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这短短的序中，吴觉农还是没有忘记他的茶事：我青年时在家乡接触农业，特别较多关心茶叶生产，有志于为振兴祖国农业而奋斗，因此更名“觉农”。30年代，我与几位同仁在上虞与嵊县交界处创办茶场和茶叶实验学校，计划汲取国外先进技术，搞机械制茶，改变我国茶业落后状况。此地是海拔20-30米的丘陵地带，土壤，气候均适宜栽培茶叶。但是，在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旧中国，要办成一件利国利民之事谈何容易！最后，茶场终因得不得有关方面支持，资金不足，加之缺乏经验而失败。
解放后，县党政领导和全县人民努力奋斗，不断改变着山河面貌，1958年，在我当年创办茶场的地方办起了上虞县茶场，各产茶乡、镇的茶叶生产亦得到较快发展，1981年，全县茶叶产量突破5万担，跨入全国茶叶基地县行列。每念及此，总是感到很大慰藉。
对茶业的拳拳之心，在序言中可见一斑。
时间不过月余，1989年10月28日，中国著名的农学家、茶叶专家，全国政协第七届常委、民建第五届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爱国民主人士吴觉农因脑溢血病在北京逝世。
吴觉农是以一个茶人的清洁的身份去世的。冠以他的头衔是那么多，但他临终前却只对亲人说：我已一生事茶。
三个月之后的1990年2月，中国《国际商报》在头版头条上刊登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1989年中国茶叶出口创历史最高纪录出口总量超过斯里兰卡，跃居世界第二位名、优、特产品崭露头角，茶叶售价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正是在1989年，中国茶叶出口为204500吨，创汇42000万美元，成为世界第二茶叶出口大国，再创中国茶叶出口史上的最高纪录。
这是吴觉农一生梦寐以求的光荣啊！他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地实现，他的事业正被后人一代代的继承。那一刻，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施云清先生禁不住心潮澎湃，他怎么能不想起吴觉农先生呢？倘若先生在天有灵，大家一定会一起拥抱欢呼，以茶代酒，共贺成绩，并再造辉煌吧。
是的，吴觉农的同学、妻兄、中国著名的蚕丝业专家陈石民先生曾经有一句话说：觉农是一位茶叶界的革命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前无古人的。
这句话的确从某个角度上说，代表了吴觉农的一生。可以说，吴觉农从早年留学日本起，直到他去世，对振兴中国茶业的思想和行动，都是带有革命性的。总结起来可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他是现当代中国茶史的考证者和茶政的改革者。他的一系列的专著，在考证了中国历代茶史茶政之后，不但向全世界廓清了中国是茶叶故乡的历史事实，而且还对当时的茶园经营、茶叶制造、茶叶外贸，茶叶组织、茶叶检验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论述，提出了振兴华茶必须进行综合治理的正确主张，为改革茶政付出了很大的精力。
二：他是发展茶叶对外贸易的积极工作者。早在三十年代抗日期间，他在贸易委员会工作之时，吴觉农就曾在十分艰苦的工作环境下，不遗余力地组织各省茶叶出口，取得了显著成绩。解放之后，在他领导之下研究制定了恢复发展茶叶生产、保证边销、扩大内外销售市场和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针政策，在各产茶省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他多年来振兴华茶的愿望，开始得以实现，出口贸易得到了迅速地发展。
三：他是中国举办茶叶出口产地检验的创始人。吴觉农于1931年开始筹办茶叶出口检验，续而提出了禁止劣茶输出、增进华茶信誉，必须从根上做起，实行产地检验，才能收效。因此，1936年他先后在祁红、屯绿两区试办茶叶产地检验，就地监督指导生产、以期从积极方面发挥其所用。其后，各主产茶省相继开展了产地检验。
四：他是中国茶叶高等教育的开创者。1940年，由他提议创办的复旦大学茶学专业，是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如今，中国高等院校中的茶学专业系科已经有许多，为中国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茶业人才。
五：他是中国茶叶科研工作的开拓者。早在三十年代，吴觉农先后在江西、安徽、浙江建立了茶业改良场。在他的推动下，许多产茶省份也相续成立茶叶改良场。1941年，吴觉农出任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茶叶研究所所长，在武夷山下开展了栽培、制造、植保、生化等研究工作。在技术推广方面更以“茶树更新运动”为重点，以图在抗日胜利之后有着更大的发展。当年出任研究所副所长的蒋芸生先生后来出任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这之间正是薪火承传的关系。
六：他是中国现代茶文化的开拓者。以《茶经述评》为代表的茶学专著，其深刻的茶文化内涵，标志着传统茶学进入了新的现代茶学高度。而在他九十生日华诞上以他为首的中华茶人建立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倡导，使中国无可争辩的成为全世界茶文化研究的中心。
在对吴觉农的一生作了如此回顾之后，还有必要对吴觉农的茶学思想作一严肃的学术探讨。
我们已经知道，吴觉农毕生从事茶业，他在长期的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著译了大量的茶学著作，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一千二百余年前陆羽茶学的框架，奠定了二十世纪现代茶学的基础。那么他的茶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
应该说，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极度憎恨和对茶叶的极度热爱、也就是说，个人志趣和时代召唤，孕育出了吴觉农从事茶学研究的真实动机。
吴觉农留学日本时的茶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茶叶生产技术和茶叶历史这两块上，其茶学思想基本上属于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范畴。直至三十年代初，在上海商检局工作时，推出的《中国茶业复兴计划》和《中国茶业问题》之作，开始了把茶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状况结合起来研究的思路，这才脱离了陆羽式茶学研究的窠臼，走上了茶学研究的新路。
此一飞跃，建立在吴觉农自治学开始便双管其下的前题下。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使他不仅是一个茶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尤其是对中国的农民状况，他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使他避免了在实验室里作学问、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气，把科学摆到了现实生活中去接受考验。
至三十年代，吴觉农茶学思想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发展，至四十年代，吴觉农学习苏联早期农业经济学说，参照斯大林时期的农业模式和外贸模式，结合中国茶业实际，在《抗战与茶业改造》论文集中，提出了战时茶叶统制政策，以及以后的茶叶统购统销政策，最终形成了适应建国初期计划经济需要的完整的系统的吴觉农茶学思想。
我们有必要对吴觉农茶学思想的核心和主要内容作进一步的了解。众所周知，陆羽的《茶经》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传统茶学中，实践的观点始终是茶学的精髓。吴觉农继承了这一优良的传统，从一开始研究茶业问题，就亲身投入到科学实践中去。他一向主张即知即行的工作态度，主张为了事业，不但不要怕做错，而且也不要怕费钱。因此，吴觉农的茶学思想是植根于“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