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传教士·巨商·革命者
1886年1月13日，宋耀如终于结束了海外漂泊生涯，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踏上上海的码头，他心绪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望着祖祖辈辈蕃衍生息的土地，他感到无比的亲切和从来没有过的坦然，他要在这片土地上实现他的一腔抱负。
然而，一切似乎并非他想像的那么美好。初到上海时，宋耀如便被派遣到美国监理会中国布道区做见习牧师。在上海耳闻目睹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令他感到苦闷、孤独、失望和彷徨。
清廷专制，洋人跋扈，到处都弥漫着不平等、不民主、不自由的腐朽气息，这一切远远超出他想像的范畴，他感到头晕目眩，加上在监理会受到排挤，他整日郁郁寡欢，只能用《圣经》中“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的教诲来劝解自。
宋耀如被安排在上海近郊的吴淞口布道，同时还在本教会的学校里教授孩子，月薪不足15美元，生活虽然比一般人好，但终究不如在美国。
当时，就穿戴和举止而言，他是另类的。他不像别的中国人那样穿黑布长衫，头上梳着辫子，而是穿着洋人的西服，梳着整齐光鲜的西式背头，给人一种不伦不类、格格不入的感觉，小孩子们都喊他“洋鬼子”。
生活上的不习惯，工作上的不顺心，宋耀如像吞吃了一只绿头苍蝇一样，败兴极了。正在他感到寂寞空虚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会见了美国圣公会的颜永京牧师，这使他的郁闷的生活有了新的转机。颜永京是第一位从美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牧师，他曾联络另一个美国圣公会的牧师吴虹玉等人，上书上海公共租界的当权机构工部局，抗议在外滩花园门口悬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并要求撤掉这一牌子，允许中国人入园游览。对此，宋耀如十分钦佩。
颜宋二人一见如故，开怀畅谈。颜永京语重心长地劝告宋耀如：“入乡随俗，你要想在中国传教，最好还是把辫子留起来。因为你是中国人，你的任务主要是向国人传道，拯救千千万万同胞。如果你不留辫子，不穿戴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衣冠，他们会认为你是假洋鬼子，他们见了你躲避都来不及，哪里还会从你手里接受上帝的福音呢？”
“难道我们非要向后倒退？”宋耀如不解地问。
“不，这不是倒退，因为你是中国牧师，向自己的同胞传教，必须首先取得他们的信任。”
“那我从现在起就蓄发，留辫！”宋耀如斩钉截铁地说。
言谈中，宋耀如还得知了在美国结识的两个朋友温秉忠和牛尚周的近况。此时，他们俩都在上海。温秉忠在上海海关做官员，牛尚周在上海邮电局做官员，宋耀如闻讯欣喜若狂。
故人相聚，其言甚欢。三人除了叙说在美国分手后各自的情况外，谈话的主题很自然地转到当前的国事上。
牛尚周满腔愤慨地说：“如今清政府腐败极了，中国没有法律，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皇帝主宰一切，国民都是奴隶！”
“那我们就应该掀起革命，推出中国的华盛顿、林肯，开辟中国的新世纪！”宋耀如也情绪激昂。
“先要赶走来自英国的占领军。”牛尚周指了指窗外跑马场内的英、印官兵们，接着说，“然后再推翻本国的满清政府！”
“如今中国到处是外国殖民者的势力，我们上海的海关大权全由赫德一人独揽。洋人占据要津，华员形同虚设，真是窝囊透了！”温秉忠说，“我估算了一下，光是上海海关这个口子，每年白白奉送给英、法、美等国的财富就在白银一亿两以上。中国这条老龙的油水快被他们榨干了！我恨这个卖国求荣的腐败政府，做这种朝廷的官员真是晦气！”
“我和你们一样，我认为这个半奴隶制度的朝廷简直是魔鬼，应当把它打倒！”宋耀如说。
从此，宋耀如、温秉忠和牛尚周等人经常聚会，纵论时事，漫话古今，交流思想，抒发情怀。然而，毕竟曲高和寡，势单力薄，他们太孤立了。虽有一腔救国之心，但他们信洋教，穿洋服，这就无形为自己设立了一道屏障，无法与国人融为一体；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改革宏论，被斥责为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
为了唤起国人的支持，他们决定效法美国，成立一个“自由之子”社，这类团体曾在美国的独立运动中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于是，中国第一个归国留学生的社团——留美学人会便诞生了，由牛尚周、温秉忠两位清朝官员领衔。
这个组织经常借举行音乐会和体育活动为名，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一时参加的人数颇多，他们的活动尽管很缜密，但还是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上海道台龚照瑗责令部属对留美学人会严密监视，如有不轨，立刻剪除。在官府的恐吓和威胁下，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宋耀如和牛尚周、温秉忠等几人继续维持这个社团。长者中，只有颜永京和吴虹玉两位牧师还一如既往地给予他们同情和支持。
美国监理会中国教区教长林乐知对这件事十分不满，他曾警告宋耀如不要卷入政治活动，否则要受到教会和上帝严厉的惩罚。在多重压力下，留美学人会夭折了。此后，他们还举行了公开要求摘除外滩公园那块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的抗议行动。
林乐知听说这件事后，立即找宋耀如训话，不准他今后参与政治活动，并命令他立即下乡去传教。后来，又把他派到内地，在江苏昆山当一名巡回传教士。
