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日益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靠作品本身走“红”发“紫”已越来越困难。但王朔却是一个例外。他从1988年由《轮回》、《顽主》、《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四部电影的联袂面世引人瞩目之后，1991年又以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与人合作）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眼下，他以前的集子《空中小姐》、《王朔谐趣小说选》、《过把瘾就死》以及新出的《王朔文集》（四卷本），又成为大书店和小书摊上畅销不衰的热门读物。而且这种炙手可热的倾向，还有方兴未艾之势。
读了王朔的大部分作品之后，我的突出感受是：王朔“火”了，“火”得必然。个中缘由当然很多，但有两点显然至为重要。
其一，是笔下有个性，自成一家风格。王朔的作品无论是1984年至1987年间的“言情”小说（代表作为《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橡皮人》），1988年至1989年间的“谐趣”小说〖代表作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还是1991年之后“问题”小说（代表作有《我是你爸爸》、《许爷》、《过把瘾就死》等），都是大胆地直面现实的人生和现实的人心，如实传达自己对变动不居的生活形态和人们心态的种种感触。他在创作上的一个根本点是“跟着感觉走”，感觉可乐就可乐，感觉可气就可气，感觉可恶就可恶，感觉可悲就可悲，一切都不加修饰地、原封原装地端给人们。这种“感觉的纪实”使他在淋漓尽致地抒写生活、宣泄自己的同时，也内在地带来一种真切性和反叛性，使作品既在内蕴上别开生面又暗合了时代的潮流。比如，他的言情小说一反此类作品的矫情与浪漫，既真情互见又好事多磨，甜丝丝中总有些许苦涩涩的味道，令人感到格外真率和真实；他的“谐趣”小说，在嬉笑怒骂的嘲人与自嘲中，撕破了一个个假“道学”、假正经的面具，还其虚伪、阴暗的本相，使人们看到了落伍、过时的社会文化观念如何扭曲人、戕害人；他的“问题”小说，或写夫妇之间的莫名抵牾，或写父子之间的难以沟通，那种不知不觉中面目全非的情节发展，体现了人与人交往中的相互理解和把握分寸之困难、之必要。这种追求真诚、肯定个性、倡扬理解的内在精神，很难引起人们的普遍共鸣，而它又被附之于口语化的叙述、相声化的对白，就使严肃的主题追求裹上了通俗的形式外衣，以其特有的幽默和机智格外逗引读者。
应当说王朔是不太讲究作品的整体结构的，他关注的多是情节与细节是否真实而有味，而他实现他的目的主要依仗的是语言。他大概是新时期以来在小说语言上最跟别人不相重复的风格作家之一。他把正在民间流行中的“新北京话”搬上“大雅之堂”，其中有俚语、隐语，又有行话、怪话，侃侃而谈中深寓讽喻性，率直泼辣中内含暗示性，引人发笑又引人深思，费人猜详又耐人咀嚼。从这样的语言中，你既能感受到生活脉搏的跳动，又能感受到艺术生命力的跃动。以上种种使王朔的作品具有一个突出而独到的特点，这訧是既切实乂充盈的“信息性”。从他这里，你能了望到演变着的时代生活，窥察到骚动着的人的心灵，了解到流行中的北京口语。这种信息丰盈、自成一家的追求，使得不同层次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更使活跃不羁的众多的青年文学读者乐此不疲。其二，心中有读者，注重双向交流。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完整的文学活动应包括审美反馈机制，这恰恰是我们的文学最为缺少的。许多作家都是自顾自地创作，很少理会读者的反应，有的作家只考虑小圈子里的读者，有的作家则把读者当成需要他这个“上帝”导引的“群氓”。王朔在这一点上，比其他人要清醒得多。他先在《我和我的小说》一文中说道：“我是个作者，但我更多的时候是把自己当一个读者来看待的，对我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样。我不能容忍我的作品哪怕一页平淡无奇，要么有激情，要么有悬疑，要么有机智，要么有幽默。”后来又在《我是王朔》中告诉人们：“我的小说有些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并具体解释了哪些作品是为哪类读者写的，文中还谈到了他在创作中如何消解教化功能等。从上面这些话可以看出，第一，王朔在创作中始终以作者兼读者的双重身分要求自己，其创作过程本身就带有双向交流的意味；第二，王朔的许多作品，针对着不同读者的审美需要而创作，这本身又构成了一种多层次性；第三，王朔的作品刻意消解了教化意味，最大能量地发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愉悦功能。可以说，以上三点使王朔的创作具有别人所不及的一个社会效应：取之于读者大众的审美信息，还之于读者大众的审美需要。因此，读者普遍喜欢王朔的作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王朔也必然切合着读者的审美需求深化自己的已有创作。应当说，“王朔热”的形成，既有作品本身的因素，也有读者方面的因素，它是审美主客体统一的结果。读者以喜爱王朔的方式肯定王朔的创作，以肯定王朔的创作声扬他们的审美意向：他们选择作品，消遣性强的明显地胜于功利性强的；他们在作品中寻找的，主要是愉悦和快感而不是说教和训导。这样的阅读审美意向，实际上也体现在新时期以来的许多个文学热中，“王朔热”只不过把这一意向体现得更为集中、更为执着罢了。
“王朔热”中蕴含的许多问题都颇值得人们去探究和玩味。诸如，是读者淡泊了文学，还是文学疏离了读者；文学是多效用的审美活动，还是单功能的教化工具；文学有无可能以通俗的形式表达严肃的主题，力求“雅俗共赏”；面对商品化大潮的冲击，文学可否通过积极的自我调整，实现自我拯救等。但愿人们能从中得到应有的启迪，以对新形势下整体文学事业的建设与发展有所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