃地说。
我没有再说下去，既然他们不知道，那我也就不说了吧！让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烂到这一代人的肚子里去吧。
年轻的一代有他们需要面对的生活。
此一刻我还想起白房子新建的了望台下面埋着那二十颗人头，我很高兴我也不曾把这件事说出。
人们在码头上流连了许久。
我则坐在沙滩上，将脚放在河水里像一匹老马一样，闭目丢了一会儿吨。回到了边防站，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该在离开白房子之前，做最后一件事情，这就是到操场上，去打一打篮球。
我在白房子五年，篮球陪伴了我五年。
在那时，我的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扔到这篮球场上了，每天晚上，我都是打到熄灯哨子吹过以后，全身像散了架一样，然后回到班里，脱裤子睡觉。
篮球场上有几个战士在打球，于是我也就加人了进去。
打球的途中，我嫌凉鞋穿在脚上碍事，就左脚一抬，甩掉一只，右脚一抬，又甩掉一只，这样，光着脚板的我，在水泥地上跳跃起来。
这水泥地也是我们那时候修的。施工结束，剩了些水泥，指导员说，咱们奢侈一回，用这水泥修个厕所，修个篮球场吧！
打篮球的过程中，战士们回来了。他们看着这个光着脚板，腆着个大肚子的小个子，在篮球场上跳跳蹦蹦，都善意地笑着，站在一边看。
连长又叫人放起了“亲爱的老班长，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这支歌。
连长脱下他的解放鞋，叫我穿上，我摇摇头拒绝了，我说我当年就是这样光着脚板打球的。我这是在寻找当年的感觉。
“如果打起仗来，你肯定是个亡命徒！”连长说。
我很高兴连长这个评价。是的，我一定是个亡命徒，一定是这个白房子第一个死的人。
午饭很丰盛。
因为我们的到来，连里专门宰了一口猪。本来是要宰羊的，因为羊群转场到阿尔泰山深处的高山牧场上去了。
吃罢饭后，老杜临时提议，在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兵团和解放军，在边防站提前举行一次军民联欢会。
这是我在白房子看到的第三次的慰问演出活动。
联欢在边防站的军人俱乐部进行，老杜的小女儿，那个精灵古怪的小姑娘担任主持。老杜的大女儿则翩翩起舞，和边防站的维族排长跳了一曲维族舞蹈。随行的姑娘们，也都纷纷请战士跳舞。那位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拽起满脸通红的连长，弄得连长狼狈不堪。
我坐在那里，浑身充满了一种幸福感。
我傻乎乎地笑着，像那些脸上叠着许多大包的大兵一样傻笑。我深深地感激兵团人，我相信，这些大兵们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将长久地记住这个节目，将姑娘们的大眼睛和连衣裙谈论上半年，甚至更长时间。
该走了，该向我的白房子告别了。
我最后一眼望着那白房子。它静静地伫立在那里，和我二十八年前见到时一模一样。
连长说，明年这房子就该拆了。那时边防站要起楼房。现在别的边防站已经盖成了楼房，北湾边防站是最后一个。
是的，白房子该消失了。正像这块白房子争议地区已经不复存在了一样，这个一百年的故事应当结束。当然以后还会有新的故事，但是已经不是从马镰刀开始的那个故事。
白房子也应当从我的记忆深处消失，从而让这个老兵有一个平和的晚年。
全站列队，送我们走出大门。我搂着连长的肩膀，搂着指导员的肩膀，长久地搂着，不忍分开。我努力做到使自己不哭，结果我做到了。然后我飞也似的跑上汽车，用双手梧住自己的脸。
汽车开动了，我的白房子被远远地丢在了后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