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本不该埋在这里，余姚只是王海容丈夫的故乡，他们本该埋在自己故乡那青梅酒一般碧透的泸水河畔；
如同王雄生也不该叫王雄生，而应该叫在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即便到了1958年仍被收进英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录》里的“王造时”！
如血的残阳里，未亡人邓毓秀和她的女婿踽踽地下了山。泪水已干，心血耗尽，可在几步一回头的顾盼中，无言而又无边的愤懑，将四冠新坟，陡然拉成了写给苍天的四个惊叹号--
这是一个生不让你好生的年代！
这是一个化成了一撮冷灰、也不让你好死的年代！
费孝通和潘光旦被关在潘家的厨房里，通向居室的前门锁死，只留出后门供他们出入。在一连串的批斗、游街之后，他们被告之除去劳动和批斗外，他们绝不许擅自走出这间厨房。
它不足七平米，却关了四个人，另外两个，一是潘光旦的外孙，其父挨斗后寻了短见，其母自顾逃命，他只能随外公为囚；还一个是潘家多年的老保姆，潘夫人谢世很早，临走时将丈夫的起居饮食托付给了她，老太太视一诺如千斤，也和他们挤在了一起。
屋里一张大床，左右各加一块木板，便占去了大半。屋角垫起几块方砖，仅存单腿、坐卧多有不便的潘光旦，整天就盘踞在这个角落。他的思想，却像一股自由自在的风，从这个角落到那个角落，从拉马克到达尔文，从社会学到生物学，从英国宪章运动到中国的二十四史，从来不知疲倦，不受限制。
一次，他问也坐在木板上神思冥想的费孝通：
“孝通，你在想些什么？”
“我在想现在。文化革命作为一次社会试验，在社会学上未尝是一件坏事，一切平时看不到的，看到了，一切平时听不到的，也听到了。可是，它后退的步伐太大了，简直就像回到了野蛮时代。人们还得要多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又得要多长时间才能走回来呢？”
“如果说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对于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适用的，那么，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雨过天晴，冬尽春来，这一切也都是守恒的。现在人们看不清自己的历史，只是因为他们离历史太近了。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倒退都是暂时的，只有前进才是永恒的。”
潘光旦笑了，笑得那么豁达，那么自信。
当年在美国西部的雪谷，他曾凭单腿拄杖滑雪，面对美国同学的怀疑，他发出的是这种笑声；三十年代在湘西搞社会调查，为了能走去深山老林里的村寨，他在马背上多少次地掉下来，又多少次地爬上去，脸上溢出的也是这种笑容……
这份豁达与自信，犹如被酷日毒吻了的朝露，在潘光旦的脸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病了，日后才查明是因为长期坐在潮湿、阴暗的角落里才得的病。他被折磨得腹痛难耐，整个人蜷缩成了虾米。费孝通站在后门口大声呼救，校园里回荡着他那焦灼不安的回声，却无人答理，恍若身处亘古死寂的北极……
终于，他顾不得禁令，背起潘光旦走出了厨房。这是1967年一个月暗星疏的夏夜，像是折腾了一年多的大学生们终于累了，想起了他们并不真是天兵天将，而只是人，人则需要睡觉，学校附近的路上阒然无声。
只有他们俩，许是想为下面的人分散一点负重的感觉，上面的人，发出了一串细若游丝的声音：
“孝通，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你的病……”
费孝通粗粗地喘了一口气，与其说他是因背着一架残躯很累，不如说他是因为身上压着一个畸形的世界很累。
“我拜托你一件事，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这本书，我翻译了12年，一直没有机会出版。这是达尔文继《物种起源》后又一本影响了世界近代史的巨著，中国总有一天会有人坐下来读这本书。现在全稿杀青，分装成册，就封在我的书房里，将来……”
“潘先生，我清楚了，你就别说了……”
潘光旦的腹痛又发作了，他闭上眼，用尽全身的气力死死地咬住嘴唇，可费孝通还是感到了他的搐动，还有那像雨幕一样密密攒攒滚落到自己脖子后的汗珠……
“潘先生，你赶快吃点药吧！”
他停下来，取出几片安眠药，这是他们眼下仅有的一点药，也是一个不得安眠的年代里一种最紧俏的药。医生偶尔多开几片给你，你有一种接过几粒金砂的感觉。
潘光旦睁眼看看，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也许他已经明白，无需这药，自己马上就能获得安眠了……
果然，到了医院后不久，尚未等诊断出病因，他就在观察室冰凉的铁床上睡着了。他蜷缩的躯干慢慢舒展，两腿微开，双手紧握，成了一个再也不会改变的人字……
王西彦先生在他的《焚心煮骨的日子里》一书中，记载了傅雷夫妇的离去--
