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2000年8月28日的晚上9点抵达白房子的。
汽车从185团团部，顺着喀拉苏自然沟时断时续的水流，穿过自然沟稀疏的林带，自北向南，一路走去。
这段路程是20公里。记得我以前说过，我曾经好几次骑马走过这条道路。
晚上9点，用乌鲁木齐时间来说，才仅仅是7点，但是天已经完全地黑了。暮色四合，天地暗淡无光。戈壁滩，树林子都一片朦脒，宛若梦境。
天不应当黑得这么早的。因此我怀疑这是我的错觉。
现在正是盛夏，正是这块地域有北极光的季节。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这个季节，太阳虽然早早就沉落得没有踪影了，但是从太阳落下的西地平线上，会有一道强烈的白光射出来。白光射到天上，散开来，落到戈壁滩上，整个世界于是笼罩在一种柔和的、奇异的白光中。我记得，我抱着枪站在碉堡前面，跟前的芨芨草滩白光闪闪，一只硕大的母刺猬领着一群小刺猬，从我的脚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记得，我用枪剌轻轻地一挑，挑起了一个小刺猬。所有的剌猬听到响动，于是像花一样，闭合了，蜷作一团，像一个个带刺的皮球。我将那只最小的刺猬，用手试探着抓起，包进手帕里，再将手帕扎紧。手帕扎紧后，剌猬猛地一下张开，于是硬剌从手帕扎出来，扎得我手上鲜血直流。我赶紧把它扔到地上。
下哨以后，我用枪刺挑着手帕回到班里。怕剌猬愁气，我将手帕打开，然后，用我的洗脸盆，将刺猬扣在地上。那一夜，半夜的时候，河南籍的班长下床解手，他光脚丫子，先一脚踢翻了脸盆，再一脚踩在剌猬的身上。他疼得大叫起来，而刺猬，匆匆地从门缝中逃走了。
这里不说刺猬了，也不说白夜了，因为我应当拣更重要的事情来说。
较之我的那个年代，白房子的地形地貌，已经变化得叫我难以辨认了。
记得那时，灰蒙蒙的戈壁滩上，有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白房子的顶上，有一根烟囱。一日三次，那烟囱向天空升起直直的、细细的坎烟。那情形正如浪漫曲唱到的那样：哨所一日三次，用炊烟扬起手臂，向祖国问安--早安、午安、晚安。
然后有-·圈矮矮的、厚厚的黑色碱土围墙，将这白房子围起。围的圈子稍微大一些，圈子里有个篮球场，有个马号，有个战士厕所和干部厕所。
黑色碱土围墙也起着掩体的作用，上面布满了射击孔。
院子里栽着一些树木。篮球场被剪得整整齐齐的冬青围起来，这冬青冬天会被用积雪拍成一堵雪墙。此外还有杨树、榆树和沙枣树。最奇异的要数那棵野苹果树了。那时我在一班，这树在一班住房的右手，也就是说，是在院子的西北角方向。
有一个中世纪的吊杆，每天都在那里吱吱呀呀地从井里汲水。井在正北方向，大门的右侧。
那时的道路，在正北方向，面对阿尔泰山。记得，大门外面有几个突出的沙包子，兵团的那个腼腆的邮差小伙子，站在沙包子上，勒住马、吆喝着叫挡狗。我们知道，随着狗叫声，第一个冲出的是储鼻子。
那时的了望台，在靠近界河的地方。
了望台距离白房子大约有五百米远。它是木质的，高三十米左右，通体发黑，肩一天风霜，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遇到刮大风的时候，了望台会像一个醉汉一样，在空中摇晃。迎风一面的牵引钢丝，绷得笔直笔直，背风一面的牵引钢丝，则软蔫蔫地弯成一个弧形。
记得，有一次我上了望台的时候，皮大衣被大风剥掉了。我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我人没有刮下来，而大衣被剥去了。我惟一能为此事做出的解释是，当我换攀着扶手的这只手时，风脱去了这只袖子，我换另一只手时，风又脱去了另一只袖子。
现在的白房子，已经大大地变样了。
