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不仅在中国妇孺皆知，有口皆碑，而且在东瀛日本，不分男女老幼，都把《三国演义》看做一部智慧之书，一书在手，如醉如痴。《三国演义》在军人眼里，是一部形象的《孙子兵法》；在政治家眼里，是一个无声的智囊团；在商人眼里，是一部公关的谋略大全；在企业家眼里，是一部管理百科全书。总之阅读《三国演义》，谈说三国故事，研究三国课题，影视艺术普及三国历史与知识，形成三国热。中央电视台前几年推出的80集《三国演义》电视系列剧，再次把三国热推向一个新阶段。三国热正在向世界扩展。有人预言：“在21世纪，中国古典小说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国演义》莫属，尤其是它的应用研究。”现在，21世纪已经来临，那我们就等待21世纪的历史来证明吧。以往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三国演义》，因为这部书汇总了我国几千年来的古代智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具体说，它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三国演义》是集众智写成的不朽名著。《三国演义》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它是以史书《三国志》为依据而创作的。《三国志》作者是西晋著名史学家陈寿写的纪传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南朝宋人裴松之作注，旁征博引，增补了大量新材料，也为日后《三国演义》的创作增添了许多情节。《三国演义》还从大量的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国故事，从西晋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三国众多的英雄人物，在流传中被不断加工，好的人物好上加好，坏的人物越来越坏，日久而成为艺术典型。三国故事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久不衰。在魏晋时就有稗史二百多种。到了宋代，三国故事更为普及，在茶楼等娱乐场所，有专门说三国的民间艺人和话本。流传下来的有元代《全相三国志平话》，还有许多三国杂戏，如《祭风》、《哭周瑜》、《五丈原》、《三英战吕布》等。总之，从三国故事流传，历经宋元平话、杂剧到罗贯中、毛宗岗加工创作成《三国演义》小说，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参加创作的有民间艺人、说书人、戏剧家和文人，还有三国故事的广大听众和传播者，所以《三国演义》是集众智写成的智慧谋略书，这是它不朽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三国演义》普及历史知识，集古代智慧之大成。三国鼎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形成三国鼎立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人谋规划的三分，因此这个时代充满了斗智斗勇的智慧。三国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三国时期的军事，金戈铁马，气势壮阔；三国时期的外交，纵横捭阖，奇峰迭出；三国时期的人物，英雄辈出，业绩昭著，本身是一个评说的好题材，也是三国故事广为流传的基本原因。《三国演义》生动地再现了惊心动魄的三国历史，充分表现了三国时期的智谋人物。三国鼎立的魏、蜀、吴各自拥有众多的人才，各方都是谋臣如雨，猛将如云。其中曹操的智囊团最为雄伟，一流的谋士有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董昭、刘晔等；政治干才有钟繇、崔琰、毛阶、徐奕、何夔、华歆、王朗等；上将军有张辽、乐进、于禁、张命、徐晃等。蜀国谋士有诸葛亮、庞统，号称伏龙凤雏；五虎上将有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孙吴谋臣有张昭、顾雍、诸葛谨，均有治国之才；孙吴有十一员虎将，即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甘宁、凌统、徐盛、丁奉。