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和平解决露出光芒。18日，和平解决事变的希望，再次露出光芒。当晚，端纳又来电，说他已经二次进入西安，向委员长以及张学良，转达了我此前在电话中表达的意见，现在，西安的将领们表示：欢迎宋子文陪同我一起前往西安。得到好消息后，仍需焦虑奔忙。因为南京政府虽然同意暂缓攻打西安，但他们已经命令中央军向潼关以西的军事阵地，攻击前进，致使沿途百姓，死伤惨重。所幸者，两日后，陪同委员长赴西安的中央党部主任蒋鼎文先生，从西安飞抵南京。蒋主任不仅带来了委员长的亲笔信，而且恳切劝告南京高官：千万不可听任南京、西安间的裂痕，日见加深。蒋主任还要求：南京无线电广播及报纸上恶意谩骂西安的文章，必须停止。12月19日（星期六），委员长被禁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这一天，宋子文力排众议，终于得到中央批准，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需要说明，南京政府此时仍然坚决不同意任何官员与叛变者直接谈判，说是要避免政府自贬威信。
12月20日，是南京政府给叛军规定的释放委员长的最后期限，我努力劝说，恳请中央再给予三日宽限。我并决定：偕子文同机入陕。无奈，出发前的最后一刻，南京高级官员一起来到我家，坚决不让我去机场。有人甚至这样说：夫人如果留在南京，还能劝阻中央军对西安的进攻；夫人如果走了，谁能制止内战大规模爆发？为了这句话，我只得暂且留下。只能拜托子文直飞西安。这一天，还接到张学良电报，他说：如果我不能阻止中央军的进攻，那就一定不要去陕西，因为战争一旦爆发，他也没有力量保护前往西安的我！
21日晨，得子文两封电报：一则报告委员长平安，一则告诉我，当天回京。22日（星期一）下午，端纳、子文先后回到南京，在中央常委会叙述了他们在西安的见闻，我听了介绍，开始想象如果我亲自去西安，如果我直接和张学良对话，他的心理会发生何种变化？一句话，我听了子文、端纳的介绍，更加充满自信：我相信，只要我能够与张学良当面协商，一定能促使他迷途知返。我当时对西安事变已经产生一种感想：譬如造房子，端纳给房子打好了地基，子文已给房子树起了立柱，现在，只剩下上梁这最后一道工序了。而且，要想让房子最后竣工，就必须由我亲赴西安，面见张学良。
23日：搭救我夫亲赴西安。23日，我和子文、端纳、戴笠等人，一同登上飞机。登机之时，到机场送行的许多官员赞扬我的勇敢，而我也确实神志清醒，意志镇定，绝无怯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敢于冒险进入叛军统治之区域，是因为我深刻了解西安兵变，必须和平解决。飞机很快进入西北，据说，一个星期以来，西安、洛阳上空都是阴云密布，但今日天气异常晴朗。飞机首先抵达洛阳上空，从飞机上俯瞰，洛阳机场的轰炸机，正罗列待发，我的心里，突然增加了阴影——我真的不希望在我进入西安之后，这些轰炸机能够起飞！于是，我一下飞机，立即召集该地陆军以及空军将领，当面谈话。我嘱咐洛阳空军司令，未得到委员长本人的命令，切勿派机飞近西安。旋即，我们乘坐的飞机，再次起飞……飞机在白雪群山中沿着铁路线前进，过华山，放眼望去，尽是晶莹冰山，闪烁作光。最后看见平原，知道已经靠近西安了。端纳在白色山丛中，遥指一处方形城邑说：“那里就是临潼，委员长被劫的地方。”看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千。最近几年，委员长出巡各省，我必相随。唯独此次他的西安之行，我因有病，未能陪同。俄顷，飞机开始在西安机场上空盘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勃朗宁小手枪，递给端纳，说：“如果飞机着陆，叛军士兵噪动且无法控制，请一定用我给你的这把枪，把我杀死，千万不要犹豫。”段纳笑了，他说：“上帝和夫人同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飞机停稳，舱门打开，张学良首先登机欢迎我，我仍用平常语气，和他寒暄。离机时，汉卿请我先行，我却回头用不经意的语气对他说：“汉卿，请不要下令让你的部下搜查我的行李了，因为我害怕他们把我的行李给翻乱了，搞得我不好整理，我带的衣服、用品多。”张学良立即诚惶诚恐地回答说：“夫人何出此言，我怎么敢下令搜查夫人的行李呢？”下了飞机，杨虎城也赶到了，我坦然与之握手，就像我是偶然路过西安的访客。杨虎城刚一见到我，表情十分尴尬。看到我镇定又轻松的样子，他也不紧张了。