界河边这座三十多米高的木质了望台是伊塔事件后修建的。作者曾在这里站了五年岗。如今了望台已被废弃，成为务原上一道苍老的风景。2000年，作者重返时与新任站长在一起如果不是人们说这就是白房子，如果不是蚊子接二连三地前来朝拜我，我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和我记忆中的白房子联系起来。
碱土围墙已经被拆去，院子扩大了一些。代替那碱土围墙的，现在的白房子被一圈十多米高的土围子围定。
也就是说，白房子深陷在土围子里。戈壁滩上那一座孤零零的白房子的景观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记起了，这土围子是我们修的。时间在1975年到1976年。
那时，迫于当时中苏边界的险恶态势，尤其是提防苏联的“抓一把就走”，各个边防站都开始修地道。白房子地面是沙土，根本无法修那种通常意义上的地道。于是先绕着白房子，挖一条交通沟，然后，铺上地面，用水泥倒出墙壁，打上拱顶。水泥地道做好以后，上面再用推土机推来沙土，堆成沙包。沙包的厚度以坦克上的火炮危及不到地道为准。
土围子在1976年9月9日之前，已经全部修好。
记得，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边界一线进人非常时期，我们就是趴在地道上，度过那二十多天的。追悼会那天，大家在地道里，站了有半里多长。地道里隔一段点一根蜡烛，忽明忽暗。追悼会进行中，坎事员抬着饭钻进地道，说外面正在下着沥沥小雨。
由于土围子的修建，白房子的地形地貌便完全地改变了。
不过我在的那时候，道路还是原来的道路，门也还是原来的门，只是将有门的地方的土围子，开了一个豁口。
现在，原来的那个豁口已经堵住，门开在了正东方向。那地方原来是马号，马号如今已被拆除。门前的道路笔直越过喀拉苏自然沟。
自然沟上面，盖了一座石桥。
厕所也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原来那简陋的厕所已经拆除。现在的厕所修在院子南面，砖混结构，很气派，一边写个“男”字，一边写个“女”字。
院子里的原来所有的树木，现在都荡然无存了。栽种树木的地方，现在变成了菜地。“树木招蚊子！”年轻的连长对我说。
野苹果树自然也没有了，那段短短的地道，那地道里一地的骷髅，现在自然也已经像梦一样地消失了。岁月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可以将一切抚平。
代替苹果树，现在站立在那位置上的，是一座高高的铁质的了望塔。这是后来人修的。
从这里看我的那个木质的了望台，旷野上的它显得多么的孤寂呀。它已经被废弃了，但是还没有倒。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苍老，疲惫，通体乌黑。没有了重负，它反而更显沉重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
三栋白房子，如今只剩下连部的那一栋还在。另外两栋已经拆除了，翻修成砖混结构的房屋。
变化最大的当然还是人。
记得当我从西安启程，开始我的白房子之行时，年迈的母亲问我：那地方还有人吗？这话将我逗笑了。我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地方怎么能没有人呢？只是，他们已经是另一代人了。
连长和指导员都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兵，他们按年龄推算，应当是我当兵的那一年出生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当我抱着火箭筒趴在战壕里的时候，在遥远的内地，有婴儿呱呱诞生了。后来他们长大了，来到白房子，成为连长和指导员。
这想像叫我生发许多感慨。“他们都这么大了，我怎么能不老呢？”我对自己说。
我亲昵地搂着连长和指导员的肩膀。我说我是一老兵，我来报到。