至于曹操、孙权、刘备更是命世奇才。《三国演义》塑造了智者、勇者的群像。这些人物各有短长，但他们都是智者、勇者，因此斗智斗勇，异彩纷呈，各有胜负，引人入胜。诸葛亮更是智者的化身，他没有一次失算，即使打了败仗，丢了街亭，仍然摆空城计吓退魏兵。《三国演义》是各色英雄的画廊，最成功的地方正是群英斗智斗勇，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都是智者云集，勇者会聚，才显得波澜壮阔。写一个人的智慧容易，写出成百上千人的智慧非大手笔莫能胜任。《三国演义》集各色智者、勇者于一炉，是集智慧大成的重要标志。
《三国演义》写曹、孙、刘用人，淋漓尽致描写了雄略人物的御人艺术。这是古代创业之主收聚人才的智慧表现。曹操用人“唯才是举”笼以权术，既有忍人之量，又有残贼之行。魏种背叛曹操，投靠袁绍，后来被曹操俘获，曹操出于对官渡之战的政治需要，赦他死罪，用为河内太守。陈琳为袁绍写檄文辱骂曹操，人身攻击波及三代，陈琳被俘谢罪，曹操用为书记。张绣曾在战斗中杀死曹操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后来张绣投降曹操，立功封侯。官渡之战，许都群僚及郡县多与袁绍暗通书信，曹操打败袁绍，获得这些书信，下令一把火烧掉，显得十分豁达。曹操待人接物不拘小节，每与人谈话，爱开玩笑，表示亲近。但是骨子里，曹操奉行“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哲学，善于“矫情任算”，表面对你好，暗中找借口下手，杀崔琰，逼死荀彧，都是例证。刘备“明于知人”，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在战阵中提拔魏延任汉中督等。刘备也善于攻心，他推辞做徐州牧，在赵云面前掷阿斗，托孤诸葛亮令其自取，尽得攻心妙用，收到良好效果。孙权用人求其所长，弃其所短，不求全责备，他“纳鲁肃于凡品”，“提拔吕蒙于行阵”，从囚徒中起用潘濬，都表现了他的知人之明。孙权还深得用人之法，结之以情，对周瑜、张昭等老臣，待以师傅之礼。周泰曾在一次战斗中死命救孙权，身受十二处大伤，事隔十八年，孙权在一次宴会上亲自给周泰敬酒，让周泰脱下衣服，亮出累累创伤，一一讲述每一疤痕的战斗事迹，让在座的人都受到感动。曹孙刘的用人艺术，表现了他们的大智大慧，各有绝招。
第三，《三国演义》的智慧，经过文人创作，升华为理性思维，具有多种借鉴作用。《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名本，贯中是他的字，别号湖海散人。罗贯中正史无传，身世不详，他是元末明初人，家居山西太原，曾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在义军领袖张士诚帐下充当过幕僚，有图王业的大志。他耳闻和亲身经历战阵，所以把战争场面写得生动逼真，富有理性，《三国演义》堪称是一部形象的兵法书。
三国的形成和鼎立，连续了近一个世纪的大动荡，战争绵延不断，描写战争与外交斗争，是《三国演义》的主旋律。作者运用变化无穷的文学笔法，糅合古代兵家理论，描绘了一系列的三国战争，将《孙子兵法》与历史上著名战役的经验融入其中，还渗入了作者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满腹经纶。古代兵法的妙算、攻心、伐交、示形、造势、料敌、应变、诡道、用术、出奇、用间等思想，都真实、形象地表现在具体的战役中，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兵法家、谋略家的音容笑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不仅大战役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写得波澜壮阔，而且中小战役也写得五彩缤纷，充满智计。如曹操解白马之围，司马懿平辽东公孙康，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一举成功。郭嘉平冀州、定辽东献“急之则合，缓之则离”之计，缓攻以待敌之变，事半功倍。诸葛亮定南中，“七擒七纵孟获”，是攻心的绝唱。而吕蒙偷袭荆州，擒杀关羽，不战而屈人之兵，更让人拍案叫绝。这些无不显示了三国时代兵谋家的惊人智慧。
