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许多民盟负责同志，如周新民、徐寿轩、沈志远、潘大逵等等十几人，都认为要搞好民盟，章罗两人应该合作。他们分别力劝我同章伯钧合作……章伯钧本人一次在民盟总部同我争吵时，当面说：‘中共中央统战部对你在盟中不合作的态度不满。’……史良常对我说：‘章伯钧的理论高，对党的情况了解清楚，应多接受他的意见。’……为了省麻烦起见，我决定对章伯钧让步，同他合作。
“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没有什么私人的勾结，秘密的阴谋。盟中有些右派分子交代时说接受了‘章罗联盟’的纲领和指示，实际上都是指民盟中央发出的正式文件说的。在我这方面，我绝对没有单独地，或同章伯钧两人联合对任何地方组织或任何人发出过任何纲领或指示。
“一年多来，我同章伯钧的合作，绝对只陷于民盟的范围。章伯钧在农工民主党和在《光明日报》的事情，他绝对没有对我谈过，我亦无权过问。他在民盟以外做了些什么活动，我不知道，我更没有同他合作……
“以上是我同章伯钧一年多来在盟内合作的全部真相。我绝对没有捏造，我绝对没有隐瞒。事实俱在，可以追查。”（罗隆基《我的补充交代和检讨》）
罗隆基写出这份材料的日子是在1957年11月7日，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已近尾声。
这时，他仍硬得像块花岗岩，不愿向毛泽东已盖棺论定的“章罗联盟”的指控低下头来；我们便可以想见在这5个月之前，当他由昆明回到北京，仅去乃兹胡同的府第放下了行装，接着就驱车去了章伯钧家，他对已经在这指控前低下了头的章伯钧，会怀有多么强烈的愤懑！
这是一个十分尴尬的下午。
如果说在这之前，尽管磕磕碰碰不断，章伯钧却从未为两人的关系感到良心不安的话，那么现在他一定深觉愧对罗隆基，他宁可下地狱去和魔鬼握手，也不愿上天堂去和罗隆基见面。可罗隆基像一头野牛撞上门来，他不能不由着这头“野牛”在自家的客厅里来回冲撞，咆哮如雷：
“伯钧，我们吵得还不够吗？我们吵过多少回？天晓得，我们竟‘联合’了！可笑，可笑，可笑之极！”
“你去承认什么‘联合’，民盟上下有几人不知我们明争暗斗，不可开交？你我之间，不仅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就连思想上的联合也压根儿不存在！”
近三个小时里，多半是罗隆基喊累了喘口气，喘完气接着又喊。章伯钧则颇像一头劳役一生、油尽灯枯的老牛，静候着死亡的雪锋刺向自己的咽喉。
仅靠羞愧撑持不了这份镇静，更有一种深刻而又痛楚的理性思索，在维持他走向绝境前的镇静，他对女儿说过：我早年之所以脱党，就因为目睹了它内部斗争的黑暗和残酷。如果我不低头，就没有办法。党是不会认错的，只有我认错。如果我再坚持下去，事情就会越搞越大，连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共产党决心整起人来，是很有办法的……
其实，比起这一在历史的燧石上溅着血泪打磨出来的理性思索，他面对罗隆基所感到的良心不安是很肤浅的。可他又不能将这一耶苏必须赴难式的结论告诉罗隆基，犹如家牛很难与野牛产生共同语言，抛开两人多年的对峙不说，一向书生意气的罗隆基，能理解在某些时候宁折不弯恰恰不是在对历史负责吗？
章伯钧的眼里一定溢满了浓浓的苍凉，以及一条涸辙之鱼眼见另一条还在涸辙里蹦哒的鱼儿的悲悯。而罗隆基临走时，依然怒火填膺，气冲霄汉：
“章伯钧，我过去没有跟你‘联合’，现在没有跟你‘联合’，今后也永远不会跟你‘联合’！”
说毕，罗隆基拎起手杖，双手握住两头，猛地往大腿上一压，只听见“咔嚓”一声，手杖断成两截，他把它们往章伯钧的脚下一扔，又厉声扔下八个字：
“你我之间，如此而已！”
历史终将评说罗隆基此举是否就是书生意气，而在章伯钧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里，是否就没有涂上一点不得已的圆滑与畏缩？
可在当时，历史决不会听到这手杖令人心折的断裂声，它好似暮秋一片树叶无言地离开枝头，冬夜一瓣雪花悄然地贴上窗棂。历史的全部注意力，被中国林子里的一场山火映染得通红，《人民日报》7月1日的社论，正似来自西伯利亚的浩荡北风，将这场山火翻卷得更豪迈、更生猛，那飘拂、奔窜、仿佛全球的幽灵都聚会于此的无边焰头，也更具有了魔幻的色彩……
罗隆基被烧得几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像热锅里的豆子一样爆裂开来，又纷纷带着针戳似的刺痛落回他的身心。他倒在满是黑炭与灰烬的火圈里，透过火焰层层的帘幕，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那一张张平日高贵的、典雅的、仰慕的、慈祥的、亲热的面容，浮动在火焰之外，竟也像被火焰吞噬的树干一样扭曲变形，额头上分不清是汗光还是油光，眼睛亢奋得几近出血，每一道眉毛都拧紧有恍若是几个世纪积累下来的仇恨，每一条皱折都在撑起刀尖般的锋利……以致于看上去几乎每张面容都有了几分狰狞之色。
最要命的是那些在保养得洁白的牙齿中吐出的艳红舌头，以极高的频率蝉羽似的颤动着，即使托出来的是成百公斤的虚假与拙劣，它们也一样运转得潇洒自如。以致于你难分清楚，它们到底是人的舌头，抑或它们就是燎烤中国的火焰……
整个5月，首都知识界在整风中激昂得淋漓大汗之时却悄然去了太湖度假的吴晗，精神饱满地出现在7月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讲台上，他作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
笔者不可能照录这篇发言，只能择其心智最为雀跃、情感最为自醉之处，列之如下--“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一贯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终目的，并且还和各方面的反动分子有配合，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妄想钻帮党整风的空子，夺取党的领导权，把今日人民的天下变为章罗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言论行动是破坏民盟盟章的，是违反宪法的，是反对全国人民的……（鼓掌）
