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人”、“理人”还是“安人”
中国人不能“管”，所以“管人”不妥
说中国人难管，是因为你要管他；如果你不想管他，中国人并不见得难管。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认为“人的身体虽然渺小，却有其优异的性质，在宇宙间居于卓越的位置”，对于这种“顶天立地”的中国人，我们当然不能任意去“管”他，因而塑造了中国人“不被管”、“不容易管”的性格。西方管理，可以说是“管人”与“理事”的乘积。他们“认事不认人，认法不认人”，以至于重“事”(评估绩效)轻“人”(绩效不佳，立即换人)。为了把人“管”好，令其按照既定的计划去“理事”，心理学家、行为学者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一些“硬心肠”的哲学家，也强调客观的理智，不惜“自欺欺人”(西方哲学家当然极不愿意如此，但身处偏道环境，又持偏道思想，往往不幸而致此)，制造若干“原罪”、“性恶”的论调。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固然贬低了“人”的地位，另一生物学家华莱士(AlfredR.Wallace)原本极端反对达尔文的学说，竟然也称：“整个人类，连所谓原始人在内，从生物学去看，都处于与驯化动物相同的位置。”“人”既然等同于“动物”，自当好好受“管”。中国人的观念并非如此。“管理”应该是“管事”与“理人”的乘积。中国人认为宇宙间自然存在的，唯“人”与“物”(人也是物的一种，但因其具有特殊的优异性质，所以异于其余众物而超然万物之上)。“事”的产生，是“人”与“物”交接的结果，“事在人为”，“有人才有事”(没有“人”的“事”与“人”并不相干，等于不存在)，因而特重于“人”(有人好办事)。我们要“人”来“管事”，而这些管事的人，最好是比自己更贤能的“人才”，我们尊敬他都来不及，岂敢“管”他？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千乘之国)，对事要一丝不苟，而对人民要有信用。”管理国家，是“管事”，而不偏重于“管人”。什么是“理人”呢？孟子把它称为“敬人”，也就是看得起别人的意思。孟子重“义”，他认为“有道德的人(大人)，说的话不一定守信(言不必信)，做的事不一定果决(信不必果)，但留意于通权达变，而以‘义’为衡量的标准(唯义所在)”。守信与果决，本来都是善行，但如不守信或不果决，反而合于“义”，那就可以不守信、不果决，可见“义”是审核的准绳，也是众德的依据。
孟子说“君臣有义”，上司(君)与部属(臣)相处的标准(义)是“在下位敬重上位的(用下敬上)，叫做尊重贵人(谓之尊贵)。在上位敬重下位的(用上敬下)，叫做尊重贤人(谓之尊贤)”。这种彼此互“敬”的需求，早已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敬”的意思，便是“看得起”，中国人常说“承蒙看得起”，内心十分愉快。“看得起”的行为表现在“理”，当我们不“理”某人的时候，表示我们根本看不起他。中国人常常抱怨“他理都不理我”，因为“对方心中没有我”(中国人深切希望活在别人心中，对此十分介意)，即“看不起我”，因而不免生气。中国人“不能不理”，但光“理人”不够中国人的性格，既然是“不能管他”(凭什么管我)、“不能不理他”(为什么不理我)，中国式的管理，当然要从“管人”的层次，提升为“理人”。
“理人”重点在“敬”不在“恩”。西方奉行“恩抚家长主义”(benevo—lentpaternalism)，老板以家长的态度来照顾工人，改良工作环境，给予各种福利，借以表示恩惠与仁慈，一时颇为有效，却抵不住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冲击，终至根本动摇，违反了“父子主恩，君臣主敬”的道理。现代许多管理也忘记了此原则，妄想施“恩”，一味讨好部属，结果造成“一团和气，一事无成”的困境。然后回过头来，痛责员工的不仁，竟至对于“关爱员工”的管理(仁治)失去了信心。“恩”是父子间的事。父子相处，“恩”比“敬”更重要，孟子主张“敬长”而不言“敬亲”，他倡导“亲亲”并且推定“父子责善”为“贼恩之大者”。上司与部属的关系，显然未必是“父子”，与其“施恩”，不如“主敬”。“敬”的基础，在于“把人当人，不当做禽兽或工具”。孟子常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而在“几希”（这一点点）当中，居然包含了“敬人的心”(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如果连这一点点都不加以重视，很容易“一念之差”，就把员工(人)视同禽兽，甚至于“禽兽不如”了。“理他”就是“敬他”，而“敬他”的效果则在“敬人者人恒敬之”。
中国人常常“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即使在饮酒的场合，也要“回敬”一番。可见中国人十分相信“感应”的力量，肯定上司用他的心“感”(action)，部属就会以他的心“应”(reaction)。为什么只许“上司用心感，部属以心应”，不容许“部属用心感，上司以心应”呢？原来这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亦是有意造成中国人不容易管的重大因素之一。孟子一方面鼓励做子女的应该“顺”于父母，却赞成部属对上司“不要顺”(“不要顺”绝非“要不顺”)；另一方面又告诉齐宣王说：“上司如果看待部属像手足(君之视臣如手足)，那么部属就会把上司视为腹心(则臣视君如腹心)；上司看待部属像犬马(君之视臣如犬马)，部属就把上司视为路人(则臣视君如路人)；至于那些把部属看成没有价值、没有用处的土芥(君之视臣如土芥)的上司，就难怪部属把他当做仇人一般看待(则臣视君如寇雠)。”