连长叫白房子的广播里放出了歌曲。那歌曲叫《老班长》。歌曲中，一群粗喉咙大嗓子的男人在歌唱：“亲爱的老班长，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蚊子咬在我身上的四十六个疙瘩
北湾的蚊子是声名远播的。
据说，这里是世界四大毒蚊区之一。又据说，这里每立方米的空间里有3400多个蚊子。
我记得，蚊子最多的时候是在日落时分。那一阵子，白房子上空密密麻麻的，蚊子和小咬结成一层厚厚的云彩。蚊子哼哼唧唧地在歌唱，于是这一块地面布满了一种“嗡嗡嗡嗡”的声音。老兵们说这叫吊死鬼拧绳。
蚊子最多的地方是在草丛里。你一脚踩下去，仿佛踩响了一个地雷。立即“轰”的一声，一群蚊子被惊起，蚊子落在衣服上，你的绿军装变成了灰军装。
那时候，蚊虫季节，白房子的每一个门口，都照例要生上一堆牛白房子，而今堂而皇之地有了女厕所了，说明这里来的女性频繁起来粪火。这牛粪火生出的浓烟，将门口罩严。牛粪火几个月也不灭。但即便这样，蚊子不知怎么还是钻进了房子。蚊子在房子天花板的四个角落结成四个拳头大的疙瘩，好像蜂窝。
那时睡觉时，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先将蚊帐里的蚊子扫荡干净。你赤条条地躺在那里，叉开巴掌，等待着哪个地方疼了，你一拍，于是就打死了一个蚊子。为什么要叉开巴掌呢？是怕招风，蚊子的翅膀很灵敏，一感觉到风，它就飞走了。
通常，班里要劈劈啪啪，响上半个小时，巴掌声才不再响起，大家才沉沉入睡。
即便这样，第二天早上起来，蚊帐顶上肯定还会趴着几个挺着血红色大肚子的蚊子。
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是拉屎。白光光肥墩墩的屁股大约是蚊子最爱落脚的地方。
或者在厕所里，或者在戈壁滩上，先点燃一张废报纸。趁报纸烧得最旺的时候，“嗵嗵”两脚，将报纸踩灭。踩灭的报纸上立即有浓烟升起。这时你得赶快解开裤子，一屁股蹲在那浓烟上。
烟消失得很快。因此你拉屎的速度、提裤子的速度应当比烟的消失更快。擦不擦屁股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你得赶快提裤子。
即便这样，你的屁股上还是不可避免地要落上十几个红疙瘩。
防蚊油、防蚊帽这些手段，对这些蚊子根本无济于事。
它不怕防蚊油的气味。它会将长长的嘴穿过防蚊帽，穿过你的头发，直叮到你的脑袋上。
它的尖嘴真厉害。在夏天，衬衣根本不能穿，即便是穿上罩衣，
只要你站着不动，蚊子也会叮透这厚厚的罩衣。
哈萨克牧民为什么夏天要转场，这原因之一就是牧畜们怕蚊子的叮咬在白房子，在2000年8月28日这个难忘的晚上，我已经在边防站的客房里睡下了，但是我辗转反侧无法人睡，于是我重新穿衣起来。我在院子里徜徉，我登上那高高的土围子。
年轻的连长握着个大手电筒在查哨。他说，老班长，让我陪陪你吧！
我领着年轻的连长，在白房子转悠，在土围子上转悠。
惨淡的月光照耀着这一块有些奇怪的土地。
我告诉连长，这一处是马号，这一处是厕所，这一处原来长着几棵沙率树，这一处是井，井上竖着一根立杆，又担着一根横杆，是中世纪欧洲的汲水方法。这一处呢，原来长着一棵野苹果树，在春天，它会开着一树米黄色的花朵，在秋天的时候，它会挂上一树小果。
我没有说出那野苹果树下深埋的故事。它已经属于昨天了。
最后我说，明天早上的时候，我领他去看一个地方，那里是老的白房子边防站，哈萨克人叫它“阿克边防站”。它距现在的站址200米，在喀拉苏自然沟以西，大河以北。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轻轻地说出“马镰刀”这个名字。
在以上的行走中，北湾的蚊子爬上我的双肩，爬上我的脚踝，爬上我的脸颊。
我听任它们吸血，我的心里有一种痛苦的快乐，我的麻木的神经因为刺激而变得异常的清醒。
“你们吸吧，当心醉倒了！因为我的血管此刻流淌的全是酒精！”