“章伯钧在1951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我说，只要我们两人合作，事情就好办。我置之不理。这样，就越发仇视、敌视我们，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总是不对。北京民盟因为没有接受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章伯钧、罗隆基的领导，多年来像封建家庭的小媳妇，怎样也称不了这两个恶婆婆的心。
“章罗二人原来是两个把头，争权夺利，勾心斗角，互不相下。过去，他们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盟内争地位，争各自党羽的安排，建国以来，章罗在民盟中央除了闹人事纠纷以外，从来没有想到要替人民办点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苏共20次代表大会之后，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在世界各国反共高潮之后，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提出之后，他们对国际和国内的形势的估计，以为要变天了，共产党站不长了，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了。章罗两个冤家忽然变成章罗同盟了，两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气了，一个腔调说话了。不是个别的而是联合一致的来打击我们了……
“……这样，两个党派深入到基层点火，两个报纸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记者到九大城市、到各个大学到处点火，火焰弥漫，烟尘蔽目，弄得他们自己也晕头转向了，以为共产党‘失去人心’，以为共产党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万军队，但人心失去了。这条船要沉了。要民主党派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章伯钧的结论是‘共产党现在弄得进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现在我们民盟有责任帮助党。’大有‘收拾残局，舍我其谁’之慨。（全场哄笑）这就是章罗所组织的四个委员会之一的科学规划委员会、6月6日由章伯钧召集北京曾昭抡、费孝通、钱伟长、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举行紧急会议所得的结论。这六个教授主要是罗集团的历史人物，这次会议是章罗同盟的一次行动表现，也是章罗同盟到处点火以后的高潮，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高潮。他们妄图制造这样的气氛来威胁党，进行政治讹诈，他们要借此挺身而出，以帮助之名行篡夺之实……结果是从自己点火所造成的烟幕出发，错误地估计，罪恶的行动，点火，火烧了他们自己，凿船，整个右派分子下了水！（鼓掌）暴露出他们是人民的敌人……”（长时间的鼓掌）
我想，吴晗一双读历史的法眼，对罗隆基，对毛泽东都有深透地了解。正是在这双重的了解中，他知道什么东西对于后者是最经不住撩拨的，因而对前者便是最要害的，而他这次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发言尚不足以称为要害。
按传统道德观衡之，把朋友间私底下的谈话播于稠人广众之中是可耻的，更不用说以此作为批判的利器了。但吴晗先生顾不得这些，几天后他又在一次会议上揭露：“罗隆基对人说过，周恩来是南开出身，毛泽东是北大出身，我是清华出身，为什么他说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我就代表资历产阶级和小资历产阶级呢？”（见1957年8月11日《人民日报》）
也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江苏省代表小组会上，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发言说：章罗联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讲不胜讲。章伯钧对共产党的领导一直是不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他经常说：“你看，三年之内（有时说‘二年之内’或‘一年之内’）中国一定要有变化。有一次，毛主席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民盟的正副主席都参加了。毛主席讲话时，章罗二人都没作记录，会后向盟内传达，他们却添油加醋甚至歪曲事实，他们不谈毛主席讲话中的其他问题，单只强调匈牙利事件、斯大林的错误等方面的问题。她听了章罗的传达报告后立刻指出，根据自己的纪录，章罗讲的有些内容，最高国务会议上并没有讲。这件事引起章罗很大不满……
早在6月中旬，史良就把本月6日这一天章伯钧到她家里发泄的一番不满抖落出来，又将矛头直指在科伦坡大约还想着给她买礼物的罗隆基--“罗隆基现在出国，等他回来以后，她希望他能够有所交代。”
吴晗的发言尽管猛烈，但在上面看来，在章、罗的眼里，吴晗一直是民盟内部的一个异数，因此由与章罗关系都非同一般的史良站出来揭发、批判，便不啻于一包定向爆破的烈性炸药，能够从内部炸开民盟的围墙来！