中国人希望“必待上对下好，然后下才对上好”，一旦颠倒过来，在下者先对居上位者示好，那就是众人所不齿的“谄媚”、“拍马屁”、“巴结权贵”，十足的“奉承之徒”。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因而指出中国以前仅有“民本”观念而不涉及“民主”。实际上中国人是“寓政道于治道”的。中国人“不好管”的性格，使得历朝帝王，除了“按时纳粮”、“不要造反”之外，不敢过多索取，因而在专制政治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享有“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极大自由。中国人难管，即由于这种“政道”，成为所有独裁暴君的克星。“敬人”的结果，也有引起“不敬”的。
孟子要我们首先自我检讨，为什么“我礼敬人，人却不回敬我”(礼人不答)？是由于自己“敬”得不甚周到，还是已经失敬而不自觉？如果确实是自己的失误，当然要反省以正身，务求尽其在我。倘若自省并无失敬，而对方依然“不敬”，就不妨“不理他”，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妄诞的人(此亦妄人也已矣)！这样，和禽兽有什么分别呢(则与禽兽奚择哉)？对于禽兽又何必计较呢(于禽兽又何难焉)”。这也是“上不理下，对他冷淡，爱理不理”的一种制裁力。中国人难管，却本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并不主张采取西方那种争取、冲突的手段，这是“劳资和谐”的基础。除非遇到“桀纣暴虐，残民以逞”，万不得已才会“汤武行仁，吊民伐罪”。《中庸》记载，凡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有九种经常不变的纲领，那就是修正己身(修身)、尊重贤人(尊贤)、亲近亲人(亲亲)、恭敬大臣(敬大臣)、体恤群臣(体群臣)、爱民如子(子庶民)、招徕各种技术人员(来百工)、善待远方的人(柔远人)、安抚列国的诸侯(怀诸侯)。
其中除修身外，都是讲求“敬人”的道理。怎样“敬人”呢？一是在精神方面提高他的地位(尊其位)，一是在物质方面加厚他的待遇(重其禄)，双管齐下，还有什么人会不知尽心尽力来“回敬”呢？中国人难管，我们二十几年来，一直在动用西方的法宝，想要管好中国员工，效果并不理想。中国人太聪明(当然也有人否认，说这正是不聪明的表现，但持此论调的中国人，绝不承认他自己不聪明，理由是，只有他聪明才得以看出这种不聪明)，很喜欢取巧，不管用什么方法管他，总有一套应对的办法，所谓“兵来将迎，水来土堰”，原是中国人的看家本领。难怪学了这么多年，仍然大叹：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容易管的。理人之道，固然“敬人即所以敬己”；礼贤下士，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才使得诸葛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偶尔不免遇到“人中禽兽”，以“不敬”回“敬”，值此讲求效率的时代，“不理他”并非良策，必须进一步追根究底，发掘病源，务求彻底根治，管理者才能心安。
“管人”不妥，“理人”不够，唯有“安人”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仁，仁即爱。义是仁的显现，仁是义的基础，所以“敬人”必须出乎爱心。上司礼敬部属，如果一心一意期待其正当的回报，便是基于“利”的“私心”；上司爱护部属(是珍惜、关怀，而不是溺爱、施恩)，只因为自己既然为人长上，理应如此，则是不溺于利欲的“公心”，事实上也才合“义”。仁应该是自己做出来的(为仁由己)，并不是存心做给别人看，而有所企求的。“敬人”者一味等待适当的回“敬”，自身已经“失敬”，难怪会得不到想象中的效果。出于这个缘故，孔子主张“仁以安人”。他认为管理者的责任，首在修正自己，并且使所接触的人安适(修己以安人)。孔子十分尊崇尧舜，却也不客气地指出“修正自己，并且使百姓安乐”这件事，恐怕尧舜也难以做到。有一天，孔子和颜渊、子路两位弟子随兴交谈。子路提起他的抱负说：“我愿意把我的车、马、衣、裘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我也不怨恨！”(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回则说：“我希望能不矜夸自己的好处，不把繁难的事情推到别人头上！”(愿无伐善，无施劳)他们两人，都警觉到“敬人”的重要，只是子路的想法，似乎偏向经济物质层面，比较粗浅；颜渊则不专重物质，兼顾精神层面，境界较高。
后来子路建议孔子也谈一谈自己的心愿，想不到孔子仅仅简要地说：“我要使老年人觉得安稳，朋友们对我信赖，年轻人对我怀念！”(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关怀别人，要使对方不承受任何压力，轻松愉快地受到关怀，是安人的最高境界。中国人生怕欠人家的情，甚至为了怕承受太多的情而“不领情”。你敬他，他不免提高警觉：“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战国初期的吴起将军对部属爱护备至，他为了替一个长肿包的士兵除毒，亲自用嘴巴去吸吮那个肿包里的脓。消息传到那个士兵的母亲那里，她竟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因为她知道，将军的“爱”使得她的儿子不能不舍命死战。想到儿子必死，做母亲的当然非常悲伤。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使得中国人处处谨慎，时时提防，不忘“良禽择木而栖，志士择人而事”。上司选择部属，部属也考验上司，自古已然。现代组织严密，人浮于事，但是中国人向来“能忍耐，不死心”。
