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1月，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民盟中央深受鼓舞，一连就双百方针的贯彻、科学研究规划、教育改革等方面的问题，成立了四个专门委员会，并将调研出来的结果写出材料上报给党中央。反右斗争一开始，正是郭沫若首先在大会上指控，这些材料实际上是“章罗联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纲领”反右斗争以后，罗隆基和浦熙修依然住得相距不远。但他不再和她有任何来往，他至死都没有原谅她。
日子转去了12月，随着满城的银妆素裹，反右运动在许多单位都走出了高温阶段。但在民盟中央，寒冬却在人们高昂、坚韧的斗志前融化。特别是12月21日、22日、23日，连续三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举行的批判大会，使罗隆基心力交瘁、气血两空。12月26日这一天，他终于明白，他的一切几近喋血的辩解，除了给那扇巨大风车的轴承上填加更多的润滑油外，实在不会再有任何结果。他低下了自己一辈子不曾低过的头，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
这个检查由于符合毛泽东一开始定下的调子，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
“统战部、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以及胡愈之本人，都大松一口气。因为经统战部核准的《民盟中央10月至12月三个月反右派斗争计划要点》里，必须按时全部‘拿下’中央一级的右派。罗隆基是最后一个被‘拿下’的。而这一刻，距离规定的期限仅有4日。在拿下他的当晚，工作步骤已经落后于其他党派的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立即遵照统战部要求，着手讨论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往事并不如烟》）
27精神返祖现象
像罗隆基这样迟迟不肯在官方派给的伏罪书上画押的“右派”，大抵上很少。但有两个人，比起罗隆基来，气焰还要“嚣张”，态度更要“顽固不冥”，可谓毛泽东称之为的“花岗岩”级的人物。
一个是章乃器。
他的言论在反右斗争中受到全国范围内的批判，几乎一夜之间，他由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被涂抹成“极右派”、“反共反人民的老手”、“资本主义的吹鼓手”、“破坏土改”、“一贯违法乱纪的不法资本家”、“组织反党小集团”等等。
在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对他的多次批判会上，他风度洒脱，仍然手持被视为他的行头的烟斗，称自己“心安理得，轻松愉快”，“不勉强争取做左派，但是为了革命利益也不怕别人给我戴右派的帽子”……气得已经做成了左派的先生们，一个个大跌眼镜，几乎大脑溢血，得赶快召来救护车送去协和医院抢救。
6月15日，光明日报社召开紧急社务会议，批判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该报在民建的社务委员是黄炎培、章乃器，但往常日子报社的有关活动，总是由前者包揽了；现在，在前者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众叛亲离的章乃器倒坦然赴会，宛如他在当部长的日子里去出席一次国宴，并有心要将储安平从泥淖里拖出来：
“储安平的言论（即《党天下》一文），从政治上来看是不能说离开了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并不是说对于毛主席和周总理，就不能提意见。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本人是欢迎提意见的……”
6月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总理即将要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当然要提到当前的反右，当然要对作为国务院组成人员的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三名部长沦为“右派”，表现出义愤填膺。这天，一副俯仰无愧态度的章乃器在座，听着，听着，他突然站起来，目光直逼周恩来：
我要对周总理说几句话，你是总理，我是协助你工作的国务院干部，过去工作中遇到了问题，总是大家共同分担困难。现在我遇到了问题，作为总理，批评帮助他工作八九年的干部，只根据他所说的两三句话，就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这个断语，是不是值得考虑？
四十三年后，有文章记述了当时的场面--
“一番话直指人心，语惊四座。以折冲樽俎、辩才无碍著称的周公，竟一时语塞。在场的李维汉等见势头不对，群起而驳之，接下去又是一场唇枪舌剑的舌战，场面纷乱……”（章立凡《章乃器与中共领袖们》见《百年潮》2000年第9期）
