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
秋天到来时，我又开始约会了。我计划在九月结束前发展一段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
虽然我不想承认，不过这的确与杨康那句“这一年来你不会一直都没有交男朋友吧”有一点关系。那句话在我听来就像去年冬天他对我的坦白一样可恶，我讨厌他那样得意洋洋地处处暗示我仍旧对他余情未了。
不过，发展一段恋爱关系这种事，就像结婚一样并不是单凭自己的意志就可以决定，否则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那么多错过了婚龄被剩下来的人。后来的几年里，等我自己也渐渐地向那个群体靠近的时候，我的父母也开始像其他的父母们一样焦躁地催促我赶紧找个男人结婚。没错，他们用的是“找个男人结婚”这样的表达方式，就好像外面真的有一世界的男人等着我去跟他们结婚一样。
外面当然没有男人在等我，即便有，也未必就是适合我的那个人。去年杨康曾问过我：“既然你说追你的人很多，那为什么你只交往过一个男朋友呢，是因为你自视甚高吗？”
我说：“你认为我应该接受那些头脑空洞，品味奇怪，并且偏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男人吗？你知道，他们中有一个一年四季都穿皮裤的男人，他在追求我的时候居然已经脚踩七八条船了。”
那时他脸上也是带着一种像是此刻这样的幸灾乐祸的表情——近来，他开始频繁地出现在我们院里举办的各种大小经济论坛上，而且一见有男人跟我搭讪，一定会堂而皇之地上前取笑我一番。
“顾小曼，你不会是准备跟这位约会吧？”他一边同我身边那位意大利商人笑了笑，一边不动声色地用中文对我说道。刚才我正跟这位饶塞佩先生谈笑风生间，他又毫不见外地插了进来。
“为什么不呢？他气质形象又不差。”我一边说着也跟饶塞佩笑了笑。
“他都可以当你干爹了吧？”
“边去，你少管我。”我不露形色地回了一句便又回过头去用英文跟饶塞佩聊了起来。
不一会儿，茶歇结束了，饶塞佩微笑着跟我说了句“Ciao”就离开了，临走前还特地夸了一下我的鞋子。
我笑着说了声谢谢，一抬眼就瞧见杨康正交叉着双臂站在那儿一脸不怀好意地看着我。
“干嘛？”我有些不悦地说。
“你不会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夸你的鞋子吧？”他笑说。
我只斜了他一眼就走进了旁边的休息室。夸赞年轻女孩儿的品味有什么不对，何况人家是来自时尚之都米兰，我心想。
然而，只一天后，我就明白了那位饶塞佩先生夸赞我的鞋子的真正用意。
那天晚上，他带我去了一家很高档的西餐厅，一开始气氛还十分融洽，直到他无意之中提起了他在米兰的妻子和女儿。我听到那句话时登时有种被雷劈到的感觉，不过让我更震惊的是他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把手放在了我的大腿上。我几乎条件反射地抬手朝他扇了过去，这次换做他露出了那种被雷劈到的表情。晚餐就这样不欢而散。他离开前倒是跟我解释了一下：“I thought girls wearing designed shoes are sophisticated。”
杨康把这句话翻译作：“穿设计款鞋子的女孩都很成熟。”
“当然，也可以理解成穿设计款鞋子的女孩约炮观比较成熟。”他把手里的拿铁递给我说，“这在意大利人之间是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则。”
“你倒是很清楚啊。”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说，“看来约过不少意大利女孩儿啊。”
“只是有意大利的朋友而已，我的审美观是纯东方式的。”他说这句的时候一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心里莫名地有些别扭，便别过了脸去。
“不过，我倒是没想到你会这么天真。”他语带嘲弄地说，“一个四十二岁的老男人对你一个二十四岁的小姑娘那么热情，你觉得是为了什么？谈人生么？”