据说，让“三美相加”的史良得变得一身火药味的，是胡愈之。6月6日的六教授会，也是闵刚侯按照胡的旨意给安排的。而且，组织民盟内部对章罗大规模揭批，火力配置一应俱全：长枪、高炮、短刀、暗箭……其挂帅人物也是胡愈之。
在民盟中央，别看沈老（钧儒）的地位最高，是旗帜性人物，可暗是中共党员、明里担任民盟中央秘书长的胡愈之才是民盟的主心骨。
在7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胡愈之发表了《章罗联盟的透视》一文，内称：
“……以章罗为首的阴谋集团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的。首先，他们要从动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入手，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用英美式的议会制度，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用资产阶级的两党轮流执政，来代替民主集中制……”
“章罗联盟是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民主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要削弱以至推翻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共产党的领导削弱了，上层建筑动摇了，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为资产阶级专政创造了条件。”
时为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的千家驹，则是各种会议上忙得不可开交的人物。他正值英爽之气奕奕逼人的年纪，他的职务又显然不是虚职，在民盟反右斗争的最前线上，他便如蛟龙得雨，鹰隼盘空。在组织“火力”并亲自倾泻“火力”之外，他还和几个人披星戴月，以最快的速度将章罗的历史“删繁就简”，编出了一本《章罗同盟反动言论集》……
在7月3日晚间民盟中央举行的第三次整风座谈会上，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当场揭发了罗隆基的小集团的名单，并且，指出他在全国十几个地方设立了据点。
这个小集团的主要人物有：曾昭抡、潘光旦、费孝通、吴景超、范朴斋、张志和、叶笃义、潘大逵、刘王立明、张东荪、周鲸文。他所设立的据点是：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应、陈仁炳，在湖南是杜迈之，在湖北是马哲民……
也是在这个会上，费孝通开始“反戈一击”了，他说现在自己终于明白了，罗隆基是在不断地利用他，他事实上是在罗隆基的掌握之中，并且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现在他不但悔恨，也十分愤恨。他揭露说，两年前章伯钧到处说，今后社会上只剩三种人：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从此，一向勾心斗角的罗隆基和章伯钧宿怨全消，他们对知识分子突然关心起来。章罗合作的共同目的很明显，是为垂死的资产阶级作最后的挣扎……
他还说，自己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也深受罗隆基观点的影响。因此，用费孝通的话来说：“在民盟批判会上的揭批，既是对自己所犯罪行的深刻检查，也是对罗隆基阴谋的见证。”
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在批判章罗的大小会议上，踊跃发言的名人，尚可以列出一长串：高崇民，陶大镛，翦伯赞，马叙伦，华罗庚，楚图南，童第周，萨空了，梁思成，高真（闻一多先生之遗孀），冯亦代……
小人物也不能寂寞，《大公报》记者采访了罗隆基的家庭护士王美兰，她眼睛一下红得似五月的烂桃：“罗隆基是一个两面三刀的东西……”
好似马路边以铁栅覆盖的排污口，章伯钧、罗隆基身上落满了语言的“浓痰”和“鼻涕”。章伯钧习惯了，罗隆基也不得不习惯。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罗隆基站起来交代一个问题，他讲完了要坐下去，结果却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眼镜也被震飞了，原来他的椅子也被人抽走……
在满场开怀的哄笑声中，在人们林立的、犹如在看一个精采马戏节目的目光里，他似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狗，在地上蠕蠕地爬行，直到一双沾满灰尘的手终于摸到了眼镜才抖抖地站了起来。这么一摔，倒摔出了他一个童年的记忆，仿佛眼下他身处的，不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的集会之处，而是一群拖着鼻涕的山野孩子在简陋的教舍里“大闹天宫”……
罗隆基或许终于明白了，当文明被打落在野蛮的沼泽地时，你就不要指望那些最懂方块字的端庄、严谨与美妙的人们的咀里，能再吐出金玉与珠玑来。
即便如此，在三个人，即“一个是我所谓的我的‘亲信’，一个是我十年来的亲密朋友，一个是我的机要秘书”，站出来对他进行了“不真实的揭发”之后，还是让他魂飞魄散，因为“那不止是社会上会以假为真，就是党的领导对你们的揭发亦难于辨别真假了。所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纸对你们三个人的揭发，都全部发表。这就真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使我就万口莫辩了……”（罗隆基给那位“亲信”的信，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