即便在斗争情绪滚烫得能做全聚德厨房的全国一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别的“鸭子”已经在炉火上俯首就范了，纷纷在各自所在的小组内作出违心、屈辱的检讨。有不服的，也不过打算以死来保持沉默。如会议期间，黄绍两次吞安眠药自杀，均被及时送进医院抢救，总算保住了性命。章乃器却不作检讨，更不想死，他这只被扒掉了毛的“鸭子”竟还想飞出去，那扑扇不止的翅膀，便是他的一份书面发言，“八年来，我对党所提出的方针、政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不但没有怀疑，而且还往往是觉得出于意外的好。但在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或者某些具体工作的做法上，我是提了不少不同意见的，是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与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绝大多数也是和谐的；但对于少数党员的态度、作风是有批评的。我愿意问清楚道理，要求讲清楚道理，态度往往是直率的。在工作上，我觉得许多党员都没有把我当外人，我自己也觉得不应该自外……”
在逐条反驳了强加在头上的种种罪名后，章乃器写道：
某些人相信，“众口可以烁金”。“曾参杀人”，重复了三次，慈母也为之动摇。我认为，“真金不怕火炼”，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一定可以明是非。毛泽东似乎盯牢了他“杀人”。
10月13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右派中间那些不愿意变的，大概章乃器算一个。你要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就不干。他说他早变好了，是‘红色资产阶级’。自报公议嘛，你自报可以，大家还要公议。我们说，你还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资产阶级。”
毛泽东又说：“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像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看他怎么办。”
1958年1月，仍要从毛泽东的视线之网里冲出来的章乃器，写出了三万余言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在这份名为“检查”实为“申诉”的材料里，他宣称：
“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
“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是非来对待自己。”
“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希望逃避处分（当然也不是希望受处分）。一个只能受褒奖，不能受处分，只能升职，不能降职，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
对他的“检查”，很快就有了回音--同年2月1日至11日，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提前举行。此次会议，通过了撤消章乃器等38人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他的名字，首次被排到名单里的首位。
另一个则是彭文应。
7月19日，上海《解放日报》以醒目的位置刊载了一篇题为《质问彭文应》的文章，作者是化名为“常孰”的张春桥。从字里行间能看出，与姚文元一样，他是极善于“解剖”人的，并且从中充分享受着一种“庖丁解牛”的快感：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就在这天下午四点钟左右，上海民盟市委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有人从旁边的会议室赶过来接了，一听说对方是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要找彭文应接电话，也不问个为什么，当即便作河东狮子吼：“彭文应是右派分子，现在正开他的批判会，不能接电话！”一下就将电话给挂了。
病榻上，彭文应的妻子生命垂危。
八年间，她两度成了一只惊弓上的鸟，解放前夕丈夫遭国民党特务追捕，东躲西藏，席无暇暖，她刚好坐月子，被吓得患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肾脏病。这两个月间，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到《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丈夫似螺陀一样被一条条挥舞得嚯嚯生风的疾鞭所抽打，即使“滚”回了家里，原本南昌路上令多少人仰慕不止的一幢花园洋房，突然间好像成了罪恶似蝙蝠一样纷飞的“渣滓洞”。
邻居们陡然阴沉下来的目光，扫得她全身粘乎乎的；窗外周围孩子们有节律的呼喊声：“右派分子--彭文应！右派分子--彭文应！”更使她觉得自己掉进了柯南道尔笔下的某个恐怖故事。就在她的神经绷得不能再紧的时候，她看到了今天的《解放日报》，血压立马腾升，嗵地一声倒在了地上……她额头敷着冰袋的脸上一片惨白，随着一声比一声轻微、可一声比一声更揪人肺腑的呼唤“文应，文应……”一串又一串的泪水，从她的眼角里汩汩地溢下。