我微笑着说，像在说给老相识。
在蚊子的叮咬中，我的所有的记忆都在一瞬间复活。
而在我复活的记忆中，白房子自第一任站长马镰刀开始的整整一百年的沧桑史，像电影一样从我眼前历历闪过。
明天再去看那老房子吧。
而在此刻，由于是蚊子引起的话题，我记起了自己的一个有关蚊子的故事。
当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故事。
我当新兵的第一个夏天，蚊子初起的时候，我被一只蚊子叮了一口，以致昏迷了三天三夜。
那时候我全身发烧，昏迷不醒，躺在边防站的医务室。
开始时，储医生以为是感冒了。他给了我两包阿司匹林。说了句“头疼发热，阿司匹林两包。多喝开水，少发牢骚”的话，让我静静休息。
后来，见我越来越严重，储医生才慌了。
他将我接到医务室里，细细观察。
结果，发现我右手大拇指的上方，有一块红色的肿包，这才断定是被蚊子咬了，引起感染。
储医生推断说，我的这只惹事招非的手，或者是在睡梦中伸到蚊帐外边，结果被蚊子咬了，或者并没有伸到蚊帐外面去，而是将大拇指贴在蚊帐上，结果，被外面的蚊子隔着蚊帐咬了三天三夜之后我才醒来。
醒来时听着储医生他们正商量着把我往哈巴河县城送的事。
我的醒来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3
但是储医生还是坚持说，这个陕西来的小兵不服毒，他该换个环境才对。
但我还是在白房子住下来了，并且一呆就是五年。
很奇怪，自此以后我根本不怕蚊子叮咬了。储医生说，我的血液里有了抗体了。
生病令我耽搁了一件事情。
本来，边防站原来定下让我去开汽车的，因为我是下连以后表现最好的兵。后来，由于我生病，耽搁了去阿勒泰报到的时间，结果，连里又派了一个最调皮捣蛋的兵去。指导员说：“将他送去，让到别的地方捣乱去！”
较之我在的那个时候，现在白房子的蚊子已经少多了。
我一路向白房子走来的时候，沿途，大家都这么说。而当我身处白房子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一点。
高大的土围子肯定挡住了不少的蚁子。而院子里的树木被铲除，肯定也起了不少的作用。
大河的水流减少大约也是蚊虫减少的一个原因。当年，春潮泛滥，额尔齐斯河的水要顺着喀拉苏自然沟倒灌进来。有时候，水头一直要冲进院子。而水流过后，浸过水的地方就是蚊虫繁殖的地方。
记得一百年前的马镰刀就曾经皱着眉头对士兵们说：今年的雪大，明年的河水肯定会大，蚊子会多！
说北湾的蚊子少了，是比较过去而言。其实，和别的地方比，北湾的蚊子还是很多很多的。
那天晚上睡觉前，我数了数自己身上，发现脸颊上，胳膊上，脚踝上，一共被蚊子咬了四十六个疙瘩。
最悲惨的是我的右脸颊上，三四个疙瘩摞在一起，令我的脸变了形。
在了望台
我是凌晨四点人睡的，然后凌晨六点起床。
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登上院内的铁质了望塔，从高处眺望一下界河对面的哈萨克斯坦。
它过去是苏联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以后，它现在叫哈萨克斯坦。我举目向界河的对面望去。
空旷、荒凉、凋敝的原野，和我二十多年前见过的情形，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不同的是那一块地面已经变得多么的宁静呀。记得戈壁的深处有一条公路，过去，这条公路上总是黄尘弥天，各种各样的车辆在奔忙和调遣。还有几次，这戈壁滩到界河的偌大地面，被坦克、装甲车、装着士兵的绿色卡车填满，黑压压的一片。车辆的发动机的沉闷的吼声，震得大地微微颤抖。空中则有成群的飞机，在兜着圈子。
现在这一切都荡然无存，静静的荒原连个鬼影都没有。
这一块地面也是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