在昆山，宋耀如依靠微薄的工资，租了一间简陋的村舍小屋，不但面积小得可怜，而且四面透风，遇到阴雨天时，总是外面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正像这间破屋子一样，这是一个幻想破灭的严峻时期。中国人不喜欢他，认为他不伦不类，外国人瞧不起他，认为他充其量也只是个有抱负的农民，宋耀如沮丧到极点，天和地一片昏暗。
就在万念俱灰的时候，宋耀如结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倪桂珍，这使他的生活的又一次转机。
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通过牛尚周介绍认识的。倪桂珍，浙江省余姚县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贤淑而有教养。据传倪家祖上娶了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女儿，因而倪家人都与徐光启一样，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到了她父亲倪韫山时又改信基督教。倪桂珍儿时在家庭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她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并且不曾缠足。当时倪桂珍的大姐已嫁给了牛尚周，二姐嫁给了温秉忠。牛、温二人十分欣赏宋耀如这个密友的才华，便自告奋勇充当红娘，把闺中待嫁的小姨子介绍给了他。两个有共同宗教信仰和西方教育背景的年青人一见钟情。宋耀如与倪桂珍是闪电般结婚的，从相识到结婚只有两个月。
时来铁也生辉，运退黄金失色。新婚后的宋耀如，真可谓是时来运转，欢乐代替了苦闷，幸福代替了孤独，他的人生从此开始步入发达，及至后来的辉煌。
乱世造英雄。宋耀如就是在19世纪末，中华大地动乱频仍，狼烟四起的时候崛起的。1888年，宋耀如加入了以反对清朝统治为宗旨的秘密会社三合会，这是他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的开始。因为是反清组织，所以危险性很大，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可能。
宋耀如受在美国时接受的林肯思想的影响，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清事业中。与此同时，他的传教士生涯也开始转运，林乐知不再与他为难，提升他为正式牧师，并把他调回到上海地区。
反清事业，迫使宋耀如开始为钱奔波，在美国经商的实践，更重要的是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他很快就看出经商的门路，并走上了正轨。宋耀如把目光投向了宗教书刊，当时的宗教书刊，大都由国外印刷后运到中国销售，不但价格昂贵，一般人无法承受，而且这些书都是英文，大部分人看不懂。宋耀如抓住这个缺口，当了一阵子批发商后，大胆地办了一个印刷厂，用中国生产的便宜纸张，雇佣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印刷宗教书刊。
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也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对他的宗教事业和反清事业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从宗教方面看，由于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方言，这样，即便是纱厂女工、码头装卸工，或是种田农民，都可以读得懂，扩大了宗教的传播范围，同时，也使印刷数量猛增；从反清事业方面看，可为其筹措资金，支援反清活动。
印刷厂在宋耀如的经营之下，井井有条，没过多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划到宋耀如的名下，作为一个实业家，宋耀如在上海滩崭露头角了。
1892年，出于种种原因，宋耀如辞去神职，专心经营工商业，成为一名实业家。他创建了华美印书馆，与美国圣经协会订立合同，出版《圣经》中文版。因经营有方，他很快成为有影响的出版商。再加上良好的外语功底和掌握的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他如虎添翼，后来又涉足面粉和重型机器等行业，把外国的机器输入上海并与人合办面粉厂，成为上海滩最早的买办之一。
从此，宋耀如开始发迹，逐步成为百万富翁，开创了宋氏家族的基业，成为宋氏家族第一人。
虽然辞去了神职，但宋耀如仍然是一个全心奉献而极为活跃的基督徒。他在商业上的成就虽然与宗教信仰的追求没有直接的关联，却促使他成为上海卫理公会教友中杰出而有影响力的领袖。在往后的日子中，他联合中国籍的一些传教士和基督徒创办了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与上海美国圣经公会维持密切关系，并且以经费大力支援卫理公会的活动。夫人倪桂珍在上海也以从事教会活动而出名，他们家成为过往的外籍传教士的聚会之所。
除了传教士与商人的身份外，宋耀如还是一个革命者。1894年，宋耀如结识了孙中山，并成为他的追随者，在孙中山革命精神的感召下，宋耀如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宋耀如和孙中山一见如故。二人都是广东人，同是三合会成员，又都在国外受过教育，且还都是基督徒，他们俩都曾想以医行天下，又都有宏大的抱负，相同的信仰，相同的理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
推翻清廷，光复河山，是孙中山等革命者的首要目标，而要达到这一目标，首要的是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成立革命团体，为革命大造舆论。孙中山为他的革命团体起的名字为兴中会，意为振兴中华。