《三国演义》既然是依据史志创作的演史小说，因此，所写的人物和战争都有史影。到了清朝，经小说评点家毛宗岗修订加工，改成《三国演义》，艺术更趋完善。所写战争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更能深刻地反映某些战争的规律，而更具理性。例如《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写诸葛亮“草船借箭”，它是根据《三国志·吴主传》裴注提供的史料，是孙权与曹操对阵，孙权乘船探曹操水寨，曹操命弓箭手齐射，使孙权所乘战船受箭回营。罗贯中张冠李戴，有目的地演义成诸葛亮的奇谋，用以刻画诸葛亮智者的形象，由于这一虚构源于生活，所以很成功。罗贯中还把许多经史典籍上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进退攻守等方面的经验，写进“演义”中，使读者在艺术欣赏中获得许多军事斗争的重要原则和军事知识。所以明清两代农民军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把《三国演义》当做兵书读。文献记载，张献忠每天都要让人给讲一段三国故事，说一场三国战争。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在军事领域里的影响和借鉴作用。
《三国演义》的许多谋略，不只是应用于战争，也可应用于社会上的一切竞争，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甚至于国与国之间的各种纷争。所以，现代三国热的特点，不只是把它作为小说消遣，获取艺术享受，而是各行各业的人，把它当做智慧之书来读，学习它，研究它，从中获取智慧，增长才干，可以说，《三国演义》是一部人人应该阅读的有益的教科书。
余论：《三国演义》将汉末战乱与魏、蜀、吴三国鼎立之间的谋略斗争，绘声绘色地表现出来，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是很值得阅读的一部演义小说。《三国演义》的成功，表明艺术加工的作者罗贯中本身是一位不凡的谋略家和兵法家。当我们在欣赏这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时，不应忘记这位伟大作家的名字。当然也不应忘记千百年来不断加工丰富三国故事的民间艺人和无名氏作者。
《水浒传》——一部赞颂英雄聚义的长篇
施耐庵
（1296—1370）
李云飞
《水浒传》是我国最优秀的、也是最负盛名的长篇小说之一。它是根据宋元时期民间广泛流传的有关宋江起义的故事、话本、戏曲等，由元末明初的施耐庵加以综合、整理而重新创作完成的。
小说生动、完整地讲述了宋江起义从发生、发展到结局的全过程。北宋末年，由于不堪忍受贪官污吏的迫害和土豪恶霸的欺凌，山东、河北等地相继有人自觉不自觉地走了抗争的道路。最初的反抗大多是分散的、个人的行动，但很快他们就联合起来，并进而开展小规模的武装反抗，在斗争中，各路人马陆续汇集到水泊梁山，最终形成了以宋江为领袖，由一百零八人领导的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军英勇善战，所向披靡，但由于他们的宗旨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很快就接受了皇帝的招安。招安之后，他们先是出征北疆，抗击辽军；后又挥师江南，荡平方腊起义，不幸一百单八将多数阵亡，少数幸存者后来也被朝中奸臣加害致死。轰轰烈烈的起义，最后终于无声无息了。
把历来被斥为“贼寇”、“强盗”的起义军领袖当做英雄来描写，当做英雄来歌颂，而且写得那么生动，颂得那么贴切，这是作者的过人之处，也是作品的成功所在。这些英雄，经历各不相同，性格差异很大，他们的群体特征，则是宋元时期，甚至是从古至今的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格的具体体现，忠义兼备，智勇双全。