23日：见到丈夫说服汉卿。车队首先进入西安张学良家，稍事休息，我便赶去看望囚禁中的丈夫。直到这时，委员长也不知道我已抵达西安，因为我不愿让他为我着急，所以我要求子文、端纳以及汉卿等人，都不要把我抵达的消息告诉我的丈夫。委员长被禁处，离张宅只一箭之遥，但走过的时候可以看到，禁卫森严，且卫兵们多携机关枪，很吓人的样子。我直接进入我丈夫的卧室，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呀，你真的来了？！你这可是入了虎穴啊！”说完，一面痛苦地摇头，一面潸然泪下。我则强力抑制住感情，仍用平常语调说，“我是来看望你的，什么危险都没有！”当晚，我也向委员长亲口说明了我处理此次兵变的基本设想，我说，西安，乃我中华民族诞生之摇篮，我怎么能够听任西安古城，变成我丈夫的棺木呢！倘委员长不能活着离开西安，则中国的分裂与灭亡，就在眼前！我说：南京高官，大多主张立即轰炸西安、进兵潼关，中央军主力甚至整装待发……但是，张、杨叛军的背后，还有尚未剿灭的共军。如果想要开战，内战可以立即爆发。张杨所部，人数众多，军械精良，其后方更有委员长多年仇敌。倘若战事发动，势必酿成空前规模之内战，必然招致不可预期的浩劫。因为虎视眈眈之日本帝国主义者，正日夜盼望中国爆发内战，而中国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日本才能完成其统治中国之迷梦。因此，我在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止中央军轰炸、进攻西安！我的丈夫，完全赞成我的这些看法。我见过委员长后，再召张学良来见。张学良见我没有一句斥责他的话，显得很高兴。我则立即以镇静、诚挚的态度，开始和他长谈，我告诉他：你或许认为，西安兵变得到全国民众的拥护，这实际是你的错觉。今大错已成，如何补救，才是当前的最大问题。张学良则说，“如果夫人此次和委员长一起赴西安，我敢断定，绝不会发生今天的不幸。我们劫持委员长，自知不妥，但我相信自己发动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停止内战，抗击日寇，造福国家。只是我们几次向委员长请求，均遭怒斥……
因此要请夫人婉转报告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就算要求委员长签署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文件，也是为了要为国牺牲……”他又说，“夫人应该知道，我一向敬重夫人，就是我的部下也一致敬戴夫人。委员长被禁后，他们搜查了委员长的文件，并且拿到了夫人致委员长的信函两封，我冒昧拜诵之后，更加感觉夫人的伟大。因为这两封信中，夫人为民众求福利，为国家抗外辱的至诚信念，均有充分展露，所以，我深信夫人此来，必能协调各方关系，使委员长早日离开陕西，而且我们仍然一致推崇委员长为我们的唯一领袖。今日特别恳求夫人向委员长面陈款曲，并深信夫人必能助我化解此种危局。”我当然同意在我丈夫面前，替张、杨两人做说客，我也指出：12日凌晨，事变发生，枪声四起，如果我的丈夫不幸被流弹击中，结果会是怎样？那天凌晨，委员长慌忙中没穿棉衣，如果因为严寒侵袭，罹患肺炎而死，结果又会如何？你想停止剿共内战，却反而导致中央军进攻西安，导致更大规模内战爆发，请问，这样的结局你是否想到过？你们想逼迫委员长在你们规定的文件上签字，试想，以他的性格秉性和领袖地位，能够答应么？因此，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收拾危局，让委员长尽快离开陕西。张不断点头，表示完全同意。但又说：立即释放委员长，关系重大，需要征求其他同事的同意。我表示完全理解……等到谈话结束，夜已深矣。
25日：圣诞来临飞离西安。此后，我开始等候张学良、杨虎城等人开会做出决定，等候了很长时间，总算有了结果：张、杨及其部下，同意让委员长离开西安。这次等候，是漫长和痛苦的，因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内各种主张都有。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已经“叛变”，被我和子文、端纳收买了！此时，也曾有人向我透露，共党并无劫持委员长的意思，而且他们亦主张立即恢复委员长的自由。更有人告诉我，说共党已准备放弃他们昔日的政策与行动。圣诞夜，转瞬即逝矣，可惜，这一天仍然没有明确消息。虽然在是否释放委员长的问题上，张、杨等人有争论，但张学良等人始终没有提及金钱与个人权位问题。
这种胸怀，却也是历来叛变军人所从来没有过的可爱之处。我以为，这就是中国政治进步的最大表现。圣诞阳光，终于挟着希望与快乐一起来到了。25日下午2点，张学良急匆匆赶来说：飞机已准备好了，他决心随委员长赴南京。委员长极力反对，说：“你无伴行之必要，你应该留在西安，继续指挥西北各部队。”但张学良向我解释说：他确实有赴南京的义务，因为他已向部下各将领表示，愿意担负此次事变之全部责任。同时，他还要用赴南京请罪的举动，来证明此次事变，他本人绝没有危害委员长的恶意以及争夺个人权位的野心。我同意他陪同我们飞往南京。下午4时，我们终于可以走了。委员长和我以及张学良，共乘一车。张学良出门后，立刻直奔车子的前排就座，让我和委员长坐在后排。子文、瑞纳与杨虎城另乘一车。车抵飞机场，径直开到张学良的波音座机门旁，飞机已提前开热备用。随着一声怒吼，波音飞机离地腾空，当晚抵达洛阳，祝颂圣诞佳节。
（节选自宋美龄的《蒋夫人西安事变回忆录》）
宋美龄美国演说词（1943年）