“在这种事上我当然天真了。”我轻笑了一声说，“像我这种只跟一个人交往过的，怎么可能像你们这些玩惯了ONS的那么熟练和洒脱呢。”
他淡然地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而后的几次约会也都是大同小异。于是，九月过了快一半，我还是没能开始一段认真的恋爱关系。直到9月17日那天，我在研究院的楼下不期而然地跟那个男人相遇了。
那时，我正陪着一个刚刚采访完的化工集团老总走下那段台阶，而他则跟几个环保组织的志愿者拉着一条横幅等在那里。在我看清楚那条横幅上的字之前，一堆烂番茄臭鸡蛋就冲我和那个老总飞了过来，那老总的助理连忙将他挡在身后，而我却因躲闪不及被砸了个正着。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身上那件已经变成车祸现场一般的巴宝莉，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对面的人群就已经闹哄哄地喊了起来：“还我绿地河流！黑心企业滚出市场！”那群人里为首的是一个身材壮硕的胖子，个子不算高，剪了个十分土气的发型，身上穿着一件跟其他人一样的白色T恤衫。我跟他对视的时候，他正大声地喊着刚才那句口号，面部表情因为愤怒而变得有些扭曲。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我那时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跟这样的男人交往。
这场骚乱只持续了几分钟就结束了——他们在试图近身袭击那个企业老总时被匆忙赶来的警察带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一个警察过来问我们有没有受伤，那个老总忿忿地说了一句“我一定要起诉那些人”便甩开助理拂袖而去，那警察于是也朝台阶下面走去。
我忙上前问道：“我也可以起诉他们吗？”
“你受伤了？”
“嗯，我受到了很严重的心理伤害。”我指着自己的裙子说，“可以让他们赔偿我的巴宝莉吗？”
那警察像是看外星人一样地看了我一眼就跟同事一起离开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那个胖子叫李伟，在北京的公益慈善圈里也算小有名气，上次那个环保组织就是他前两年一手创立的。
我是通过一条弹窗新闻知道这些的，出现在这条新闻里的，除了那天中午的抗议事件，还有那个组织的背景资料以及李伟的个人博客链接。我一看到那条链接就毫不犹豫地点了进去，主页上满满的都是像上次那样的混乱场面，不过往后几页却都是他在不同的场合做志愿者的照片。我在那其中随手点开了一篇热门的文章，在下面的留言板上噼里啪啦地打下了一段长长的文字。
我言辞激烈地控诉了他们那天伤及无辜的野蛮行为，并且强烈要求他们赔偿我的经济和精神损失。最后，我又在那段话下面附上了一个不经常用的邮箱地址。
只过了一天，他便发了致歉邮件过来，还问我下午有没有时间，他想亲自把赔给我的衣服送过来——因为邮寄的话会有点贵。我回说：那就下午5点半吧，到时候我去楼下等你。
傍晚时，他果然提着一个纸袋子过来了，语气冷淡地跟我说了声“顾小姐，上次不好意思”就把袋子递给了我。
“你认识我？”我有点好奇地问道。
“在某个视频采访里曾经看到你陪着那个黑心商人一起做秀。”他不咸不淡地说。
我心里有些不快，便嗤笑说：“你们难道就不是在做秀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他冷冷地看着我。
“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在自己的博客里贴那么多煽动性的照片？”
“那是因为我们想让其他人知道有很多人非常需要他们的帮助，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号召他们加入我们……。”他的声音突然有些激动，不过很快便又变回了那种冷淡的语调，“算了，我跟你解释什么，反正你这种人也不会在意这些东西。”说完他就快步走下了那段台阶。