他忍着不说，不抗争，也不表现不满，而对于“希望有一天能够幸遇明主，为他拼命”的信念，却永不绝望。对待中国员工，管他，他偏不服；理他，他又将信将疑。最好的办法，便是“安他”。管理的“安人之道”，乃是居于人所固有的一颗爱心，爱人如己，把人我之见，消除到最低限度。你理他，他不理你，是由于他“患不安”，一旦“安”了，自然会有正当的反应，因为这才是人之常情。员工的不安，不外乎不会做、不肯做、不敢做、不多做、不当做。
不会做的不安，是由于能力不足、技术欠佳、过程不明了，或者标准不确定，所以必须“教他”；不肯做的不安，乃是由于待遇低、工作多，同仁之间相处不愉快，因此要“知他”；不敢做的不安，表现在怕做错，怕挨骂受罚，务必要“谅他”；不多做的不安，则是内心恐惧，生怕功高震主，就应该“信他”；至于不当做的不安，无非已经做错了事，唯恐从此不再受到信任，所以应该“用他”。这“教他”、“知他”、“谅他”、“信他”、“用他”，一以“诚”为本，即“仁者无敌”的“安人之道”。
安人之道与诚的对应关系中国人最喜欢“自动自发”，他之所以表现被动、保守、消极、不长进，乃是历来教育的偏失、环境的误导所造成的。对待中国员工，唯有从管人(消极约束)导入理人(积极领导)，然后安人(自动自发)，由“管”迈向“不管之管”，亦即“有为”而“无为”，才是光明有效的坦途。
修己安人的三大纲领
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五千余年，虽历经危难，屡遭变乱，终能拨乱返治，而绵延不绝。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历代圣贤不断奉献其智能与心力，创造完善的管理哲学。中国管理哲学，是整个生命哲学的一部分。主要的课题，仍然是生命。
它以生命为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运转我们的生命和安顿我们的生命。管理的道理，即在彰明自身原有的灵明德性，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并且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大家都站在最合适的立场彼此密切配合，用择善固执的态度来取得最适当的协调。《大学》说得十分明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的“一贯的道理”精微开展的管理哲学，包容了中外一切管理思想。
链接：
［原文］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主旨］说明管理者修己安人的次序。古时候的管理者，希望世人都能够自省自律、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一定会先从国家着手，设法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一定会先从家族着眼，设法把自己的家族治理好，使族人和睦相处，齐心协力。要治理好家族，一定会先从自己做起，用心改变自己的态度习惯，成为一个具有良好德行的人。要修好自己的品德，一定会先从正心做起，使自己心无旁骛，心思端正。
要端正心思，一定会先使自己的意念真诚。要心意诚实，一定会先使自己认识明确。要获得明确的认识，一定会先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认真地穷究事物的道理。中国的管理哲学，汉朝陆贾说得十分清楚，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我们以往解说《大学》《中庸》，多半侧重其德行的一面。现在让我们从管理的一面来探讨，便不难发现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其实就在于修己安人，而修己安人又必须遵循三大纲领。修己安人，止于至善《大学》首章，开宗明义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可解作“管理之道”，亦即“管理的最高原理”。因此可以说，管理之道，在修己，在安人，在止于至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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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主旨］说明管理的道理，在修己安人，求得合理的立场。为政的道理，主要有三大纲领：亲民是重点，尊重民意为其主旨。先修治自己，使自己具备良好的德行。再逐次扩展，做好安人的德政，打下政道的基础。目标则是采取适时适当、至为合理的立场，以提升安人的效果。良好的修己，是德行。良好的安人，即为德政。将修己安人的道理发扬光大，便是“明明德”。有了这样的基础，如果能够充分尊重民意，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便能够适时采取正确的定位，执其两端，采取最为合理的立场。管理是“明明德”的历程，采取重视众人意见的导向，求得合理的决策。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管理者必先修己，才能正己正人。所以管理之道，以“修己”为第一要务。其次要“亲民”，用相亲相爱的方式来正人，就是孔子所主张的“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