议长先生，美国参议院各位议员，各位女士、先生：
受到诸位所代表的美国人民热情与真诚的欢迎，令我感动莫名。我事先不知今天要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只以为要到此说声“大家好，很高兴见到各位”并向贵国人民转宋美龄在美国演讲达敝国百姓的问候之意。不过，在来到此地之前，贵国副总统告诉我，他希望我和各位说几句话。
我并不擅长即席演说，事实上也根本称不上是演说家，但我不会因此怯场。因为前几天我在海德公园参观过总统图书馆，在那里看见的一些东西鼓励了我，让我感觉各位或许不会对我的即席演说要求太多。各位知道我在那里见到什么了吗？我看到了许多，但最让我感兴趣的，莫过于一个放着总统先生（即罗斯福总统——译注）演说草稿的玻璃箱，里头放着从第一份草稿到第二份草稿，一直到第六份草稿。昨天，我碰巧向总统先生提及此事，我说我很高兴知道，以他如此知名又公认为一流的演说家，还必须写这么多份草稿。他回答说，有时他一次演说得写12份草稿。因此，今天本人在此发表的即席演说，我确信各位一定会包容。
贵国和敝国之间有着160年悠久历史的情谊，我觉得贵国人民和敝国百姓有许许多多的相似点，而这些相似点正是两国情谊的基础，我也相信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感觉。
在此，我想说个小故事，来说明此一信念。杜立德将军和部下一起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中国大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上跳伞，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一句中国话“美国，美国”，也就是“美利坚”的意思（掌声），美国在中国话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敝国人民听了都笑开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说，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到他已经回到家了，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掌声）。
我来到贵国时是个小女孩，我熟悉贵国人民，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我生命中成长的岁月是和贵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我说你们的话，我想的和你们一样，说的也和你们一样。所以今天来到这里，我也感觉到我好像回到家了（掌声）。
不过，我相信不只是我回到了家，我觉得，如果中国人民会用你们的语言与你们说话，或是你们能了解我们的语言，他们会告诉你们，根本而言，我们都在为相同的理念奋战（如雷掌声）；我们有一致的理想，亦即贵国总统向全世界揭示的“四个自由”，自由的钟声、联合国自由的钟声和侵略者的丧钟响彻我国辽阔的土地（掌声）。
谨向各位保证，敝国人民深愿亦渴望为实现这些理想和贵国合作，因为我们希望这些理想不会流于空言，而是成为我们、我们的子子孙孙、全人类的真况实境（掌声）。
我们要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我想，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我刚想到的小故事。各位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被迫从汉口撤退，转入大后方继续抵抗侵略的时候，蒋委员长和我经过一处前线，就在长沙。有一天，我们上衡山，山上有一处有名的遗迹，叫“磨镜台”，是两千多年前的古迹。诸位或许有兴趣听听这古迹的故事。
两千年前，台址近旁有一座古老的佛寺。一名年轻的和尚来此修行，他整天盘腿坐禅，双手合十，口中喃喃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唱念佛号，日复一日，因为他希望成佛。
于是寺里的住持也跟着拿一块砖去磨一块石头，时时刻刻地磨，一天又一天地磨，一周又一周地磨。小和尚有时抬眼瞧瞧老和尚在做什么。住持只是一个劲儿拿砖磨石。终于有一天，小和尚对住持说：“大师，您每天拿这块砖磨石头，到底为什么呢？”住持答道：“我要用这块砖做镜子。”小和尚说：“可砖块是做不成镜子的呀，大师。”“没错。”住持说，“就像你成天光念阿弥陀佛，是成不了佛的。”（掌声）
因此，朋友们，我觉得，我们不但必须有理想，不但要昭告我们有理想，我们还必须以行动来落实理想（掌声）。所以，我要对诸位参议员先生，以及旁听席上的女士、先生们说，没有我们大家的积极协助，我们的领袖无法落实这些理想。诸位和我都必须谨记“磨镜台”的教训。
我谢谢大家。（全场掌声，议员与来宾起立。）
——本文选自美国国会记录第1080—1081页