宋耀如将其在进口机器业务中赚的一大笔钱拿了出来，作为捐献给兴中会的第一笔经费。此后，他一直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耀如曾说过：“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敢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并坚持到底！”他还曾严肃地对孙中山说：
逸仙弟，我以基督教牧师的身份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决心化专制为自由，变君权为民权，实行民有、民治、民享，我就永远和你们在一起。但我是个牧师，不能像你们一样叱咤风云地冲在前面，只能幕后辅助你们。我想，开展革命活动需要花大量钱财，就让我来为你们筹措经费吧。另外，我还可以暗中为你们做联络工作。
宋耀如一直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幕后支持者。他开设的华美印书馆成为孙中山在上海联络革命党人的据点，他还将其中受过西方教育的有志青年介绍给孙中山，并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慷慨捐助一笔笔数额可观的经费。这一切，对孙中山，对中国民主革命都起到了不容忽略的作用，宋耀如也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尊敬。
3．开明的好父亲
作为一代家族的奠基人，宋耀如以其高远超前的眼光和融贯中西的胸襟，敢于蔑视男尊女卑的世俗偏见的理念，刻意培养子女能够独立面对生活挑战的能力，并且相继把自己六个子女送到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在他的殷殷瞩望和精心栽培之下，六个子女中，竟然有四个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
宋耀如与倪桂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都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夫妻之间情投意合，感情笃深，在这个家庭里，分工是极其严格的。妻子管家务，丈夫管事业，教育孩子是他们夫妻双方共同的义务。
宋耀如夫妇共生育了6个子女，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和女儿及女婿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的宋家王朝。作为宋氏家族的家长，宋耀如及其夫人倪桂珍的杰出贡献就是精心培育子女，使其有所成就。
宋耀如认为，最先进、最科学的教育方式应该是符合孩子天性的教育方式，他反对任何扼杀或窒息孩子天性的举动，并视之为愚蠢和罪恶的行为。
他曾多次对人说：“只要100个孩子中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400万超人，中国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庭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宋氏夫妇摒弃了中国传统的压抑个性的陈腐教育，规定了现代型的斯巴达——基督教式的教育模式，即在充分发展孩子美好天性的过程中，训练他们成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斯巴达式勇十。
宋耀如喜爱孩子，也宠爱孩子，让孩子按其个性自由发展，但他绝非无节制地满足孩子的欲望，而是尽最大努力培养孩子的自制力。宋耀如信奉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他以这一思想为指导，教育孩子，让孩子学会自制、忍耐，并从多方面培养孩子的耐力。宋蔼龄蹒跚学步摔跤的时候，父亲并不马上扶起她，而是在她前面拍着皮球鼓励她：“勇敢的姑娘，爬起来，自己走！”
让孩子在雨中受淋，也是宋耀如采取的一种有效方式。宋耀如的观念是“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他总是选狂风暴雨的日子，携着宋蔼龄在雨中受淋。第一次，小蔼龄的外婆在屋里急得团团转，连夫人倪桂珍也不忍心朝窗外看。但当蔼龄湿透了全身跑回屋里时，她高兴地对妈妈说：“妈妈，我又经受了一次考验！”
为了培养孩子们勇于创新、勇于开拓的精神，宋耀如经常给子女们讲述那些自己在海外拓荒历险的传奇经历。这些故事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激发了他们到海外闯荡天下的愿望。经过这样的熏陶，他们养成了一个信念：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千世界皆受他们的支配。他扩展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树立了只有以非凡的干劲和永无止境的进取精神才能实现鸿鹄之志的信念。
宋耀如不仅注重子女人格的培养，同时在学习上也严格要求，他为孩子们请了家庭教师，有步骤、分门别类授课，上午教英文和拉丁文，下午教古汉语，夫人倪桂珍还亲自教子女读书和音乐。
宋耀如很重视孩子们的英语训练，他从美国购来了大量幼儿读物，在孩子们入学前，夫妇俩轮流教孩子们读写。1898年，宋耀如还和长女宋蔼龄一起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为了培养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报上主要文章都由孩子自己写，这样可以充分发展每个孩子的想象空间，想写什么都可以。爸爸只是他们的忠实朋友、热心的读者和印刷业务的承担者。这份报纸一直办到最小的两个孩子子良、子安进入圣约翰大学附中时才停刊。在这种创造性的自立活动中，孩子们受益匪浅，信手都可以写出一篇篇文采斐然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