年幼的女儿不得不鼓起全副勇气，一次次跑去外屋的电话边，又一次次被那恶犬似的电话给“咬”了回来。她的小脚的母亲也陪着一边掩泪，老人实在搞不明白自己并非小脚的女儿，在旧社会走得战战兢兢，怎么在新社会走得还这般如轭在身？
彭文应未能和妻子见上最后一面。
套用六、七十年代国人耳熟能详的一条语录“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当张春桥的“庖丁解牛”的快感尚未享受尽的时候，彭文应年仅44岁的爱妻，抛下丈夫和六个孩子，也抛下中国之弓上的一颗永恒惊魂，撒手西去……
他是如张春桥所说，曾慷慨申明：“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可现在他生命中的一半已经死了，除长子、长女在北京上大学暂不明情况外，他身边8岁的小女儿、13岁的二女儿、15岁的次子，在痛失母亲之后无不遭大人白眼、受小孩唾骂，几乎夜夜以恶梦枕头，日日以泪水洗面，除了上学，尽量蜷缩在家里，好似林中跌入陷阱、泪光迷茫的三头小鹿……
作为为人之父，此时的他或许应该以政治上的妥协，来担保这个已失主妇、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能苟全于板荡；他却依然顾不了这个家，在“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揩干净身上的血迹”后，仍以全副的力量去一个个批判会上抗争，并由此带来对自己更猛烈地批判，对家庭更剧烈地震荡！
妻子辞世的次日，在民盟上海市委的批判会上，彭文应不改“钢口铁牙”
“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
8月20日，在市人代会预备会上，他又一片赤诚可鉴苍天：
“例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会后，一位朋友私下劝他：
“你不承认错误就不要讲话，何苦再去辩论、再去上书，把问题越搞越大。”
他正色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除去章乃器、彭文应等极少数“朽木不可雕”的“学生”外，运动真是一座“伟大”的学校--
它可以使你去中世纪的炉火上敲出一具锋利的犁头，并掌着这犁头，将自己原本春华秋实、蜂喧蝶舞的思想的田野，给翻得满目萧索、一片死寂；
它可以使你以一颗破碎的心填进枪膛，又朝自己开枪，从而将自己的心打得更加破碎；
它或者让你说服自己，哪怕有再好的动机，一个人稍不留神，就会从好人变成坏人；
它或者让你平衡自己，刨开历史的冻土层，世上哪里没有屈死的骨架？远有岳飞近有彭德怀都屈死了，与他们相比，今天再委屈回自己，不就好像委屈只蚂蚁；
在报端上工农兵海啸般义愤的斥责声中，它还能叫你背负一种深重的罪孽感，自己穿工人织出来的布，吃农民种出来的粮，却和劳动人民的看法大相径庭。在知识这条黑色血缘的安排下，自己不是黄世仁的儿子，也是南霸天的外甥；
在交代便会宽大的庄严保证下，它还可能使你萌生侥幸心理：宛如童年时，你将妈妈等着买米下锅的钱去买了图书，或是你在学校里打碎了一块教室的玻璃。但是在你向妈妈交出了图书，你对老师承认这事是自己不小心干的之后，妈妈还是你的妈妈，老师也不会因此而逼你走上绝境……
于是，本该著作等身的教授，王造时却几近检查等身：
1957年7月15日在复旦大学作第一次检查。8月10日在学校作第二次检查。8月14日，在文化俱乐部又作检查。8月24日，在市二届二次人代会预备会上再作检查。12月31日，写出长达几万言的《我的忏悔》。次年1月17日，又交上万余言的《我忏悔我的罪行》……
伴随昔日君子丰采的荡然无存，当年在上海滩上他高举着的理性，一一被埋葬在稿纸的方格之中。他也曾高举着的骨头，在那方格里软得似用筷子挟都颇觉困难的海蛰皮。
几乎唯一能证明他和邹韬奋先生所描绘过的那个人物有某种联系的是，在天塌地陷之时他还保存着的善良。
1957年12月18日，他交上去一份《交代撕毁来信的经过》：
报上刊出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鸣放运动重点应放在基层》后，过了些日子，我陆续由复旦历史系转来外地来信多封（约在十封以上），都是赞成我的发言的，其中也有诉冤的，我一概都没有回答，预备交给系里去处理。但是反右斗争开始以后，我就迟疑起来了。到了复旦开斗争大会的那天下午，我情绪激动，觉得自己被斗得很厉害，如果交出去，那些写信的人也要被斗，我于是都把它们撕毁……
于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却似当年的小日本鬼子打进了南京城，对自己和别人的历史大肆“烧杀掠夺”。
经过民盟复旦大学支部从7月5日到10日的六天里七次会议的批判与揭露，陈仁炳终于作出了初步交代：
“我承认我是个可耻的右派分子，我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路，破坏党群关系，夸大和捏造缺点，企图削弱党的领导威信。我承认我是罗隆基集团的上海的首要分子，从1949年起，就参加这个集团，靠拢罗隆基的时间还要早些。1947年以后，我到了上海，开始和罗隆基有了联系，49年初，罗隆基要我去南京，夺取民盟的领导权。这年冬，罗隆基将我提拔为民盟中央委员。盟四中全会时，罗隆基一直与史良斗争，我是参加罗隆基方面的，张东荪、何公敢、彭文应、潘大逵、曾昭抡、彭迪先都站在罗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