行“义”是梁山好汉们的天职。从小的方面说，武松打抱不平，醉打蒋门神，替人夺回被其霸占的酒店；石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帮助被流氓无赖欺侮的外乡人；李逵误信宋江强占民女的谣言，要杀他素来钦佩的宋江，这是行“义”。从大的方面说，打击贪官污吏，惩罚土豪恶霸，也是行“义”。而团结起来去行“义”，就是“聚义”。同时，他们不仅不反皇帝，而且“专等朝廷招安，替国家出力”，这就是他们的“忠”。而为了“忠”，为了“义”，积极向前，无所畏惧，用自己高超的本领实现它，则是他们的“勇”。像李逵江州劫法场，就在宋江马上就要被杀的一刹那，“却见十字路口茶坊楼上一个虎形黑大汉，脱得赤条条的，两只手握两把板斧，大吼一声，却似半天起个霹雳，从半空中跳将下来。手起斧落，早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便望监斩官马前砍将来。众士兵亟待把枪去搠时，哪里拦挡得住。”真是神勇无比。
但梁山英雄绝不是一味地好勇斗狠，他们更会用“智”。比如，朱武、陈达、杨春三人结为弟兄，在少华山上打家劫舍。陈达攻打史家庄，却被庄主史进擒获。朱武、杨春武艺更不及史进，但又要救结义兄弟。二人便前来向史进“请死”，说：我们三人结义，“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你把我们三人一起送到官府去吧，被你这样的英雄擒获，我们毫无怨言。果然，史进为他们的义气所感动，又觉得“大虫不吃伏肉”，自己把他们送到官府，会被天下好汉耻笑，不仅放了他们，而且跟三人成了好朋友。朱武的计策大获成功。有勇有智、智勇双全，这一特征在军事行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以“三打祝家庄”最为著名。第一次，石秀、杨林化装前去侦察，但杨林还未进村就被俘虏。宋江急怒之下，立即进兵，结果中了埋伏。一名将领被俘，大军落荒而逃。幸亏石秀探得路径的秘密——遇白杨树就拐弯方是活路，并及时赶到。又亏得花荣神箭射灭敌方指挥灯，宋江等才得以脱险。第二次，宋江攻到祝家庄前，祝氏三兄弟、教头栾廷玉、盟军首领扈三娘武艺十分高强，明枪暗箭并施，俘虏了三员梁山好汉。扈三娘率军追杀宋江，被梁山的后援部队截住。林冲大展神威，活捉了扈三娘。宋江回到大本营，扈家庄送来礼物，请求释放扈三娘，结果双方达成协议，扈家庄不再救援祝家庄。此时，孙立等八人前来梁山入伙。孙立是登州提辖，他们杀人劫狱的事尚未传到祝家庄，宋江便命他们“投靠”祝家庄做内应。祝家庄的人见他是教头栾廷玉的故人，又听他说调任到本州，带着家属、“部下”来上任，并无疑心。过了两天，石秀来攻，孙立与他“大战”五十回合，将他擒获。祝家庄人更是深信不疑。孙立等摸清了庄内情况，又与被俘的几位好汉取得了联系。宋江第三次攻打祝家庄，四路大军压境，祝氏三兄弟和栾廷玉出去迎敌，孙立等则放出被俘的好汉，齐心协力解决了庄内的守军，并从背后攻击祝氏兄弟，里应外合，三打祝家庄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智勇双全”与“忠义兼备”又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拳打镇关西”一节，号称“镇关西”的恶霸郑屠，用空头支票强“买”流落当地的弱女子金翠莲为妾，将她抛弃后又强迫金氏父女还“债”。鲁达与金氏父女素昧平生，但听到这种不“义”之事，“义”愤填膺。他当即拿出身边仅有的5两银子，加上向别人借来的10两，送给金氏父女，让他们远走高飞。但郑屠勒令店小二看管这两人，鲁达就坐镇客店，用拳头警告店小二，保护他们逃脱魔掌。接着，又用拳头对郑屠进行惩罚。不料，出拳过重，将其打死。鲁达佯装不知，“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我）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踏步去了”。而一到寓所，就急忙收拾一下，“投南门一道烟走了”。等郑屠家人发现人死，去告状，官府来抓，鲁达早已逃之夭夭。
智、勇、忠、义，相辅相成，“智取生辰纲”一事表现得更为集中。贪官梁中书搜刮民脂民膏，备办了10万贯金银珠宝的生辰纲，派人押送到东京，为其丈人、奸臣蔡太师祝寿。晁盖等人劫夺这笔不义之财，即是“义”，也可以说是“忠”；刘唐、公孙胜与晁盖素昧平生，却偏来找晁盖谋划此事，都因晁盖是个“仗义疏财”的好汉；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一经义气感召，立即欣然前来聚义；七人相互信任，团结协作；这些都是“义”。劫夺生辰纲，乃是杀头的勾当，没有足够的“勇”是不行的。而如何劫夺，则充分表现了智多星吴用的“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