我看着他敦实的背影，心里忽然冒出一股无名的火气，悻悻从那个纸袋子里拿出那件绿色的连衣裙看了一眼，果然是那种款式老土质地低劣的便宜货。我厌恶地皱了皱眉头就把那件裙子连同纸袋子一起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我再次见到李伟是在几天之后。那天加完班，我像往常一样穿过那座立交桥去地铁，一阵突如其来的风吹了过来，我别过身去的一瞬间，便意外地在桥底发现了他。那时他正跟两个志愿者在那里帮几个乞丐模样的老人发放衣物。这次没有人拍照，他们只是在默默地发着救济品，发完了就在桥底下席地而坐，跟那几个乞丐一起干啃起了方便面。
我略一凝神，转身走开，然只走了几步又停住了脚步。想了想，还是回研究院取了热水壶来到桥下。
李伟见到我的时候有些吃惊，愣了几秒才起身问道：“你这是……。”
“要做慈善就做的细致一点啊，让人家干啃泡面算是怎么回事？”我把手里的水壶递给他说。
“我们只是忘带了，又不是故意的。”他有些不大自在看了我一眼，便提着水壶去给那几个乞丐冲泡面了。
我跟在他身后走了一圈，这才发现他们刚刚发放的衣物棉被都挺厚实的。
“快入秋了，晚上渐渐冷了起来，这些人在北京都是居无定所，我们想至少给他们提供一些御寒的衣物。”他像是解释一般地说。
“这些东西都是你们自己掏钱买的？”我问。
他摇了摇头说：“基本都是全国的好心人捐赠的。”
我没有再问什么，只站在那里等他给那些人倒完水。
“下次要再遇见这种情况，直接上楼去要水就行了。即便是我这种人，也不会拒绝这点要求的。”我从他手里拿过那只水壶说。
“上次是我说的有点过了。”他有点窘迫地说。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你要是有不穿的衣服也可以捐给我们。冬天的时候，这些人会很需要的，这是地址。”他一边说着就递了一张卡片给我。
我答应了一声就提着水壶离开了。
那天回家后，我便果真整理了一些旧衣物出来，又去跟小如和方路扬拿了一些，最后竟然打包了两大箱。我本来是想邮寄过去的，不过想了一下还是亲自打车送去了李伟告诉我的那个公益组织。
他给我的地址居然是一个福利院。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在操场上跟一群七八岁的小孩玩游戏，见我下车了，便过来帮我把箱子搬了下来。那些小孩见状也一起围了上来，叽叽喳喳地讨论起了我的裙子和太阳镜。我尴尬地冲他们笑笑，稍微有点不大适应面前的状况。
李伟把箱子搬进了仓库里，微笑着跟我说了声谢谢。我说，没什么，反正只是些不穿的衣服罢了。他又留我在这里吃午饭，我怕他误以为我嫌弃这里的伙食，只好答应了下来。
午餐的时候，孩子们依旧围着我问这问那，不过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我堂姐家那位小祖宗一样不经我的同意便随便碰我的东西，也没有人把口香糖黏在我的头发上或者把油彩涂在我的衣服上。于是我渐渐地也放松了下来。
午餐后，李伟和孩子们又带我去参观了教室。那是一座不大的板房，红瓦灰墙，门窗上的绿漆已经脱落，然教室里却非常的整洁，墙壁上贴满了孩子们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和手工艺品，后面的黑板上则是他们用彩色粉笔写下的五彩缤纷的梦想和愿望。最意外的是，讲台的一侧竟然还放着一架旧钢琴。
我问，这也是好心人捐赠的？他说，是一个音乐家捐赠的，可惜院里的老师都不大会弹。
我点了点头便走到那座钢琴边上坐了下来。
我弹的是《卡农》，那是我在少女时代曾经用来参加国际比赛的曲子，那次比赛我并没有得到什么像样的名次，倒是收到了一个法国少年热情的表白信，他说我的演奏让他面前盛开了一片红玫瑰。
我不知道那天李伟面前有没有盛开出红玫瑰。我弹琴的时候，他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我，等我弹完了，他问我周六能不能过来给孩子们上一次音乐课。
我没有拒绝。在那些孩子们期待和憧憬的眼神之下，我无法拒绝任何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