“1966年8月下旬在全国刮起‘抄家’狂涛时，30日夜11时许，上海音乐学院的‘造反派’带领一批红卫兵冲进傅家大门，开始了长达四天三夜的大抄家。傅雷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埋头译书，离开书桌时，就到小花园里种花浇水自娱。这时，他手植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挖地三尺，搜寻傅雷夫妇埋藏在小花园里的‘变天帐’。屋子里的地板也被橇了起来，连小阁楼也不放过。至于书房里的书籍，自然更是可以作为房主人‘反动言论’的‘罪证’，几乎全部被翻查过。随后，傅雷和夫人朱梅馥先被逼跪在地上；到了9月2日上午，又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被戴起高帽子。傅雷居住的地段江苏路的里弄干部，是‘文革’中被认为‘运动搞得最红火’的，他们不用说积极参加了斗争‘大右派’的暴行。到了3日凌晨，傅雷写好遗书，夫妇两人从被单上撕下两块长条，打好结子，悬挂在铁窗横框上，并在地上铺好棉胎，才放上方凳，双双自缢……”
在写给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的遗书、其实是写给远在英国和北京的两个儿子傅聪、傅敏的最后一封家书里，傅雷先生拍打着含恨弃世的滚滚心澜--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退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傅敏注：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登有宋美龄的照片。这是我姨妈在解放前寄存于我家箱里的东西。对他人寄存的东西，我们家是从来不动的。）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遗书的下半部分，林林总总地嘱托朱人秀代付9月份房租、归还他人托代修的奥米茄自动男式手表……乃至交代所余的现金53.30元，“作为我们的火葬费”等事项。
人们能够发现，傅雷夫妇绝对走得从容、冷静，这个世界欠他们的东西太多了，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却不愿带走一根稻草。
仅比傅雷夫妇晚一天，萧乾先生也在一张十六开的白报纸上，用红铅笔写了一份字迹潦草的遗书：洁若：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付给你了。
乾九月四日凌晨
萧乾夫人文洁若，在《臭妖婆自述》一书里，写下了这份遗书的来由--
“……由于九月三日那天是星期六，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统统被释放回家。出版社特地派外文部的俄文翻译刘连增把我们那五间南屋的封条去掉，打开了锁，并告诉姐姐，亚回来后，可以进去睡……
“刘连增临走时，气势汹汹地又跟我姐姐说了几句什么。我姐姐大概产生了错觉，以为叫她烧东西。母亲死后（笔者注：文洁若的母亲，因丈夫在抗战前当过20年外交官，长女解放前又入了美国籍，而被打成了“老特务”。这位平生与政治不沾一点边的七旬老妪，难以忍受轮番的批斗折磨，于同年8月27日午夜自缢身亡），我被软禁在出版社期间，不知从哪里冲进来一群暴徒，将我姐姐的后脑勺击伤……我估计姐姐是由于脑震荡而产生了幻听……
“姐姐爱烧什么烧什么，亚自顾踩着凳子往小厨房的横梁上系绳子……她说：‘你别以为娘死得那么痛快，就也想跟她学。她上了岁数，身子单薄，又有多少天没吃东西了。你这么壮实，哪里一吊就死啦？’接着，她还告诉亚四十年代辅仁大学一个应届毕业生的故事。他因国文不及格，赌气上了吊。不知怎的，弥留之际，竟也在地面上踹出一个大洞才死成……‘何况咱们这里是砖地，连踹脚都没法踹。’
“……亚听了这个故事，就进屋考虑另外的死法……写好遗书后，亚就在小厨房门口的大缸里放满了水。他试了试，厨房里那个照明用的台灯的电线，长度足够到缸里。他打算在服安眠药后，手里紧攥通了电的铜座台灯，把上身扎到水里。那样，安眠药加上触电，死亡就有双重把握了。他还在小黑板上写了‘有电’两个大字，并画上几道闪电，以免家人因救他而触电。
“这是神志清醒、头脑冷静的死亡设计。他看到我被斗成那个样子，看到他辛辛苦苦重建起来的家被毁成那个样子，就打定主意不想活了。他又记起在柏各庄，认识一个右派。她小时，父母都在镇压反革命中被枪毙了，她却在孤儿院里照样长大成人。他想，与其让孩子们跟着自己背黑锅，还不如让他们当孤儿，也许日子倒好过一些。
“为了减少对死亡的恐惧，他就着大量安眠药，喝了半瓶白干。白干下肚后，还没来得及走到水缸跟前，就醉得人事不省，跌倒在方砖铺的廊子上了。倘若那是数九寒天，这么躺上几个钟头，冻也得冻个半死。抄家后，我们家的大门一直是敞着的。天光大亮后，一个街道上的积极分子偶然路过，往门里探头一望，说了声：‘怎么躺这儿呀。’他走进院子，只见亚口吐白沫，鼾声大得很不正常，就赶紧骑自行车到出版社去通知了工作队……”
当萧乾被送进医院，作了紧急抢救后再送回家里，文洁若才被允许回家，以免他再来一次“神志清醒、头脑冷静的死亡设计。”
妻子告诉丈夫：“出版社有些人说你那封遗书是假的，因为连一句抗议的话都没有。”
丈夫的回答是：“从我本心，当然是想把气出够了再死。然而，我不能图一时痛快，而害了你们呀。现在我才明白，三十年代苏联肃反扩大化时，那些含冤而死的老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在被处极刑之前，还喊‘斯大林万岁！’因为他们得替撇下的老婆孩子作想呀。”
