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理学家侯洛宾(DavidHorrobin)在《亚当与夏娃的疯狂》一书中就曾提出，精神分裂基因与创造力基因是相同的。虽说该理论未获广泛接受，但侯洛宾有个让人信服的理由，他指出全球人口里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都出奇地近似不论种族背景或地理起源，接近1%的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至于大多数其他人类疾病则依族群不同，而有目当不同的发病率。
侯洛宾认为，精神分裂是因为拥有太多份的“创造力基因（拥有少量基因对人是有好处，所以这种基因在人群中受到天择拣选。换句话说，如果你有一或两份这种容易让人精神分裂的基因变异，可能会让你更容易成为伟大的作曲家或数学家(对我们丨日石器时代的祖先来说，就可能更善于制作新工具或晓得到哪里可以找到食物），但如果携带了三到四份的话，就可能把你推过界，造成精神分裂了。再次强调，这个模式臆测多于实证，但精作中病与创造力之间看来似乎确有关联，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所有人类族群里都有精神分裂患者。艺术家之屋的创办人纳夫拉提尔医师，一定会同意侯洛宾的看法。
如果说未来的基因检测固定把这种变种给挑出并剔除，又会怎么样呢？再怎么说，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希望子女承受躁郁症或精神分裂的折磨。只不过这么做的结果，难道没有可能同时也斲伤了子女的创造力？虽说这种遗传体质与其最终表现的一一对应，是过度简化了人类行为及精作中疾病的复杂度，但不可讳言，最高度的创造力至少有部分的基因基础。或许创造力的确是刀刃，我们则悬坐其上，等着它偏向疾病或成就切去；的确，许多具有创造力的人物在这两头摆荡。为了想避免前者！我是了者？
不管怎么说，创造力的核心是想象不存在的事，然后将其实现。精神分裂患者大部分进行的是前面一部分，只不过程度过于极端，以至于对个体造成伤害。
利用基因检测所能影响的，还不只是心理问题而已。我们从尼尔“俭约基因”的假说中可知，如果说我们拣选了防止产生糖尿病的基因变种，那是不是说同时间把我们变成了温室的花朵，也就是身材苗条、代谢旺盛，完全适合多吃少动的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遥远的未来有任何可能的灾难发生时，我们是否就丧失了应付的能力？当我们的食物供应愈来愈仰赖种植单一经由选殖的基因品种时，如果未来几百年内发生像爱尔兰马铃薯饥荒事件时，又该怎么办？我们的曾曾曾孙会不会感谢我们把他们的生理运作塑造成完美适应21世纪的模式，然而却对饥饿几乎没有适应能力？
当然，这种基因决定造成的真正威胁，可能要许多代以后才能确定。整个世界在未来几百年内可能有全面的改变，使得这种人择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许饥荒已成过去，或许计算机将变得比人脑更有创意，但有另一个可能的基因改变，已经在我们这个世代出现，并尝试用在患有绝症的病人身上。这是为了想要消除恶疾，选择在活人身上径行修改基因，把坏的基因换成好的基因，而不是为了选择下一代的基因变种。这种治疗方式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接下来要探讨的主题。
病毒、蚂蚁，及惹人嫌恶的事情
安德森(W.FrenchAnderson)医师是电影《千钧一发》的科学顾问，他于1990年成为第一位以基因疗法来治疗某个遗传疾病，而举世知名。他的病人是来自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市的四岁小女孩阿香堤狄席娃(AshanthiDeSilva)，罹患严重混合型免疫缺乏症这种罕见疾病，好比艾滋病的遗传版本，天生缺乏有作用的免疫系统。在阿香缇的病例，该疾病是由于她身上两个备份的腺核苷去胺酶基因都因突变而失去作用所致，腺核苷去胺酶这个酵素对免疫系统的功能不可或缺。
安德森t巴一份正常的腺核苷去胺酶基因插人某个反转录病毒当中，利用病毒感染阿香缇的一些白血球细胞，把有作用的基因加人阿香缇细胞的基因组当中。然后他再把这些经过修正的细胞输人阿香缇体内，希望经由增加该基因的有效备份，而克服遗传缺失。由于伦理审查委员会拒绝冒风险，阿香缇不仅接受基因疗法，还同时注射腺核苷去胺酶，双管齐下，一起治疗。阿香缇的情况有显著改善，直至2009年依然存活，但究竟是基因疗法，还是由注射更多腺核苷去胺酶所提供的额外治疗所造成的结果，争议一直不休。
阿香缇案例的成功，造成了基因治疗应用在其他病例的尝试有爆炸性成长，到1990年代末，约有三千人接受了这种方法的治疗，不幸的是大多数人没有阿香缇那么幸运。1999年，年方十八的杰西基尔辛格(JesseGelsinger)由于身体免疫系统对携带治疗基因的反转录病毒出现巨幅反应而身亡，不但使得宾州大学停止了这项试验，也让许多人怀疑基因疗法整个领域的安全性。如果说基因疗法的风险是这么大，而成功几率又那么低，那么是否值得进行呢？