除了对肉体和灵魂的无尽鞭挞外，这个时代还大批制造了另一件杀人武器，这便是癌症--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先生因胃癌在北京病逝，终年73岁。
在这前四年，即1965年11月7日，“章罗联盟”的另一“巨头”罗隆基，前一天晚上，去附近住着的同类人物刘王立明家借酒浇愁，据说是吃了一点涮羊肉，回家后又染风寒，夜半，几十年病史的心脏病突然发作，他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想叫人救助，可只差半尺距离便断了气。
“罗隆基无妻又无后，他的弟弟和侄子继承了他的财产：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画；卖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数千元的现金；兑换了从前的美国朋友送他的600元美钞；大概他留有极少量的资金。把他的书箱捐给了民盟中央，独独甩下骨灰，走了。”（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
惊悉这一噩耗的章伯钧，适逢几天前，眉头紧锁地读完姚文元的大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沉默良久，最终抖动激烈的喉结里，向女儿掏出了两句话：
“老罗他，这个时候走了也好……”
“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上就要开始了！”
此后，自顾不暇的全国政协，再没有派出联络员登门，也再没有了老友间恬淡如菊、也舒展如菊的聚餐。他孤零零地蛰伏在家，好似一吊悬挂在檐头被风干了的腊肉。直至死时，人比黄花瘦……
1959年10月，作为第一批“确实已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之一，浦熙修被摘掉了右派帽子。
命运真是戏台，奇诡莫测。四十年代，两人同在西南的雾都里笔走龙蛇，1957年，子冈与浦熙修，又双双被当作“蛇”给引了出来。而且，在由满清承王府改成的全国政协机关大院里，两人同在一间打了蜡的办公室，隔桌相对，直至1966年。再有，四十年代，她们曾采访过的的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在经过了五十年代的“战犯”阶段，现在一一成了文史资料的组稿对象。其中，若干位一跃为文史资料专员乃至全国政协委员，中南海里时有召见，国宴上频频露面，他们仿佛抹了一层釉彩的脸上，收不住的一股风光劲儿，颇让她们有几分仰视……
子冈曾叹曰：真搞不懂，党的政策，为什么对那些曾是“外人”的人如此雅量如海，对于曾经是“自己人”的人，却这般肃杀如冬呢？
关于党，浦熙修想的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摘掉右派帽子后不久，她向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在有生之年，渴望自己能幸福地成为一名共产党人。事业上也有目标，除兢兢业业地干好本职工作，1962年她开始了广泛的读书研究，从《史记》、《史通》、《文心雕龙》，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的由来》……她打算先积累，后写作，用十几年的时间，写出一部中国文化史来。在个人生活上，也渐渐泛出她喜欢了一辈子的绿色，水墨画一样湮开的绿意里，是一只叫枝的喜鹊……
在六十年代，中国现代逻辑的开山鼻祖金岳霖先生，已经70多岁了，仍积极参加民盟组织的有关学习。李文宜先生回忆道：金老在学习期间与同组的名记者浦熙修女士过从甚密，常约请她到家用餐，因为金老家的一位高手厨师做得一手好菜，无论中西餐都让金老满意，也得到浦熙修的赏识。不久，他们便相爱了，并准备结婚。这确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喜讯。不巧的是，此时金老因病住院，浦熙修也确诊患了癌症。当时，正在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同时，得知浦熙修的女儿，恰好又是彭德怀爱侄的未婚妻(笔者注：浦熙修之女袁冬林先生指出此事有误，她只是认识彭德怀的侄子，却并无来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考虑到这两个人的婚姻可能为政治问题所牵连，并且金老是党员，又很单纯，不一定了解这些情况的复杂性。于是，我在去医院探望金老时，婉转地劝他“不要急于结婚，再考虑一下”，并将浦熙修的病情和她女儿与彭德怀侄子的关系告诉他，供他参考。他听后，立刻严肃地说：“这是件大事情。”他出院后便去看望浦熙修，这时，由于病情发展很快，她已经卧床不起了，金老终于没有结婚，这件事至今想起来，仍感到遗憾……
还是在浦熙修和罗隆基之间，似乎有什么冥冥之中的联系。
她是在他辞世的前一个月病倒的。1968年11月，她在病榻上忍痛写了一份交给组织上的自传，内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