基因疗法的结果分歧，是基因多效性的另一例证。在此！
理论上或实验室里似乎可行的事（虽说有两只接受了与杰尔辛格相同治疗的猴子也死于类似的并发症），在人身上就是不成。
基因疗法与人体生理的多重层面互动，使得结果的预测变得十分困难。我们愈来愈体认到，试图改动大自然可能会造成意料之外的效果，就算改动本身看来似乎计划周详且合理。
2008年1月11日出版的《科学》期刊里有篇研究报告，提供了另一个不同领域的例子。研究人员想要尝试不同的方法，来保存非洲肯亚实验林场的金合欢树。他们把其中一半的树用栅栏给围起，以防止大象及长颈鹿之类的草食动物接近，另一半则维持开放状态。他们的想法是，只要短期内不让草食动物接近，受到这些动物过度啃食的金合欢树应该有机会复苏茁壮。不幸的是，结果却完全相反受到保护、不让草食动物接近的金合欢树变得更衰弱，比开放让路过的食叶动物给摧残的树木还更接近死亡。
问题看来出在这些树木的防御系统是由住在空心树刺、靠树木分泌汁液为食的小型蚂蚁组成。当金合欢树不再需要保护时，这些蚂蚁就开始离家出走，把空间让给了另一种蚂蚁；后面这批蚂蚁会让其他的昆虫攻击金合欢树，包括一种恶劣的蛀孔性昆虫。这个简单的例子显示，在某个了解还算透彻的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的互动网络有多么复杂及不可预期，在改变其中一个组成时，不去考虑对其他的影n向，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比起生态环境来，我们对于人体生理复杂度的了解还更少，虽说我们已经是以飞快的速度在学习中，但了解自己的最大缺口，在于我们还不知道已经解码的基因组如何转译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体。基因如何适当地开启与关闭，在细胞内产生正确的生化组合？组织又如何自我调控，以创造出活生生的个体？再来还有意识的问题，目前仍不清楚。整体而言，人体系统极度复杂，想要了解所有组成如何协调运作，会让人头脑打结。其中缘由在于，几十亿年来的演化已经让人体所有组成的功能优化，除了一些看似微小的改变就能造成严重疾病的罕见例子外，大多数时候人体都能和谐运作。
上述这些例子，让许多人质疑修改人类基因的终极用处。
理论上使用这种技术可以完成许多事，但对多数人而言，风险远超过好处。生物伦理学家卡斯（LeonKass)曾为文讨论他称之为“嫌恶的智慧”的说法，也就是潜意识里对人为改变生物的对错感觉。虽说他最早是在克隆人的议题中提到这个说法，但那同样可以应用在其他的基因改造上。科学界有许多人批评卡斯的论点，认为他是反新科技一族。的确，之前许多让人嫌恶之事，好比离婚、堕胎、同性婚姻等，如今已稀松平常，不过对于所有科学新发明的自由应用而言，这个论点或许是个有用的初始测验。
但是否要应用这些科技，最终应该经过整个社会的辩论，而不是只由医生和他们的病人决定，加上制药公司在一旁怂恿。迟早，人类社会需要加强认识这种科技的潜在风险与利益。目前这个世界，连医生都可以发出像“查理惠特克应该就接受命运”之类的声明，不到一半的美国人晓得DNA的定义，以及美国成年人接受演化的比例不到50%。因此，科学家想要把科学观念传达给更广泛的大众，显然还有好多工作要。
整体而言，需要辩论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而是我们应该做什么。当人类快速进人与物种源起相距甚远的未来时，我们应该小心保留什么是身为人所不可或缺的事。21世纪的人最理所当然的选择，可能是“吞颗药丸（包括改变自身DNA的药），但我们应该随时想到，这么做会带来什么长期的影响。人类显然够聪明，能够发明各种新工具，包括医疗措施在内，但我们是否有智能能够妥善使用这些工具？改变下一代或自身的基因，显然有潜在的危险，尤其是我们对于其中的互动与风险，晓得的还不够多。凡事只看眼前，可能让我们走上看似希望无穷之路，一直要过几百年后，才遭到可怕的反噬。
本章所提到的诸多改变基因的可能性，看起来似乎还在遥远的未来，还得过了许多世代才能够评估最终影n向，但有另一个超越生物学的情况，却正在发展进行中。
在两个世纪多之前，由于人类对能量的胃口增加，所做出的能源决定已经对自然世界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带着追求新奇与移动力的欲望，人类走上了使用化石燃料这条道路。
如今，这些燃料似乎以人为引起的气候变迁形式对人类有所回报，造成的结果是人类有记忆以来从未见过的。好比新仙女木期开始时，有冰河期的重返，而引起人类行为的改变，如今的气候变化也可能已经迫使我们走向某个目的地，并挑战我对人类社会以及生存世界的认知。
这个故事对基因工程这种强有力的科技而言，应该当成一则警告对新科技毫无质疑地拥抱，可能会出现何种后果。我们的下一站将来到对抗全球暖化之战的前沿--南太平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